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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0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學生佔中的啟示

「佔中」行動,為文時筆者離開了香港,只能靠Apps不斷追蹤事情的進展。本文見報,估計行動還不會結束。由於事情膠着,給了我們空間去思考,不只是事情如何了結,而且是事情的前後左右。

在英國劍橋開會,與會者是一些教育組織的主要人物,一見面都問起香港的情形,他們口頭說的,是「學生運動」。BBC的新聞台,幾乎每一節目都有香港的現場報道,主角也是學生。不斷收到外國朋友的電郵,都是問候香港的情況,關心之餘,往往都會讚揚學生幾句,甚至有些在其他場合認識的大學生,表示想到香港來觀察。有一個機構甚至提議事情過後,在香港舉辦一個學生運動的研討班。聽起來匪夷所思,那還得了?幾乎懷疑對方是CIA。

這邊廂,香港的朋友也似乎愈來愈分化,有些愈來愈不同情學生,很多是覺得拖得太久了,妨礙了社會的生活,妨礙了別人的自由;也有些不滿學生的態度,認為是少數人自以為是,「波瀾壯闊」是言過其實;也有些愈來愈同情學生,覺得他們也是為了我們而付出了代價,因此希望能夠對他們多一點支持。甚至工商界的朋友,也會意見分歧:一位做跨國生意的朋友,在電話中說,學生的主張可以商榷,但是他們精神可嘉,是有為的下一代;他勸說朋友們,千萬不要主張打擊學生。

群眾運動 學生先鋒

「佔中」,原來不是學生發起的,但是明顯地,在運動中學生的形象最突出。學生運動,與一般的政治運動不一樣,人們不會過分計較他們的政治觀點,人們已經不太記得「真普選」所謂何事,但卻看到他們所代表的正能量, 因而同情他們,會欣賞他們那種「刺破青天」的勇氣與韌力。

BBC道出了一個香港現象:香港的市民,似乎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因為要保護學生而聚集,又可以因為形勢緩和而迅速散去。其實,即使是警察,也在不斷調節策略,政府與警察也似乎愈來愈明白事情的性質,而不是僵硬地堅持某一種態度、一種對策。這就是香港!

很可惜,中國內地的政治文化,妨礙了用比較務實的、複雜的、不斷調節的眼光看待學生運動。政治劃線仍然是主要的思維方式,棋盤上又只有楚河漢界而沒有了中間,於是沒有維護政府決定的學生,就變成了無法調和的敵對勢力。不止如此,一旦找到國際勢力支持的證據,馬上把運動的性質,上升成為圍堵中國的一翼;冠上了助紂為虐的民族大義大帽子,就只能是鬥爭到底。

周前在北京開會,剛好金鐘出現衝突,所有香港的消息,幾乎馬上被封鎖。隨着,內地傳媒不遺餘力地批判學生被「反共勢力」與「外國勢力」利用,服務於「奪權」的目的。在內地,一點也不奇怪,對媒體來說,一碰到此類「大是大非」的問題,就只有一種心態:按照中央的「定調」,「完成政治任務」。

政治劃線 化我為敵

也因此,在內地,一些本來是比較熟悉香港的朋友,也會覺得香港亂得不可開交。開始是衝擊軍營,跟着是高舉港英大旗,現在則是在大搞「港獨」。最近到中原一所大學演講,前一天的「外交專家」就把「港獨」列為「圍堵」 的一例。一唱百和,是內地政治文化的常態,把敵我的因素說得愈嚴重,就愈是「有水平」,不然,就是沒有「政治覺悟」。

香港的一些聲音,也附和呼籲學生不要被人矇騙利用。說的人,也許是真的如此認為,也許是很久沒有接觸香港的實際,又也許是不假思索。但是很快,就被內地傳媒轉載為香港的「民意」。

很可惜,如此一來,內地不論是政府還是人民,所知道的香港,就與現實的香港愈離愈遠。一旦上了「國際圍堵」的綱,就把問題說死了。表面上,一時間,彷彿事情忽然明朗了,也很簡單了:敵我分明,你死我活。實際上,是用簡單的政治概念,掩蓋了複雜的社會現象,把可以解決問題的迴旋餘地,都給自己堵塞了。

中國老是吃這個虧。本來是非常複雜的、但是可以調和的、然而須要細緻處理的「人民內部矛盾」,卻被簡單地定調為「敵我矛盾」,於是着重鬥爭,輕視了解;有的是「果斷」,缺的是「細緻」;多的是「敵情」,少的是「民情」,傷害了許多本來很有善意的自己人,親痛仇快。說到底,是敵我不分。長久以來,就是如此不斷的事後懊悔,當事時又重複。在外間看來,就是不斷出現的鎮壓。也許因為如此,就還沒有摸索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門路,因為迴避了也失去了許多處理複雜社會問題的經驗,更談不上策略和藝術。

國民教育 在於經歷

長此下去,香港人之中,就看不出幾個人「愛國」了。我們這一代和上一代,親歷中國由窮到富、由弱到強,對於共產黨的政治立場也許各異,希望國家富強的「愛國」底線還是明顯的。這一批人老去以後,就剩下只看到「強國」的一代,他們會以強國應有的素質來期望祖國。新一代對於中國的經歷,包括目前在香港所發生的種種,就會決定他們對國家的情懷。

我們說國民教育,不在於課程、讀書、考試,而在於這一代人的親身經歷。雖然年輕人一時一事的言行不中聽、不容易接受,假如不細味這些言行背後的熱情與善意,把他們推到對立面,就會在他們的認知裏面,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我們擔心學生被利用的同時,有沒有也想過學生被視為敵的感受?不知道決策者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中國可以失去一個金融中心,卻不可以失去在香港下一代的家國之心。

有朋友說,在這次的事件中,校長與教師是最專業的,他們堅守着教育的崗位,為各類不同意向的學生做了多樣的學習安排;他們在常規與應變之間,盡可能作了平衡與調適;在沒有統一指令的狀況下,在校內作了最民主、最明智的決定。他們也有掙扎,也有疑惑,也有猶豫,但是香港的「校本」精神發揮盡致。

也許會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教育局應該下指令,不准罷課;學校應該統一行動,在全校明令講授「佔中」之違法與犯法之後果;凡是擅自罷課者,一律紀律處分,「寫壞」畢業推薦書;甚至政治通告凡參加者一概不得錄用為公務員等等。假如認為如此才是痛快的做法,那是把學生運動純粹看成是敵對行為,而要學校參加到這種「非我即敵」的政治鬥爭裏面。對不起!那不是教育的功能,也不是社會對學校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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