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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3日

張綺霞 訪談錄

又一山人.黃炳培
雙重身份繼續游離

本地創作人黃炳培有兩個身份,一個是做商業廣告推廣的Stanley Wong,一個是做各種媒介創作的又一山人,但有時候兩個身份也會互相混雜,做對方會做的事,用又一山人去做商業推廣,用Stanley Wong去傳遞自己的信念。他不喜歡被限死於某一個框框某一個系統中,從不否定自己身份或行事的混雜性質。

因為這種取向,他在各個系統中也有不確定的定位,雖然喜歡教育卻不肯擔任穩定的教席,為政府做了不少推廣宣傳卻又非在建制內有穩定位置,似乎不屬於哪個圈子又經常出現在不同的圈子內,這種游離性格,他歸根於父親孤獨性情的遺傳。

Stanley的父親為五十年代移民潮來港的裁縫,嚴肅孤僻,「他是典型的嚴父,我一生中數得出與他說過多少句話。」雖然交流不多,但父親的一言一行他都深刻印在心中。他記得當初告訴父親自己想去讀時裝設計,父親只有一句話:「我不贊成。我沒有錢供你去法國讀,你在香港讀有什麼前途?」一下就打消了他的念頭,如今看來,他笑言也有道理。「從前老竇說一句,你心裏也不夠膽不同意,更別提駁嘴。」

於是他日間讀師範,晚上讀平面設計,他從來都不是愛穩定的人,讀完師範不教書,卻跑去做人工低一半的平面設計師,對於他選擇的路,父親總是無法理解,卻沒說什麼,後來他做出了成績,也沒有稱讚他一句,只是一次飲茶發現兒子登上了英文報紙,竟主動要求兒子把它留下,慎重收起。他自嘲道:「那是我所感受到他最尊重我的一次。」然而父親孤獨的性情,他也有所遺傳。「在商業的運作中,往往是自己不討好自己。但不要緊,辛苦也是我喜歡走的路。」

在訪問中,出現得最多的是「互利」兩個字,這種互利思維,源於他多年來在商界工作的背景。「我從來都是很商業的人,從平面設計師到做廣告公司,在廣告公司打了15年工,大企業、大商業項目、零售地產我都做過許多。」Stanley的事業路在外人看來一帆風順,三十出頭,已經在全港最大的廣告公司工作,人工不錯,也獲得不少獎項,因為接連一系列地鐵廣告的創作,很多人都叫他「地鐵那個Stanley Wong」。問到自己是否比其他人幸運,他哈哈一笑,「看你怎樣看啦!我是工作20小時捱回來的。」

一夢驚醒

名成利就的時候,他卻愈來愈迷惘。「當時我有一種成就感。但又想,自己還有二三十年才可退休,是否要在這角色上一直重複?」某天他夢到自己瀕死,在病床上向親友交代自己一生:「我說,自己是幾有創意的,能讓人多搭地鐵,幫人賣多些波鞋牛仔褲,賣多兩層樓,這就是我一生。夢到這裏,我覺得自己已經講不過自己。付出很大,除了健康,也沒有時間給朋友與親人,很大壓力,近乎把自己條命擺上枱,但一生的成就只是如此。」醒來後,他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在工作互利條件之外,我還能做什麼?」

於是他決定改變人生方向,並為自己起了又一山人的別名,猶如為自己創造商業以外的另一個角色,並決定在接下來的日子為「人與人的和諧」而創作。「或許是日常工作看得太多辦公室政治,這在廣告公司尤其嚴重,公司內共三百多人,同事與同事間、廣告公司與客戶之間、廣告公司與廣告公司之間都有,我們那一行太抽象,沒有絕對答案,因此有很多個人的理解,總是堅持『我才是對的』,充滿人與人之間的爭執。」

利用帆布創作的紅白藍系列由此而生,平凡的紅白藍帆布,他認為是代表自己成長年代的香港精神,「六七十年代的人是很襟捱的,而且也在很有憧憬的心態中捱,不是沒辦法、被迫的。」他慨嘆今不如昔:「我們說了十多年正面香港,積極香港,覺得我們仍不夠正面積極。」

「我是那個年代訓練出來,我們的信念是如此,我們不怕多做,不怕辛苦,相信做多些明天會更好,甚至會有『大家好』的感覺。今天那種群體的bonding薄弱,可能是因為社會的氣候、科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而且隔了兩三代,富裕後有條件,就沒有了這種拚勁。透過紅白藍,我一直想說的是,我們應該有回那種態度,去推動自己向前。」

系統以外

2000年他辭去廣告公司工作,自己創立工作室,用又一山人的身份做各樣的創作,跨界到導演、藝術、攝影等範疇,同時也繼續用Stanley Wong身份做商業廣告創作。隨後兩個身份開始互相影響,「用藝術的理念做商業推廣,或者用商業推廣的態度,做個人項目。」到後來,他甚至用又一山人去做商業項目,把他所提倡的東方美學與人文精神應用於內地服裝品牌、文化企業、地產等推廣上,他認為這種跨界也是當下市場推廣的潮流。

究竟他是為藝術而創作還是為商業而設計?「我偏不想在一個劃死的範圍中說一件事, 凡事也可有不同的切入點。」他拒絕以平台或媒介來界定自己可做的事。「我只是一個視覺溝通人。為何要分那麼多圈子?坦白說我只是做溝通工作,無論是為人或自己。哪個平台哪個媒體其實不要刻意劃定。」

他的工作觸及商業、社會企業、慈善範疇, 也為政府做過不少宣傳工作,從梁振英競選特首時的「齊心」標誌,到後來的「築福香港」運動。記者問他覺得自己的定位是在建制內還是外?說到這,他的語氣也變得嚴肅;「我不想被框住,我有自己的方法,可能是我爸遺傳給我的,我的性格是不喜歡靠人,從來都是一個人工作。」

他表示,自己一直安於不從屬於任何系統的位置。「我知道那個系統、方法、等級制度是怎樣的,那部分別人來做好了,我要做的是另一種事。我要做一個邊緣的人,坦白說當然也有計算,讓建制和系統內的人覺得我有用,然後叫我參與。如果不在任何系統內,那就只能坐在一旁。」

「幫政府做事,我是對那件事。當然大家有說法是,不相信政府,不應在這大系統內做事。但我不計較這些,因為project本身,例如與扶貧委員會做『築福香港』,brief說,能幫人是一種福氣,與我紅白藍(系列)講正面積極,人與人的互信,是沒有衝突的,因此不能不參與。我是對事不對人的。什麼系統,什麼制度,我從來都不管。」

說到本地創意產業發展的情況,他相信過去10年,政府投放了不少資源,創意產業的生態是有正面發展的。「但在內容上我們如何要求自己向前走,要求自己有進步,有定位?我對香港創意生態的這一點是很擔憂的。」他舉例,就廣告公司表現來說,「沒有特別的進步,可以說是不進則退。鄰近城市不斷向前,今天我們仍未找到優越的定位。」

中國身份

他批評,新一代無法理解「傳承」的重要,很快就想自成一家。「所有哲學、美學都應該源於我們是一個東方的中國人。」說這話後他自行消毒,強調這並非針對「中國人詞彙的第二個角度」,接着又表示:「如果說我們不是中國華人,中國香港人,要切割成這樣……為何不利用我們深厚的backup去做獨當一面的(事),而去切割、不認同、不關心呢?這是嚴重的。」

他認為,創意工業中每個範疇都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定位。「要從今天落地向前走,而不只是說我當天是什麼。」他進一步解釋,自己並非想批評政治上的本土主義,但認為本地創意產業工作者不應以地域自限。「例如有設計師說自己為了香港做了什麼出色作品,不會參與上海的項目。香港過了邊境從事創意工業的人是很少的,相反北京畢業的學生則視到其他內地城市工作為正常。從前那種自給自足的小港,把一切劃開的想法,其實不適用於今天。」

過去10年,他也多次在內地工作,表示如果沒有參與過這些的話,他只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但今天,我很有信心說,我是個中國設計師,一個中國創作人。」

撰文:張綺霞

[email protected]

攝影:陳縱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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