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4日
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議公報突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提出市場之手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卻同時強調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加強國家治理的能力,展露出「經濟放權、政治集權」,並據此作為中國威權統治體制進行發展轉型的主調。
按公報臚列的改革範疇,從金融財稅到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務求到二○二○年在重要領域取得成果。在推動改革過程中,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落實地方領導對推行改革的責任制;更為外間矚目的,是新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確保國家內外安全。
成立全面改革領導小組協調地方發展,在近年地方債務膨脹幾近失控情況下,中央作出監督,動機可以理解;至於新設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東海南海主權糾紛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內部疆獨和政治反對勢力蠢動,中央把各部分散的權力資源集中,成立一個由習近平領導的頂層發號施令中心,應對周邊和內部國家安全,看來有維持統治穩定的需要。
很顯然,中全會定出的改革藍圖,是國家把能夠透過市場化帶來經濟效率的職能範圍放權,但在國家安全和政治過程中的權力資源,則將之進一步集中和重新配置,體現在新設的經改和國安的中央集權領導機制,甚至財稅改革,明確地方事權財權、化解社會矛盾加強建構公共安全體系等。
看深一層,在經濟改革領域,如今允許更大範圍的市場競爭、容許民間資本在若干國企壟斷行業市場准入,把決策權下放到層級較低或更接近訊息的源頭,使管治科層組織對外部環境作出更快速的反應,提升經濟效益和治理效率,其實是中國粗放型發展模式走到當前不得不走的一步。
嚴格來說,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得益於一九九四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央財力大增,形成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據資料顯示,由一九七八年至二○○三年間,政府的行政費用,由約百分之四點七大增至逾百分之三十七;中央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是國內生產總值(GDP)二點五倍,「國進民退」,國家公權持續大舉膨脹,私營部門和市場受到抑制,最終使中國經濟發展陷入瓶頸。
如今政府簡政放權,把國家職能和活動範圍,可以透過市場力量激發資源效率的領域進一步釋放,減少政府干預,但國家權力行使的強度,則進一步加強與集中,難怪有批評認為,發展路線是「政左經右」。
按當前中國威權統治的改革藍圖看,民主轉型迄今還未看到明晰的改革路徑;反腐敗也沒有提出政策大動作。事實上,威權體制缺乏公開競爭性選舉,而且比民主體制更需要向支持者(利益集團)提供物質利益,因而政治體制若不與經濟改革同步配合推進,全面改革即有很大局限性,甚至出現政經失衡,最終引致兩者撕裂的危險。
照發展形勢看,經改政策細節還有待公布,但改革紅利如何在「經濟放權、政治集權」的模式下得到有效釋放,顯然留有問號;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視之為改革核心,明顯有所不足,因為國家治理制度的公平性、產權和法律制度對市場效率的作用,對推動中國全面改革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和意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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