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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4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書事之難莫若翻譯 「信達雅」時移世易

■小輩問翻譯信條「信達雅」出處,找出《天演論》,嚴幾道(復)在《譯天演論例言》開宗明義地寫道:「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

「信達雅」是知易行難的譯事標準;然而,此標準有時效性,在百多年前肯定是「信達雅」之譯,今之讀者讀之可能茫茫然。

近日「行書店」,見很多幾乎與原著同步出版的譯書(內地台灣皆有,本港的似未之見),略一翻閱,不必與原文對讀,輕易可見譯事馬虎的痕迹,當中也許有「電腦翻譯」,令讀者如墜十里霧中……。譯事其實不易,今人基於經濟理由求速成,害人害己害原著!

順便談談《天演論》及雜說譯事之難。

《天演論》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作者為著名動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一八九三年初版,至本世紀仍每隔三、四年便再刷(還有電子版),書為論文(及講稿)結集,主旨在闡釋達爾文一八五九年初版的《物種起源》(〔on〕the Origin of Species。嚴復不僅不是逐字逐句「直譯」,而是意譯之中還加進不少時人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批評;在《例言》中,譯者為這種譯法作了明晰的解釋,比如:「今是書(按 指《天演論》)所言,本五十年來(按 指《物種起源》至《天演論》出版間約五十年)西人新得之學,又為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按 古字,有顛倒之義)到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至於不逐句譯出,嚴氏的解釋是「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想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

嚴幾道「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意謂對原著讀得滾瓜爛熟,直至深明作者用意,才以他獨特的雅典文辭、雕琢駢儷筆法譯出。此書大受時人讚賞,可惜今人已難理解,且看以下這段論述:「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現在有多少讀者明其義?嚴復把Hamlet譯為「罕木勒特,孝子也」,不翻原文,知其為哈姆雷特者又有幾人?而百數十年後,知其為Hamlet的又有多少(順便一提,林紓〔琴南〕把韋伯〔Weber〕譯為「威打賞」,其名曲L'Invitation à la Valse《邀舞》譯為「啞拉坪卡」,無論古人今人,明其意的萬中無一)?這是筆者強調譯名(人、地和術語)得附原文的原因。嚴譯的《原富》(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年〕出版)甚多「艱奧難明」之病,一九九○年二月筆者曾為文說之(收台北遠景社《原富精神》的《原富精神背後的德性》)。嚴譯《原富》最大缺失為他把「無形之手」意而化之,真的不見了。如此「意譯」,有待商榷。

《天演論》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在北平《國聞報》增刊發表,翌年四月成書出版,頓成暢銷書,他主張譯文須「信達雅」才合標準,為學界認同;所譯名詞如「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以至「適者生存」等,俱成當年(以至現在)時髦流行詞語。

從《物種起源》,想起近日拜讀的另外兩種「起源」及無法讀畢,但經常翻閱的一本名著,俱為譯者耗大量心力而成的信達雅之譯,因略說譯事之難。

■三月六日本欄提及《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大出版社),十四日起劉細良在《主場新聞》(已停「刊」)有詳評,甚佳,對此書有興趣者應該一讀。這本二○○三年由史丹福出版社出版的書,只有約一百五十頁(不計註譯、書目及引得〔索引〕),由康奈爾歷史系中美關係史講座教授陳兼,及同校歷史系副教授陳之宏合譯;百多頁的書,兩位教授前後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才大功告成,他們當然不是天天對着原著翻譯,但對內容的論證以至詞語的推敲,據譯者自白:「雖不敢說處處『嘔心瀝血』,但確實是字斟句酌。」

《譯者導言》說他們在二○○二年初便決定翻譯此書的原因,是因為原作者提出的看法,「對於理解中國現代國家的一些基本問題的『知識關懷』,以及探討這背後的問題的意識實在太重要……。」何以譯了這些年才完稿?「一來教學和研究繁忙,一來深知好的譯著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說,是要慢慢『磨』出來的。」到了二○○九年,他們「從康奈爾學術放假,在倫敦經濟學院從事研究時,才有一段可以相對集中用於翻譯……的時間。」可是,完成初譯稿後,「這兩年又斷斷續續地對譯稿再做反覆修改,才完成了現在這一稿。」

譯者們明知翻譯是「為他人作嫁衣」,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且深知翻譯不會被視為「原創性」的治學行為(即不被包括在「學術評估」之中),他們仍把它譯出來,可說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行為;而翻譯此「小冊子」用了這麼多時間,相信譯者是不斷反芻思考原作意涵,有所得後才下筆。

■趙復三翻譯中大出版社的《歐洲思想史》(F. Hee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Europe),可說是從形而上層次論歐洲諸國的「人文起源」,是通識(歐洲通史)的好讀本。歐洲的思想史,從來都存在「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之爭,前者包括基督教、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如何與基督教共存共榮,第七章說之甚詳);後者包括大眾的信仰、習俗與生活方式。兩者長期「鬥爭」,至二戰結束才分勝負──這不是說「下層文化」把「上層文化」掃地出門,而是指治人的上層社會再亦不能任意排擠,遑論鎮壓治於人的下層社會。

這本文本七百餘頁大書的譯者,出身上海聖約翰大學、聖公會牧師,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一九八九年退職辭居國外」(在法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地任教,一九九七年七十一歲退休)後,從一九九一年至九五年,足足用了四年時間譯成!

趙氏在《中譯者前言》中寫下對著述和讀書的看法,極有見地,足為參考:「書大概有三等,第一等書的作者博學深思、治學謹嚴、言必有據、又富有創見;第二等書的作者治學謹嚴、爬梳甚勤,而創見不多,但仍不失為好學者;第三等則志大才疏、立論輕率、廁身書林、徒供鑑戒。讀書大概也各有不同,一種是細讀深思、反覆玩味、舉一反三的;第二種是讀完之後得其要點,而後放在架上隨時備查的;第三種是瀏覽一遍,便可放下的。」這本書肯定「第一等」,譯者才會利用「生活從飄泊到稍稍安定」的四年時間,翻譯此書。據趙氏自述,「為求譯文能較好表達作者原意,又使讀者較了解,常常斟酌費時,甚至原書一句話的翻譯,要斟酌一小時……,因此一天至多只能譯出三千字光景;加以是在授課之餘假期中進行的,不免時斷時續,進度很慢,歷時四年才完成……」

有一點筆者不明的是,譯者要感謝的人之中有「我的兄長、已故中華聖公會鄭建業主教。」兄長而異姓,甚奇。趙氏八十年代後期過港,筆者與之有一面之緣,不涉政治,相談甚歡,總算相識,因此才有此問。

■黃國彬教授耗時二十餘年,完成首部由意大利文譯成的三韻體《神曲》中文全譯本,輔以百科全書般的細詳解釋,全書三冊近一千八百頁,在《譯者序》中,黃教授說「二十多年大部分時間,譯稿一直跟着我東西游走,其中部分完成於香港,部分完成於多倫多,也有一小部分,完成於太平洋之上三萬呎高空……。」《神曲》的翻譯工作「始於一九八九年,斷斷續續,鍥而不捨,至九九年十月底,才「譯稿修飾、打印完畢」;二○○○年二月十二日,開始註釋,二○○二年七月九日,「註釋已作完成。」二○○三年亦由台北九歌出版出版,可見譯事之艱巨及黃教授為此書付出半生心血!

■譯事之難,從上引三書均為譯者耗盡心力才成可見,須知這些譯者都是學有專精的學人。至此筆者想起去年六月二十日本欄的「閒讀偶拾」,其中一段記格羅斯明(Edith Grossman)「被委託」翻譯已有二十多種譯本的《唐吉訶德》,她為此讀原著十遍,同時讀遍塞萬提斯的詩文集,「以揣摩他遣詞用字的涵義。」遇疑難時,她「還與母語為西班牙文的友人、學者,從多角度探討這本小說。」難怪她花了三年時間才把這本九百多頁的小說譯成英文……。

今之譯者若借助「電腦翻譯」,翻譯快速無倫;有新科技協助,當然省時節事,但電腦「譯」出後,署名的「翻譯家」或編輯起碼要細讀,且遇疑難不通處應據原書覆查,修訂潤飾後才能發表出版!

‧閒讀偶拾

本欄九月十六日恢復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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