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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5日

張綺霞 訪談錄

中醫師李甯漢 半世紀中草藥緣

香港本地的植物學研究在開埠早年已經開始,成果頗豐,但中草藥研究方面仍有待發展。今年八十多歲的李甯漢中醫師是其中一位本地中草藥研究者,雖然他自謙只是業餘而為,但過去人生中有超過一半時間都花在此,至今仍孜孜不倦,除了是因為他本身有極大的熱情,同時也是因為前輩胡秀英教授的啟發。

「她對自己專業的愛好與熱情很能影響身邊的人。有次我與她聊天,問:人生有何意義?她答:多作貢獻吧!她是身體力行做到這點。」趁有餘力多作貢獻,是他多年來對自己的期許。

李醫師的家擺滿了各種中醫和植物學書籍,但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墨寶。他愛寫書法,更愛寫詩,曾把過去人生的種種經歷,都變成了古雅的詩句。他1933年在廣東台山出生,歷經戰亂,學業被中斷,更懂得知識可貴。戰後他移居香港,跟隨在此地做中醫的父親生活,卻被認為「讀書少文化不足」,要他先到報館學執字粒,至六十年代才能重新學醫。當時他進入菁華中醫學院修讀全科和研究院課程,其中他對一門課特別有興趣,那就是莊兆祥教授的山藥學,經常跟他上山,辨認各種草藥。

從六十年代開始,內地致力研究草藥和針灸,於是李與一群同事便想到要研究香港的草藥,並在1973年舉辦草藥班,培養和招攬了不少人力,最後在1976年於大會堂舉辦了一場「香港草藥展」,展出超過四百盤草藥,短短3天就吸引近3萬人參觀,成為一時佳話。展覽完結後,許多人都建議要保留草藥標本,出版商更邀請他們把成果輯錄成書,成為後來的八輯《香港中草藥》。

當時編書最大的問題是圖片,「我們主編都學會了拍照,是因為請不起攝影師的緣故,誰會願意天天跟你跑大東山?」為了寫書,他更大花一千三百多元購買微距鏡頭相機,「我們拍幻燈片,印出來非一般照片可比。」當時香港家庭月入中位數不過一千四百多,足見其昂貴程度。為了尋覓植物芳蹤,他一有空就往山上跑,「有些植物要等它開花結果才能辨認,錯過了花期要再等一年,要經常留意着。」

雖然推出前銷量不被看好,但後來反應頗佳,最近更獲出版社邀請將整套書重新整理,按科屬排列近900種的草藥,也加入新發現的品種,成為新版《香港中草藥大全》。由於兩名主編以嚴謹見稱,重訂工作一做就7年。當中除了植物特徵,也附上性味功效、藥理作用等,希望能幫助中藥研究者。

胡秀英「入室」弟子

為了這套書,兩位主編李醫師與劉啟文博士花上了四十多年的光陰,香港的中草藥真的有研究價值嗎?他回答:「不少基礎研究為應用研究服務,很難從一開始就斷定其有用還是無用,最重要是增加本地研究資源。他日香港政府若要發展中醫藥,也有本地品種可種。」他舉例,本地產的山海螺(四葉參)是難得的養陰解毒之藥,病後和產後乳少均可用,只是藥用價值未完全被研究。香港因為殖民統治,植物研究在早年已經開始,政府的標本室存有過百年的標本,「香港很威水,發現了約150種世界新種,都是從前植物學家的功勞。」只是中藥研究仍落後他人。「西醫基業穩固,中醫發展仍不理想。」

早在1976年,因為製作標本的需要,李、劉兩人已經結識了著名植物學家胡秀英。「雖然我不是正式在大學讀書的學生,但卻常與植物學家一起研究。」因為喜歡採集和收藏植物標本,他經常向胡秀英請教,從中建立深厚情誼。「她年紀大了沒有上山,我們從山上採了標本回來請她鑑定,她很開心,說要我做她的手。」喜歡爬山的他,較享受採集標本。「我們保持了很長期的我採標本、她鑑定標本的關係。」雖然沒有正式跟胡在大學上課,但他也自嘲是她的入室弟子,「是入標本室!」

說到這位已故的前輩,他讚揚對方既有學問也有修養。「她雖然是世界知名的植物學家,卻不會看不起我們這些無名小卒,反而讚我們為先鋒隊,鼓勵我們繼續前進。她很關心身邊的人,完全沒有架子,因此也換來很多別人的關心。」後來他們的本地草藥書籍出版,更獲她忙裏抽空,揮筆贈言,笑言這群人太瘋狂。李醫師靦覥一笑:「我們不是瘋狂,是狂熱,是因為熱愛。」

香港有不少本地首先發現的世界新種,例如香港細辛。作為業餘研究者,李與劉也參與了香港蛇菰的發現過程。找到這個新品種不久,他們就立刻求問前輩胡秀英教授,「當時她還說,可能是日本蛇菰,先帶我去看看。」

為蛇菰奔走10年

他們一起上山尋找,一看到蛇菰,胡教授立刻低下身去用放大鏡細看,嘖嘖稱奇,再拿標本回中大用顯微鏡放大,就確定這是新品種。但他們仍須多加查證,「要查遍世界的書,確定沒有出現過才可確定。」後來有一蛇菰專家來港,對方表示曾到訪英國的皇家邱園植物標本館(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看過相關的標本,因此更確定它是新種。

於是他們決定再深入研究,最後由劉啟文博士撰文,在哈佛大學學報發表。雖然從發現到發表,他們花了整整10年時間去確認,仍惹來不少爭議。

李醫師一語總結:「樹大招風。」有學者質疑香港蛇菰並非新品種,只是穗花蛇菰或疏花蛇菰,對此他們憤憤不平,表示兩種蛇菰單從外表判斷已經有不少特徵上的分別。更大的憤慨,是不忍看見認真做事的老師被質疑。

「胡秀英老師做事非常審慎,是親自去調查過才確定的。她自己也說不再發表新種了,因為知道這乃是非之地,不想讓植物蒙上污點。」

為了證明研究的沒錯,他們兩個業餘研究者特地北上多番訪尋疏花蛇菰,遠走至其來源地湖北和四川交界,與當地研究員兩度登上神農架,甚至開出1萬元的獎金吸引尋獲者,可惜最後只找到穗花蛇菰而非疏花蛇菰。「可能這品種已經因為環境改變而絕跡或與其他混了種。」李醫師為多次的旅程也花了不少金錢,「最後被老婆罵我。」

他們又託政府從邱園植物標本館借來疏花蛇菰的模式標本,更確定兩者特徵的不同,5年後再發表後續文章,終平息質疑的聲音,更獲華南植物園肯定。「有植物學家還笑,名字之間換來換去很平常,不用緊張,我說我是醫生所以對名字特別緊張。」就如藥名需要小心對待。「定錯了影響不好。」

被市民阻止採藥

這套書的草藥資料詳盡,卻沒有提及植物可在哪裏找到,他表示,是怕人們會跑去採摘破壞,「郊野公園所有東西都是政府財產,不可亂帶走,除非像我們研究者有特定許可證,採的標本都要向政府報告。」他表示,偷採問題愈來愈嚴重,早年中藥七葉一枝花便因為濫採而幾近絕跡,最近內地人也紛紛來港偷砍土沉香。「羅漢松也有人偷,例如東龍島頂部的便被整棵鋸走,可能被拿來做盆景。希望政府也能加緊巡查。」他笑言,近年人們環保意識提高,他們去採標本時也曾被熱心市民喝止,可能與偷採者增多有關。

他如今已過80歲,依然精神奕奕,「如果不去行山,人會退化得特別快。」雖已退休,但他仍帶領草藥班的學生上山,不肯停下來。他引述曹操一句話以明己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這次新書的重訂工程浩大,需要把所有老照片都數碼化,但一些舊的幻燈片已經發霉,一些草藥照片的圖片也錯配鄰近品種,要重新再拍,對於年紀大的主編來說是非常耗費精力的事。「一個品種已經足夠攞命,一個人去調查,另一個人去拍攝和採標本,第三個人在攝影工作室裏用微距再拍出最漂亮的照片。」而所有名字也需重新校對,有些品種差距微小,植物品種被誤認的情況也時有出現,例如楤木便曾被誤作黃毛楤木,須更改學名。「如定錯名,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便不高。」

入山尋寶驚險事

多年來為尋訪中藥走遍香港山脈,也遇上不少驚險事故。例如一次上大帽山拍攝少見的鑲邊櫻,回去時不小心踏在一個被樹叢遮蓋的洞上,失足滾進3米深的坑中,「一滾下去時我已經暈了,後來慢慢甦醒,聽見有人叫我,才發現自己在坑底。」幸好裏面有灌木與雜草卸力,保住一命,只跌傷了手。去大水坑拍攝長花忍冬時也不小心滑倒,幸好他及時以雨傘卸力,只跌痛屁股。「事後回想也有點害怕。」

在尋找植物的過程中他也經常攀爬石澗,卻經常因此陷入險境,一次去西貢行山澗,在澗邊休息時突然遇到山洪,「起初一切還很平常,誰料到一下雨,流水來得很急,短短5分鐘水深已經高了1米,我們馬上爬險坡上山頂走。」帶學生去行馬鞍山山澗時,也險被他們踢下的大石砸中頭部,「我與劉博士一起殿後,忽然看到有石頭滾下,大叫有石頭!兩人立刻貼住崖壁,最後石頭僅從我倆頭頂擦過。」

除了這些,他們的研究人員在尋找草藥的時候也曾誤觸蜂窩,遭蜜蜂攻擊,其中一名男研究員情急之下追打蜜蜂,反遭更頑強的抵抗,最後慘被螫咬多處,而受驚大哭的女同行者因為沒攻擊蜜蜂而幸保不失。他笑言,這些所謂驚險也不算危險,都在可預計的範圍內。「要死的話在馬路邊都會跌死。但如今腳不夠力,大東山也不敢去了,怕跌。」


撰文:張綺霞

攝影:陳縱宇

[email protected]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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