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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3日

張綺霞 舞台焦點

百老滙劇作家黃哲倫 永恒身份疑問

身份近年成為港人常談論的議題,膚色與血統為天生,身份卻是後天的文化認同根據,需要自行尋找和建構,從梳理歷史出發,定義當下的存在位置,再思考未來路向。

人窮一生追問我是誰,或許最後都沒有答案,然而對美籍華裔劇作家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來說,提問本身已有其意義。

他的劇作總是與身份及文化的衝突有關,就算是為迪士尼創作百老滙音樂劇《泰山》也在不斷問「我是誰」。他笑言:「身份問題是世界性的,無論是在中華與美國文化之間,還是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這個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終極答案,但仍要不斷問下去,因為身份總是不斷改變,定義現在的自己,才能找到與過去及未來的差別,才有繼續改變的動力。」

這次黃哲倫是應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邀請來港,以《跨界劇本寫作》為題演講,介紹自己有份籌辦的中美劇作家交流計劃。計劃早在2013年開始,邀請中港台三地的劇作家到紐約去,把他們的劇作翻譯成英文並舉辦讀劇工作坊,「希望可以發展成長期項目,同時也把美國劇作家帶到華語地區。」他們另外也邀請了賴聲川到美國共同創作英語歌劇《紅樓夢》,將於9月首演。

在與華語劇作家的交流中,他發現原來「中華」也是多元的,海外華人、台灣華人、香港華人與內地來自上海及北京的華人,對「中華」都有不同詮釋。「如何界定華人身份,每個人都有掙扎,我們都想找出與傳統的關係,了解過去對我們現在的影響。唯一相同的是,我們都是不同的。(笑)」

早摘東尼獎

美國人、華人乃至菲律賓華僑後代的身份,在他身上同樣起作用。「我覺得如今世代,人們普遍都帶有多於一種身份,是混雜的。」他在五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成長,當時美國人對身份想像單一,種族歧視嚴重,從小父母希望黃哲倫去掉華人身份融入美國文化,而他也努力學習主流作風,以免被人劃為亞洲人與華人。「我小時候甚至不知道農曆新年是什麼,交了個華裔女朋友,她的家為此慶祝,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上了大學,他要離家讀書,開始了劇本寫作,在向內尋找靈感的過程中,才開始挖掘身份。「什麼是華人,什麼是亞洲人,都讓我思考很多。」於是他從大量閱讀中了解中華文化歷史,又學普通話,並以身份掙扎為題材創作劇本。雖然當時社會歧視仍嚴重,然而隨着八十年代中國逐漸開放,美國人也對華人文化愈感興趣,他的劇作得到不少關注。

在22歲還未畢業時,他的第一個劇作《新移民》(FOB)就獲垂青,在百老滙上演。30歲那年,他根據中國間諜時佩璞男扮女裝與法人結婚偷取情報的故事,寫成《蝴蝶君》(M. Butterfly),取得空前成功,令他摘下劇作界最高榮譽的東尼獎,成為首位奪得此獎的華裔編劇。

世界性議題

在白人主導的劇壇,他幸運地成為例外,沒有遇上太多困難就被看見。「但這同時也是事業上的限制。每個人都把我當成是一個種族劇作家,只會寫美國華人有關的事。」成功後是漫長的重新自我定義,此後10年,他努力走出《蝴蝶君》影子,後來想通,劇作是自己的一部分,為何要割離?

「其實有一個作品很多人都能認識是幸運的事情」。於是他延續身份掙扎的題材,寫下尋根之作《金童子》(Golden Child),又將自己面對種族歧視的經歷化身喜劇《黃面佬》(Yellow Face)。近年多次回內地工作的他,又以中美文化衝突為題,寫下《中式英語》(Chinglish),作品都引起不少話題。

除了美國,他的作品在亞洲地區多次上演。他笑言,自己總是寫身份掙扎,因此在文化衝突劇烈、有身份認同危機的地區如香港、新加坡等,觀眾總有更深切的感受和理解。「《黃面佬》在墨西哥上演,觀眾竟也能理解和喜歡。而在日本最受歡迎的是《蝴蝶君》,原來他們對西方人如何看亞洲非常好奇。你總無法預計觀眾的反應。」

從美國華人身份開始,到國際關係的 探索,如今他又兜回了原點,想以美國社會文化為題創作。「我以為一切與多元文化有關的議題,即美國是由不同文化及身份構成這件事,在好早以前已經達到共識。但如今好像又不是那一回事,特朗普上場,以白人男性為主的群體多次表達對少數族裔的憤怒,讓人發現原來這議題仍未解決。美國對我來說又變得有趣了。」

種族衝突在世界各地日益加劇,如美國近日因種族歧視引發殺警事件,隨着各國交往愈來愈頻繁,民粹、種族歧視、威權主義等也有愈來愈多信眾,他相信未來世界仍能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只是未來10年的環境可能艱難些」,而戲劇與藝術,正能在這環境中讓人反思自身和身處的世界,「我不相信一個演出能改變人心什麼的,那是我寫不來的東西。但我覺得劇場是個凝聚了各種議題的空間,把它們放在舞台上,要人好好思考。」

平等路漫長

近年百老滙的劇種也有更多元的趨勢,去年音樂劇《漢密爾頓》(Hamilton)破格地起用多種膚色的演員,取得巨大成功,「在你把好東西擺出前,觀眾未必知道自己要什麼。」但他仍覺得劇場在種族平等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並引述統計數字,指出少數族裔的演員佔紐約總演出人數仍不足三成。「我們的觀眾在不斷改變,然而劇場仍未跟得上進度。」

到現在他的中文已忘得七七八八,劇作就算與中文有關,也是先寫英文再請人翻譯。但他自言,在某方面上,父母還是默默地將華人文化思想灌輸給他。

「例如我要很艱難才能提出否定意見。在人際關係上,華人總是喜歡少對抗、多和諧。然而在美國文化中,對抗這舉動總是獲得更多尊重,就算你在會議中跟別人爭吵,過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是兩種不同相處方式。」他笑言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到了四五十歲左右,他才真正能表達異議乃至憤怒情緒。

他的一子一女都是混血兒,兒子已經20歲,希望成為足球員,問到可會想兒子繼承衣缽?他哈哈一笑,說自己家族可沒有這傳統:「他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吧,我也沒有跟我爸爸的(其父為美國遠東國民銀行創辦人)。我爺爺不聽我太爺的,自己跑了去上海,我的爸爸不聽我爺爺的,自己跑了去美國,我也不顧爸爸反對成為劇作家,所以我兒子有這想法很自然!」

兩個孩子都如他那樣,經歷身份認同的掙扎。「我兒子的臉孔很不亞洲,卻認為自己是華人,然而身邊的人都不覺得,臉孔很亞洲的女兒則相反。他們都面對着各種矛盾,受各種亞洲文化感染,對自己的種族也很有意識。紐約相對來說環境較自由,我希望他們這一代更能活出自己。」

撰文:張綺霞

[email protected]

攝影:陳縱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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