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9日
戴卓爾夫人去世後,很多最新紀念文章稱讚她是帶來偉大變革的「轉型」領袖,經常提到的還有她的美國轉型同儕列根;但更有趣的比較是把她與另一位美國總統老布殊放在一起。
儘管通常給人貶低為「事務性」管理者,但老布殊卻擁有過去半個世紀的最佳外交政策紀錄。他的政府讓冷戰結束、目睹蘇聯的解體、讓德國在北約框架內實現重新統一……,所有這些都沒有施用暴力。與此同時,他領導廣泛的由聯合國支持的聯盟,擊退薩達姆.侯賽因對科威特的入侵。他在任何一個方面稍有閃失,當今世界就會糟糕得多。
選擇不羞辱蘇聯
儘管他主導重要的全球轉型,但就個人而言,老布殊並沒有轉型目標。在德國重新統一的問題上,他堅持戴卓爾和其他人的意見,顯然偏向於他的朋友、德國總理科爾而不顧公平。1989年10月,老布殊響應科爾的呼籲,公開聲稱他「不同意一些歐洲國家對重新統一的德國的擔心」。
與此同時,他小心翼翼地讓科爾和其他人主導形勢發展。當一個月後柏林圍牆倒下時(部分是出於東德的錯誤),老布殊因其反應太過低調而受到批評。不過,他深思熟慮地選擇不去羞辱蘇聯,也不幸災樂禍:「我不會在柏林牆上手舞足蹈!」這就是他的反應——堪稱領袖心理智慧的樣板。如此自我克制幫助他成功地在一個月後與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舉行馬耳他峰會。冷戰靜悄悄地結束,隨之而來的是蘇聯帝國的瓦解。
當老布殊及其團隊應對他所無法控制的力量時,他審慎地權衡機會和約束,設定目標和目的。一些批評家挑他的刺,認為他不支持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意願(比如1991年的烏克蘭,他作了臭名昭著的「基輔雞」(Chicken Kiev)演講,警告「自殺式民族主義」)、批評他沒能在海灣戰爭中進軍巴格達把薩達姆趕下台、指摘他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派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不過,在所有這些事件中,老布殊都為了長期穩定而犧牲短期利益。
也有批評家認為老布殊沒有在俄羅斯民主、中東和核不擴散問題上追求更有轉型意義的目標,當時的世界政壇波詭雲譎,但是,他仍更關注維持全球穩定而不是推行新願景。
老布殊還尊重國內外的制度和範式,要求美國國會授權參與海灣戰爭、要求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條給出決議。儘管他的思維是現實主義的,但在策略上,他是威爾遜主義的。老布殊在結束伊拉克地面戰爭開始僅僅四天後就鳴金收兵,部分原因是出於伊拉克軍隊遭屠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有部分是出於不能讓伊拉克過於孱弱,以致於無法制衡相鄰的伊朗的利益計算。
受現實主義限制
老布殊的入侵巴拿馬並俘獲(隨後審判)諾列加(Manuel Noriega),也許破壞了巴拿馬的主權,但這具有一定程度的實際合法性,因為諾列加是臭名昭著的暴君。當老布殊組織多國聯合控訴海灣戰爭時,他把一些阿拉伯國家也拉了進來,這不是為了確保軍事勝利,而是為了增加行動的合法性。
1990年夏,老布殊和戴卓爾夫人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Aspen)舉行會晤。據說戴卓爾夫人警告他「不要搖擺不定」;但大部分歷史學家同意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危險。老布殊小心翼翼地結合了硬實力和軟實力,創造了成功的戰略,以既不過於狹隘、又能把他國利益損害最小化的方式實現美國的目標。他小心地不去羞辱戈爾巴喬夫,並完成新成立的獨立的俄羅斯向葉利欽做總統的過渡。
當然,並非所有外國人都得到充分保護,比如老布殊對伊拉克庫爾德人和什葉派、中國異見者和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亞人就不那麼上心。從這個角度來說,老布殊的現實主義限制了他的世界大同觀。
如果老布殊是像戴卓爾夫人和列根那樣的轉型領袖,他能做得更多嗎?也許他可以在第二個任期做得更多。如果溝通技巧更好,他或許能更好地教育美國公眾明白後冷戰世界的變化本質。不過,在流動世界的高度不確定性中,在錯誤估計蘇聯帝國解體的風險陰影籠罩下,審慎管理要勝於宏偉空想。
老布殊有句名言,他不「做空想的事」。儘管如此,在1989年底,很少有人相信德國會和平地重新統一,並留在西方同盟之中。戴卓爾夫人顯然不相信。這表明,在某些環境中,我們應該看好作為優秀事務性管理者的領導人,比如老布殊(以及他之前的艾森豪威爾),而不是更犀利、更能激發人心的轉型領導人。
作者為哈佛大學教授,即將出版新著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
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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