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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1日

張綺霞 訪談錄

為藝術創作試做保安 程展緯特殊方式爭勞工權益

藝術家程展緯,間中做打工仔,卻整天為打工仔忙碌,成功爭取不少機構的保安員和收銀員有凳坐。為切身了解苦況,擁有碩士學歷的他應徵保安員,以各渠道分享經歷,引起不少關注,推動改變。他常以藝術思考社會抗爭行動,因此來得溫和而富想像力,無論在什麼範疇都能放大效果,激起迴響。

今天積極介入各種社會議題的他,形容自己剛畢業的時候很「自閉」,但與許多港人一樣,當政治無法從生活切割,他也不得不以創作回應。而藝術可以做的是讓人與人聯繫、開拓感受和想像,找到不一樣的出路。「我常覺得藝術家不應只在藝術範疇發展,藝術框框裏面已經有太多想像,更應走向其他範疇,因為它們才是缺乏想像的地方。」

訪問當天,程展緯特地帶記者到立法會和政總走一圈,看他推動的保安員椅子,是他的作品《給保安員椅子運動》的一部分。一切起點在2007年,有一個星期六他經過藝術館,看到裏面的保安員樣子很累,閒談發現主因是沒有凳坐,從白天站到黑夜,非常疲憊,於是他在意見欄建議改善。館方沒有回應,他索性站在門外邀請走進館內的遊人都留意見,並向公共博物館逐個游說,終於「成功爭取」保安有椅子和合理的休息時間。

其後他發現許多公共機構的外判保安都有非人待遇,於是轉移陣地到立法會和政總,如今已有不少改善,但仍有一些位置未如理想。「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裏,有時10分鐘也沒有一個人走過,卻有2個人站定在那裏。」而就算一些地方設置椅子,也分成「可以坐」與「不敢坐」,如數個保安共用一張椅子,椅子離站崗地點甚遠,壓力下無人敢坐,形同虛設。

推動保安椅子後,有人反映收銀也有同樣問題,於是他又向連鎖超市寫信,只有百佳從善如流,其他超市不是拒絕,就是以緩慢速度改善。於是他又發起「放工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行動」,鼓勵一般市民監察和推動改變,「我想把這件事日常化,延續這種關顧。」

關乎打工尊嚴

許多人都把某些工種要長期站立看成理所當然,但他堅持如果站立於定點,應該要有一張椅子。「椅子是員工在工作環境中可以自主的設備,工作範圍愈多自主空間,就能愈有尊嚴。」但在推動過程中,他發現無論是一般市民還是保安員收銀員本身,都會以「係咁㗎啦」去回應,這思考方式才是最需要改變的地方。「藝術家負責的正是想像。」

在他看來,藝術家的功能在「產生感受」,推動大家更「關顧」彼此。「有感受就無法不回應,藝術品就是提供感受,把一種感受帶出,會引來更多感受,要社會改變,首先要有感受。」而他親自跑去做保安,也是想把真實體驗道出,讓更多人感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作被規限,如何消費服務也被設計。我們常欠缺位置去代入對方來思考。」當每個人都被塞進特定角色中,便不容易跳出理解眼前每一個人,剝削自然在眼底下發生。「消費者應該要出聲,說我不是想要這些,我不是想有一個人長期站在藝術品旁受苦。」

他多次到最沒有人關注的地點去,在最沒有權力的人群中,改寫整個勞工環境的想像。問到他會否覺得這些行動是「藝術行為」,他笑道:「我也不知道,也不會以此劃分,但從藝術學得的是,我有責任要把那些奇觀式的東西洞破,人的身份比藝術品本身重要。」

藝術容許失敗

許多作品或行動的起點不過是,他感到有人需要幫忙,看看能否用藝術方法去解決。「例如『騎劫空間』,嘗試短暫取代權力,見招拆招。」每次「成功爭取」背後都是漫長的功課,仔細研究細節,用各種方法向每個機構游說,一個機構改變一個細項再說服另一個仿效,層層推動大改變。作為藝術家,他笑言在行動上最大的優勢是「可以容許失敗」,而群眾的社會運動往往看重成敗,藝術家則沒此包袱,可作更多嘗試。他認為個體對個體往往比群體對群體更易解決問題,「如果你的對象是面目模糊,很難去解決什麼。但切開來做,對象是真實的,就容易接受改變。」

剛從藝術系畢業時,他做的只是狹義的藝術創作,「那時很自閉,用雙面膠紙黏貼出畫作,是很仔細的手工東西,沒有朋友。」後來他到澳洲墨爾本參加藝術家駐留創作計劃,打算沿用同樣方式,卻震驚地發現整個城市都沒有雙面膠紙出售,「你會發現你的創作有多脆弱」。

於是他決定開展其他形式的創作。「慢慢這種形式變成習慣。而且那個年代展覽的場地不多,很自然就從公共空間和生活上創作。Facebook仍未流行,所以做完後很多都是自己收起來,只是因為喜歡才做,不是為展覽。這種實踐方式也成為習慣。」保衞皇后碼頭運動是許多人的政治啟蒙,他也不例外,「當年click中我的是它的『公共空間』性質。」

他開始以藝術介入社會公共議題,例如與一眾社運人士在時代廣場空地野餐和作藝術行為,企圖把被商場佔據的公共空間重奪,參與成立「活化廳」以藝術連結社區,還有許多微小的藝術抗爭,如在《成報》刊登小廣告呼籲「天祥回家」,表達對《明報》前總編的不滿,最後被放在該報頭版。走出學院孤立的世界,看到更多社會真象,有所感受,便不得不以創作回應。

他愛在系統中找出運作的缺口,用想像力扭轉整件事情。例如過去的香港Art Basel,他從伯伯手上買下一車紙皮,推到展場當藝術品賣,名為「解款車」,竟然成功售出,更說服畫廊改變分紅慣例,把賣出收入三分之一歸伯伯,猶如開拓了另一種藝術市場運作模式。「資本主義最強的是,把所有事情安放在相同因果上,我最有興趣破壞這種關係,就如Matrix那樣,要找到那個缺口位。」

他的創作力量驚人,什麼事都可化成藝術行動。「許多人把創作看成是終點。我自己則習慣透過創作去感受,核心不是想表達什麼,而是可以帶我到什麼議題去。」如他曾購買籃球,放在家附近的籃球場中,上書「公共籃球」,剛開始時許多人都不看好,認為很快會被偷走,卻能被保存兩個多月才消失,在隔絕的社會常態中印證了聯繫的可能。「我想找『共同』,當共同的東西出現,事情便能變好。」

總有事情可做

傘後的挫敗情緒引發對立與猜疑,如何解開當中的結,他認為依然要從「共同」入手。「我覺得打工仔的身份是很好的,大家都會明白彼此被壓抑的狀態,是最大的『共同』。」

「我一直都不覺得香港是個難推動改變的地方,只是還差click的位,或許是藝術、想像的位置,在於我們如何調節自己身份。」對於龐大僵化、無論有多大的群眾運動都無法改變的體制,不少人覺得失望,而他這種「個體對個體」、逐小改變的抗爭手法,或許是走下去的出路?他答:「未必是出路,我覺得應關注身邊事而已。」

「如果4萬人可以為了保安一張椅子而圍立法會,就真的可以有普選了。上次我遊行時看到沿途許多零售店舖,也會走進去看看有沒有椅子。大的議題很重要,但更重要是每天的關注及參與。傘後的無力是,因為我們對着看不見的空氣,怎麼打也打不着,但身邊總有些事情是你可以做的。」

未來他希望能推動本地對服務業想像的改變,例如要推翻劉德華在廣告中「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夠㗎」的想法,這種以旅遊消費者為本位、永遠不足的狀態最後常成了剝削理由。禮貌只為迎合短暫的消費才被賦予價值,而不是提倡社會應彼此建立關係、擁有同理心,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能否用一個本地人的角度去重看這些問題?」

除了創作,他日常大部分時間都在照顧女兒。藝術家都習慣站在獨立位置上,女兒出生後他的思考有所改變,嘗試透過創作去建立關係。「女兒出現起初是『爭時間』,衝突位也有不舒服,但後來她變成我的創作對象,不是找她來玩,而是開始關顧她,享受與她一起,而不是『搞掂她』。這種過程我比所有爸爸都慢。」雖然他自言不夠好,但每次提到女兒臉上都露出甜笑。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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