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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4日

郭永禧 建築思話

從佔領運動反思城市空間

佔領運動告一段落,也意味民主抗爭進入另一個階段。佔領區那種由下而上的力量,令整個城市空間變得不一樣,以往喧鬧和廢氣充斥的馬路空間變得清新起來,脫離既定用途。當我們回望佔領區的種種,身為處於現實限制的建築師,或多或少可從佔領區那種由人民自發、有意無意規劃形成的空間得到一點啟示。

現實與理想的掙扎

容讓筆者訴說一下建築師的現實限制。身為空間規劃者,或多或少除了關心樓面面積、發水比例等技術性指標外,還希望最終使用者能自由暢快地在自己設計的空間活動。自由與規劃好像一定存在對立,但根據筆者幾年在大學裏讀書做設計的經驗,不少建築學系學生、建築師都在苦心思量如何設計出一種自由、多樣性的空間。甚至在論文階段,有些研究甚至涉及如何能形成一種由下而上的建築。

相信自由多樣、由下而上的建築,對很多實務建築師來說,現實上都是遙不可及的,因為香港大部分建築項目都是住宅樓宇建設,住宇樓宇建設多數由發展商決定面積,甚至要「炒盡」每一分每一吋,務求賺取最大利潤。

在耳濡目染之下,建築師難免一切以發展商利潤為依歸,至於空間使用者是否能自由快樂地生活在那花了一生積蓄的居所,已經不是建築師的先決考慮了。這樣看來,劏房單位、迷你睡房、沒有採光的偽士多房(入伙後作睡房),便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了。

正正由於工作現實與讀書時的設計理想的拉扯,筆者看到不少建築師朋友普遍對佔領區的由下而上規劃感到興奮,尤其年輕一代的思想還未變得世故,對建設社會和建構更公義的社會還存着一絲盼望,他們除了落區感受,還當起建築工人架設便民的設施,如梯級、傢俬,甚至雕塑。筆者看來,佔領區的確存在以下特性,可作參考和實驗。

既定用途的空間反思

香港的公共空間多數都是遠離市區,與鬧市缺乏良好的連接,加上由康文署管理的空間更是限制多多,例如不准踐踏草地、不准狗隻進入、不准踏單車、不准在椅上睡覺……,種種限制,均令市民卻步而無法享受城市的公共空間。佔領區的自由活動空間,令年輕人可以無拘無束地享用,大家席地而坐、談天說地、露天野餐等等,懷着同一個信念的群眾聚居一處,擺脫在位者規劃的既定用途。

其實,建築師除了訂立每個公共空間的用途,還可跟進和協助提出空間應如何運用。城市諸多的限制,正正有形無形地扼殺年輕人的創意,單一的育成階梯、單一的成功論述,正正是單一城市建築面貌的幫兇。不少充滿批判性思考的建築系學生,剛剛畢業後便須在千篇一律的罅隙中尋找發揮機會,成功的只佔少數,更多是遭到活埋。香港正正需要更多自由,脫離束縛的思想空間、城市空間甚至政治制度,這樣,城市的建築才能因應由下而上的需要和抗力,令在上的給予更多建築師自由發揮,從而令城市面貌變得更多樣性。

規劃不再由上而下

佔領區的規劃可看出一個社區建設的變化,從開始只是每個人坐下來,到發展出配套的設施,例如救護站、物資補給站、自修室、分享空間、「大台」等等,那數十天的變化的確蔚為奇觀。人民參與建設規劃,由每人一把雨傘的避護所,到建立起人與人聯繫的空間,隱約看出久違了的公共建築應該蘊藏的生活質素。

香港人不再冰冷,處於共同建立的社區,那不是給人安置的棲身之所,而是毋須付出一生收入才得到的蝸居,人的基本生活和心靈需要也得到滿足。夏慤村烏托邦式的小社區,讓慣住高樓的八九十後體驗到久違的村落生活,村民(佔領運動示威者)的表現,分別得到英國《獨立報》與路透社「斯文」(polite)和「自給自足」(self-sustaining)的評語,讓筆者和香港人對「生活」(不只是生存)多了一份想像。

佔領區給予筆者更多對公共空間和城市規劃的反思,還令不少年輕同行覺醒,開始關心社會政治。寄望年輕建築師能一起回到建築的原點,從普羅大眾的需要和渴求,衝破限制,設計出宜居的空間,並為建立民主制度一起打拚。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學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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