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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6日

張綺霞 訪談錄

閻連科堅持書寫黑暗

2014年,在捷克布拉格卡夫卡文學獎頒獎禮上, 中國作家閻連科說自己是「上天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黑暗的人」,就如鄉下那個自如行走在黑夜中卻打開電筒為他人照明的盲人,寫作是要探索黑暗,同時也在黑暗中為他人帶來一點光。因為最大的黑暗,莫過於人們對黑暗的適應。

一年後,他的新作《日熄》面世,說的正是黑暗世界的故事。一條村莊在一夜之間陷入了集體夢遊,而且因特殊天氣,日光消失,在不會結束的暗黑中,人們把心中的獸慾釋放,到處姦淫擄掠,更跌進遠古歷史的戰鬥記憶,回歸封建制度,投入權力鬥爭,展開一場又一場殺戮,然而仍有人願意捨身成仁,自焚於山上,化成喚醒人的一道人工日光。在黑暗中的那一點良善之光,正是閻連科最想書寫的事。

2005年,閻連科的小說《為人民服務》被禁,小說寫文革時一位解放軍長官太太利用權力,以「為人民服務」木牌為暗示,要求勤務兵提供性服務,當時的查禁理由為「詆毀毛澤東,詆毀人民軍隊」。其後他訪查河南因賣血而爆發愛滋病的村落,寫成《丁莊夢》,同樣被禁,自此被外界稱為「禁書作家」。然而他並非一個着力挑戰禁忌的作家,只是寫自己想說的故事。「禁書並不代表是好書,你被禁了並不代表你就是個好作家。禁不重要,你能寫出好書更重要。《為人民服務》被禁,但我認為沒被禁的《堅硬如水》比它好多。」

在布拉格頒獎台上,閻連科曾提到當代中國的各種亂象,人心如何被金錢和權力掏空及知識分子在其中保持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多年來,他最大的焦慮並非作品被查禁,而是無法準確用語言刻畫當下的黑暗與光明,「無法用文學來描述這個社會和人的複雜」。

「社會複雜、豐富、荒謬,而且還蓬勃有力量,我經常開玩笑說,今天中國像是垃圾場上開滿鮮花,文學無法表達這些。文學的無力在於無法面對龐大複雜的現實。還有今天中國人的複雜性,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人群的複雜扭曲,這都不是一個作家有能力去把握的。」

文學難處

在他學習寫作的年代,經常會受十九二十世紀的文學書寫影響,然而當他把這種寫法放到今天的時代,總感到格格不入。「如果想像托爾斯泰那樣找到一個人物,如《安娜卡列尼娜》寫出貴胄女性複雜的內心,《復活》寫出男性貴胄懺悔的心靈,目前還沒有這樣一個人物,寫這個人物就能寫出時代。」

「一個時代應該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難處就在於你不知道什麼文學才是屬於這個時代。」而在國際文壇中,他也為尋找中國書寫位置而感到焦慮。「我們面對的世界是豐富複雜,同時也是陳舊的。對中國人來說是新的生活,但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可能是舊的。」

他的新作《日熄》奪得第6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日前來港出席頒獎禮。《日熄》在台灣首版前已多番修改,但他不滿意氣氛調子偏向黑色,改了四五次,準備再版。「那種殘酷黑色的基調扭轉了蠻多。人在夢中不光有黑暗的,也有非常美好的一面。主要人物沒有大變動,但會更想寫次要人物黑暗中的一點小光明,人在罪惡中的一點善良,每一個情節都有非常蹊蹺的變化。」

《日熄》的故事其實放在他心中多年,但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講故事方法」,「好多年前我回老家奔喪,去到火葬場聽到一些聞所未聞的事情。」當時政府限制人民只能火葬不能土葬,更設立告密制度禁止偷偷土葬。為了讓死者安寧,有一家人竟隱瞞家中老人病情,停止治療,如常生活,待其死後私自埋葬,更去到另一個山頭上哭墳,半年後才被人發現老人已不在。「對死亡的無奈和恐懼,是貫穿我小說的主題。」故事以他的家鄉為原型,他表示,村莊生活封閉平淡,因此對生死變化有更激烈的情緒。「單是把土葬改火葬,那種激盪就已經超出想像。」

一再夢遊

從生死的思考出發,他更關注的是人如何活着。於是他用一場盛大的夢遊來構建這個故事,以半生半死的狀態講生存。「有了夢遊作為講故事的方法,故事就成熟了。起初是透過夢遊說火葬場,到後來火葬場只是其中一個情節。」

在那個失序的世界,人們被金錢和慾望主宰的牢籠困鎖,為了求生投入權力機器中,互相殺戮。但仍是會有人願意超越,就如主角李天保叫兒子不要把自己喚醒,好讓自己在夢中自焚來叫醒所有人,「在一片混亂中,李天保一家仍是有秩序的,對自己的罪惡有懺悔,想喚醒他人來贖罪,可是他們拯救別人的行動,也只有在夢中才敢做。」

他不希望寫完全善良或完全醜惡的人,在兩者之間的人性掙扎才最吸引他,正如李天保在夢中坦承罪孽,表示自己是出賣鄰里、讓他人死不安寧的告密者,在被死者家人報復的生死關頭卻又驚醒,馬上否定罪咎,卑鄙求存,而在自焚的偉大一刻,他突然醒來,在劇痛中企圖逃走退縮。「這些都是很微妙的,說明這種(善良)是更深層的東西。」

在不同小說中,他也寫過夢遊,這次寫集體無法醒轉的夢遊,不禁讓人想到當下中國的種種荒謬現象和心理狀況。但他笑言夢遊並無特別寓意,純粹是一種想像出來的狀態,用來深挖各人靈魂。「寫作就是要考察一個人最深層的內心,哪怕那是最黑暗的,無論是慾望還是靈魂,都想把這個東西表達出來。就算是如何偉大的人物,也有一些不曾說出的想法,無論是骯髒齷齪還是陽光美好,夢遊中這些東西都能落實到行動上。」

小說中也有他自己出現,同樣叫閻連科,卻是一個無力的人物,為自己江郎才盡而終日發愁,對外界人事隔絕疏離,在整村人都殺紅了眼時,他只記掛自己的小說。「我曾想過讓作家去把大家喚醒,後來發現這樣他實在有點太自戀了,讓主人翁去做,讓他也參與一些。最重要是透過李天保一家,寫出那種最底層人物的力量。」書中作家常為沒有靈感苦惱,他笑言是真實的擔憂。「總會擔心有一天會江郎才盡」。

多年來他不斷突破自己,作出不同嘗試,以不同角度和事件切入社會亂象中,如今回看,他認為一些作品有其時代意義,也有不滿意的作品,如《風雅頌》和《丁莊夢》,「你會覺得可以寫得更好。但作家都是這樣,在不經意之間,可能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寫出來了,後面的努力都是白費,對小說不滿意,並不代表你可以寫得比以前好。但你總要努力嘗試。」

臉皮變厚

《丁莊夢》是他最感惋惜的小說。「那可以是一個了不得的小說故事題材,但確實把它浪費掉了。無論讀者多麼喜歡,製造了多少影響,你確實知道能把它寫得更好一點。」當時他因《為人民服務》被禁陷入恐懼,寫作這個敏感議題時也先做了妥協,但最後仍被禁。縱然放不下,他也無法回到當時的心境去重寫。「我不會重寫作品,需要你講的新鮮的、不一樣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在《丁莊夢》後,他沒再嘗試以大量資料蒐集、介入社會議題的方式創作,反而更多從想像出發,書寫荒誕而帶有寓言色彩的故事。「雖然為《丁莊夢》做了很多東西,卻跟生活沒有直接對應,後來我發現想像遠比一個作家的生活體驗重要得多了。一分的想像可以寫出十分的現實。沒有想像力的作家,十分的現實也只能表達一分的真實。」他一直尋找更新更獨特的表達形式。「未來會寫怎麼樣的不知道,但你會知道在寫的時候沒有放開自己的想像。」

年輕時,他也感到外在的無形壓力,或多或少內化到作品裏。但他笑言,活到如今的年齡, 無論書會不會被禁,別人有何評價,已經覺得不重要了。「現在年紀大了臉皮也厚了,想寫什麼就寫。除了你的才華,沒有東西能約束你。」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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