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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4日

張綺霞 訪談錄

台灣建築師黃聲遠 扎根宜蘭改造環境

或許是因為宜蘭土地的滋養,年過50的黃聲遠看上去依然非常年輕,穿着輕便的短褲和波鞋,臉上經常掛着大大的微笑,很難讓人聯想到他就是得獎纍纍的知名建築師。

出生和成長在戒嚴時期的台灣,黃聲遠那一代人深刻體會到「自由」的重要。出國留學,也只是為了追尋自由生活,在美國耶魯大學讀完建築系碩士,其才華已得到肯定,畢業作品代表美國出展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隨後更在洛杉磯知名建築事務所上班,又在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建築系教書,「但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自由。」

最後他發覺,真正的自由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於是他選擇回台,扎根城鄉並存的宜蘭,從小建築到城市的整體規劃,在不斷變動的政治和社會中依然堅持信念,成功推動環境的改變。他相信,先把自己的生活過好,自然能影響其他地方的人。「香港人要好好過自己的日子,而且要有決心,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黃聲遠在中學時代與一般台灣學生一樣,都受升學主義的影響,大部分時間都在準備考試。但考入知名男校建國中學,同學都是尖子,很多都不需要很用力就能取得好成績,讓他覺得「把競爭當作成就感的來源好像很笨」,想走一條不一樣的路。隨後他聽到中學同學說想在大學選擇建築,研究過後,也決定跟着選。「政治、經濟、美學、宗教等等我很喜歡的科目,都與建築有關。」

隨後他也發現自己有這方面的熱情和天分,笑言「隨便混就可以過得很好」,畢業後服完兵役,就馬上有機會出國留學,那正是剛解嚴之後的1989年。「那個年代不能出國旅行,只有念書可以。我們這一代還是有一點小悲情,想對解嚴前的台灣有一點抵抗。出國念建築只是讓我找到自由生活。」

但最後他仍選擇回台灣發展,許多人都不理解這選擇,他說:「在美國生活很孤單吧!如果生了小孩卻是跟你不同國家的人,會很煩,當然是回台灣最愉快。」在美國工作時,他認為感情上無法得到滿足感,而與自己的土地不但有更深的聯繫,也看到更多改變的可能。「美國社會已非常進步,大部分問題都已經解決,而自己的故鄉很多事情仍待解決,可能會帶出更多原創的東西。」他甚至覺得現在的台灣比美國還自由。「從各種數字看上來很自由的國家,不代表能讓人有真正的選擇權,可能你還是要活在它的框框裏面,在自己的國家,按照自己意思過日子的可能性很大。」

最愛自由文化氛圍

在台北長大,返台後他卻選擇宜蘭為根據地,創立田中央建築事務所,這個決定也是出自對自由的渴求。「在台北的干擾比較多,有一堆party,有時候不去還不禮貌,但世界上還有更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例如我不懂如何種番茄,為什麼我要活在這原來的框框裏?」走出了以台北為中心的思維方式,他才看到更多元的台灣生活與價值觀。

他形容,由於宜蘭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處於比較孤立和邊緣的狀態,因此宜蘭人也有一種開放性,「它沒有一種力量是大於其他的,所以可能性很多,有農業,有生態,但也有很多議題和問題。」他一直扎根宜蘭,就算內地有教學和建築項目的邀約,全被他婉拒,然而他表示自己離不開的不是地方,而是其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不是地理或者政權上的宜蘭,而是那種狀態。」就如他曾參與設計台北的雲門劇場,同樣經過多重的開放溝通和協商,過程才是他最重視的地方。

在他來說,人與人的聯繫應該在一切事情之上,「我們的建築讓大家覺得很不錯,是因為人。」沒有想過去其他地方發展,除了因為在宜蘭的工作已夠他忙外,也是因為他想多花時間陪伴家人,尤其是病重的父親。早前應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邀請來港舉辦講座,對他來說也很奢侈,「來香港已經花了我半天,我可以用這個時間去陪我爸爸。」

干擾環境就是不好

在工作室內,他也同樣把人放在首位, 刻意營造自由開放的工作模式,減少員工壓力,平常上午也不會現身,讓員工集中精神工作。「我們沒有上下班時間,就隨便。」他形容,工作室只是一個平台,讓人們的興趣可轉化成經濟產值,例如喜歡釣魚的,可以聯合不同範疇的學者,思考如何幫忙改善宜蘭的水質,向政府提案。「我們分配工作是以讓每個人都能成長為目標。真正要做的事情反而不急。先把人才弄到對的位置,才能陪這個事情走很久。」

他指出,工作室在周末不加班,因為員工去玩也是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思考如何讓宜蘭開發出旅遊休閒的模式。」比起隔絕和埋頭苦幹的模式,他承認自己的工作方式可能沒有那麼高效率。「但反正還是要有人做些不一樣的事情。」而如今大部分提案都是員工自發,他只是就個人經驗提意見,笑言自己的時間都花在跟內部人員交朋友上。「我跟同事都是非常親密的私人朋友,比起交情,其實工作不算什麼。常常他們離開都是因為我趕走,希望他們能做別的事情。」

事務所許多對建築和環境改造的想法,都是從朋友或街坊交流的過程中產生,思考和尊重使用者的需求,是他放在首位的事,這一點比建築潮流和風格更重要。「美其實是很政治性的,重點是你有沒有對身邊的人和環境有感覺。」曾參與很多公共建築項目的他,可會覺得公眾審美目光會與他的有衝突?「有不同的意見是當然的,但我終究要去想想10年、20年或者30年以後的世界,怎樣可以變得更好。」

他指出,最重要的不是建築是怎樣,而是生活在裏面的人有什麼感覺,因此建築多着力建構更廣闊的公共空間,讓街坊隨意用自己的方法改變用途,也在協商中不斷修改設計。「公共的東西必須有很多人的同意,所以最後做出來一定不是我原來想的樣子,而且我也不一定要怎樣,對自己也有懷疑,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搞不好也是成見。不如大家都拋掉成見來談一談,探討對我們最好的究竟是什麼?」

「如果我們想得夠清楚,在二三十年後,它就不是『我的建築』,而是大家理所當然的生活背景。如果建築風格太誇張,造成干擾,這就不好。人們生活在其中有沒有比以前快樂,用這個去衡量建築就好了。東西美不美其實不重要。」

外界對這種獨特的想法有讚有彈,批評他的人認為其作品審美風格和建築力量有待提升,讚賞他的人卻欣賞他重歸建築的本質,展現對土地和人民的關顧。例如曾為日本不少知名建築師舉辦個展的東京TOTO Gallery.Ma(間美術館),就邀請他舉辦兩個月的國際展覽,希望為日本震後的社會帶來另一種想法。

從籃球架雞舍做起

剛開始時,田中央只是做一些籃球架、 雞舍等小建築設計工作。「就是做一些沒有人要做的事,可是你真正的日常生活通常都在這邊緣中。」後來他們的項目規模不斷擴大,至「維管束」等近乎城市規劃的河道重建計劃,仍貫徹這種關注邊緣的精神。「維管束」的緣起,是有感宜蘭城市發展把昔日的水鄉風光都覆蓋,住在裏面的人愈來愈難享受生活。於是他們決定要將地下水道重新打開,希望城市能與自然的溪流共生共存,也希望能保留河道旁的舊建築,塑造更宜居的城市。整個過程並不容易,要逐塊地跟業主和政府商討,因此計劃多年來仍在進行中。

同樣花長時間去商討和建造的,有近年落成的羅東文化工場,雖然它拿下遠東建築傑出獎,成就備受肯定,但建築過程一點也不順暢。從1998年一直做到2012年,經歷過三任的縣長,政治因素讓工程進度嚴重滯後,預算也不斷被削減,換了是一般建築師,可能老早放棄,然而他卻堅持與掌權者反覆溝通。

面對似是不斷被刁難的改動,他一直抱持正面態度看待。「可以一邊做一邊改,趁機把它愈做愈好。他們要拿掉的東西,剛好也是我們想要拿掉的,從他們來說是破壞性,去除了很多機能,可是一個都市本來就不需要那麼多機能。」唯一讓他不舒服的是對方因為政治立場的問題惡意說謊或對付,辜負工作室年輕人的一番心血,但緩慢地做事正合他心意。就算工作困難,要不斷溝通達到共識,在他來說也是好的。「總比由某個長官決定所有人應該做什麼來得更好。」

他讚揚,這正是宜蘭草根式的思維所在,「大家都認識到,權力是一時的,而且最好是一時的。」因此在掌權者來說,或許多做一點對土地有長遠影響的事,而非追求一時的權力,才是最聰明的做法。「這種很沒有效率的狀態,可能也是最好的。」他相信,建立公共建築「本來就應該要很累」,因為建築是屬於所有人的,自然需要通過多個關卡。「如果你喜歡別人聽你的聲音,就先得忍受聽別人的聲音。」最重要的是策動更多人參與其中,推動事情發展:「我想到的肯定也有別人在想,去聽一聽別人的意見,找到更多同路人,把計劃書弄一弄,政府肯定也想聽這個。如果我們能看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資源和空間肯定都在。」

他認為,在台灣跟自己想法相同的建築師有很多,「剛開始時肯定不多,但之後也會慢慢被看見,然後對環境社會帶來改變。」無論是事業還是家庭,他都想做一個「盡量對得起自己的人」,在建築設計上為人們帶來幸福感,把家人都照顧好。「路不平,但我們至少相信自己是可以改變它的。」

撰文:張綺霞

攝影:陳縱宇

[email protected]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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