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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3日

張綺霞 幕後人語

推土機剷平稻田 台片質疑發展暴力

在發展主義思維中,一切人事都要讓路予金錢。香港一項又一項的工程把僅有農地摧毀,甚至粗暴地將房屋剷平,加速發展步伐。反觀台灣近年有不少人積極推動本土農業發展與復耕,提倡另一種生活方式,以土地作生活與身份的依歸。《太陽的孩子》正是在這思潮中誕生。電影在太陽花運動後拍攝,反服貿中,台灣討論了許多如何保持主體性的問題,而原住民也在漢人社會中尋找身份出路。此片導演之一鄭有傑認為兩者面對相似危機:「當部落面對強大的經濟誘惑,願不願意把土地、文化、尊嚴、主權全部換掉?」

電影的緣起,是因為鄭有傑看到勒嘎. 舒米拍攝的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看到舒米在片中記錄母親如何連同阿美族原住民合力修復水圳,復耕梯田,讓鄭大受感動。拍電影多年,從獲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石碇的夏天》開始,他的工作不斷,卻慢慢迷失,開始跌入成規中,麻木取代熱情。「開始想拍這個會否得獎?會否賺錢?我會得到什麼?」

然而在這個靠自學和直覺成就的紀錄片中,他看到純粹的對人與土地的關懷,看到自己拍電影的初衷。「這一切我已經忘記很久」。於是鄭有傑主動聯絡舒米,合力把故事改編成電影。

兩個導演各有迷惘

在成長過程中,今次應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邀請來港的鄭與舒米都經歷過身份認同的迷惘,都無法扎根自己的土地。電影提出最重要的一點是,只要認同土地,接受自己的根,人才能認同自己的身份。

鄭出生於不斷遷移的閩南家族,祖先從內地移民台灣,日治時爺爺從台灣移民日本,父親卻從日本移居回台灣,家中仍保留日本作風,日常以日語交談。然而在排日的環境下,鄭自小被標籤為漢奸,受同學排斥,轉校後決定隱藏身份,並刻意疏遠父親,努力成為地道台灣人。

上了大學,他才開始因為原住民小說家夏曼藍波安的小說《冷海情深》認真思考「我是誰」的問題。小說主人翁回到部落重新發現自己,「我沒有部落可回,也沒有一種我應該要回復的生活或價值觀,已找不到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這件事讓人空虛。可能一直找不到答案,才會一直追尋。」直到好友提醒他,「定義你的不是血統,而是你的行為」。他才豁然開朗,發現自己的作品一直與混雜的身份有關。「我拍的電影就是在塑造我這個人。不斷提問與建構。」

而生於阿美族部落的舒米,父母離異,幼年隨父親移居台南,因為口音飽受歧視,遂努力隱藏,更以中文名自稱。服完兵役後,他回到母親的部落尋根,但作為年輕人,在人口老化的部落中倍感彆扭,工作機會不多,生活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他對故鄉感到非常陌生。他偶爾拿起攝影機,以鏡頭重新觀察眼前一切。「一開始拍攝時並沒想過要變成作品,沒有主題也沒有目標。」母親正準備復耕梯田,他就自然地跟着拍,慢慢學到更多,拍攝開拓了他的眼光,也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與責任,決定把片段剪輯成片,讓更多人認識這故事。

現實中,復耕需要面對很多阻力,他也曾跟別人一樣,對母親的信念有所懷疑,舒米表示:「那個困難往往比電影所呈現的更多,超過一部電影能說的,需要更長的時間,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毅力去撐、去相信,一個弱女子要去面對這麼龐大的東西,唯一能支撐的只有信念。」

生命無根,或許是因為源自對土地的輕視。原住民相信,只有能守住土地,將來孩子便知道回家的路在哪。在回到部落前,舒米與許多年輕人一樣,不知生存為何,打着一些不甚順意卻忙碌的工,每個月都把錢花光,但回到部落後,才發現世界上還有一些人過着節奏和態度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在反思中,他慢慢明白賺再多的錢,也比不上認真地生活那麼重要。「選擇怎樣的生活,才會變成怎樣的自己」。

在拍攝過程中,他體會先民的智慧對改變當下困境尤其重要。「從前原住民的概念是土地不屬於我,而是我屬於土地。我只是過客。」然而在現代化的社會,人類只追求片刻的歡樂,不少原住民都把祖先土地賣掉,迎來更多旅客和有錢人,當推土機摧毀原來的好山好水,他們才發現失去了最珍貴的東西。從母親和族人的態度中,舒米體會到人與自然共生的重要。「你給了自然什麼,她自然回饋。現在普遍的思維覺得人類是最大的,總是不斷向自然取東西,將它變成自己的。」不斷耗用自然資源必會惹來反饋,近年常有異像出現,然而不少人仍自欺。舒米慨嘆:「我們拿太多還太少」。

阿美族媽媽播種子

電影以Panay一家故事為中心,在港口的部落中,賣農地建酒店,發展旅遊業的呼聲甚高。Panay老父身患癌症,不夠錢接受最好的治療,卻念念不忘要修復水圳復耕稻田,渴望延續部落生活歷史,Panay為完成老父心願多番挑戰互相勾結的政府機構與財團,並說服鄉民,申請外來援助,成功實現願望,眼看金黃稻穗纍纍,卻遇上政府陰招取地,有警察護航的推土機將人推開將稻田剷平,這一切,香港人應覺得似曾相識。鄭認為,這樣的問題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狂潮中無處不在,「是否應該放慢腳步去思考,接下來地球會變成怎樣?」

電影中處處看見內地資金注入台灣後,環境和社會所受的巨大衝擊,鄭表示, 電影並非反對賺錢,只是想人們思考賺錢的方式。「重點不是這筆錢來自哪裏,而是人們會拿什麼去換這筆龐大的資金。漸漸發現,原來你什麼都可以換,但最後才發現,除了錢以外就什麼都沒有。」

電影中母親告訴女兒決定辭工回家復耕,說了一句「我們不會很窮,只是會沒有錢」,女兒不相信,說「還不是一樣?」帶出的正是貨幣出現後對原住民傳統價值觀的扭曲,「貨幣出現後,才會有所謂的貧窮」,人們開始追逐浮動的金錢數字,慾望不斷滋長,卻忘了真正而長久的富足。

拍攝時,他們沒有把自己的野心放大,相信人遠比作品重要。也因此,電影不如鄭前作那般風格化,他解釋,不希望拍攝變成操控的過程,要讓人與土地表現出原來的美,「讓他們給我什麼,而不是我去控制它給我什麼東西。」電影用上大量素人演員,茄喱啡都是部落街坊,在不少電影場面均沒有人喊action或cut,只是把攝影機放在群眾中,讓他們自行發揮。例如拍攝爺爺與孫子共同走上聖山的一幕,就是老演員坐下來跟孩子說話偶然成就的。「那些我們都沒有寫在劇本裏,是阿公自己跟他聊,攝影師拍後我才留意到。」

當時老人語重心長地勸孩子「不要怕」,述說部落歷史,期望他未來能代替自己登上聖山。這時,一隻蝴蝶飛來落在老人身上,畫面非常神聖,讓鄭印象甚深。他想到自己因為幼年心結疏遠當時已不在人世的父親,老人的話讓他感受到久違的、來自父輩的溫暖祝福。「那句『不要怕』後來常出現在腦海裏,每當我失去信心時,那一幕給我很大的力量。」

香港也有不少年輕人發展本土農業, 追尋身份的意圖與這部電影相近,但社會普遍不看好,鄭也坦言,台灣的復耕也不知能持續多久,「但不能什麼都不做,總得為自己相信的奮力一搏。」

舒米表示,故事是虛構的,但在多場映後分享會上,許多人也分享類似的感受與經歷。他感嘆如電影沒提出這個議題, 可能就會被社會、媒體、學校忽略。鄭表示,一部電影或一個人沒有能力去改變世界,人心改變困難,但他希望電影能在觀眾心中播下種子,就如當初舒米媽媽感動了部族一起推動復耕,舒米的記錄片感動了鄭去拍攝電影,影響力如漣漪層層擴散。

撰文:張綺霞

[email protected]

攝影:陳縱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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