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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5日

黃國俊

劍橋成功 倚仗三寶


1911年,香港大學創校;1912年,聖約翰宿舍隨之成立,是大學第一所舍堂。戰前的聖約翰,四個舍監全都是牛劍的畢業生;戰後的聖約翰,師法牛劍,正名為聖約翰學院。去年香港學慶祝一百周年,今年到聖約翰了。


為慶祝一百周年,聖約翰請來劍橋大學凱思學院Gonville and Caius(讀Keys)College的主席梁維耀教授主講「學院生活對大學教育的貢獻」,是為一百周年的重頭節目【註】。

劍橋大學有三十一所學院,凱思屬中型,有七百多人,但學術成就斐然,諾獎得主有十二人,包括發現中子的James Chadwick、發現盤尼西林的Howard Florey、量子物理學家Max Born、發現DNA的Francis Crick、經濟學家John Hicks、Richard Stone、Joseph Stiglitz……,就連佛利民也是凱思的訪問院士;漢學家李約瑟、大名鼎鼎的物理學家霍金更不用多說了。霍金的辦公室,今天還在凱思呢!

梁維耀教授本身就是首屈一指的超導電物理學家。2008年在香港見過梁教授,2009年劍橋大學慶祝八百周年,適逢我在土地經濟系訪問,遂專誠到凱思學院探望他,並細看凱思學院古樸的校園。如今再恭聽梁教授的一席話,百年回首,見賢而思齊,不禁問道,劍橋如此成功,究竟有何法寶?

思前想後,總合了三大要素。未及比較其他一流大學,只能算是個人的觀察。

一、學院競爭

有別於其他大學,牛劍的教育都是以學院為中心,高考生必先有學院取錄,才得進劍橋。劍橋31所學院,都爭相取錄全國內外最優秀的學生,供他們住宿,聘請最優良的老師作個別指導而培養成材。學院師生都以畢業生的學問和成就為榮。

劍橋的學院不以學科來區分,例如凱思,幾百個師生,文、理、經、工、法、醫樣樣齊,學科雖有所不同,但幾百人共同生活、共同學習,師生關係密切,大家都互相認識,歸屬感很強。凱思的榮譽,也就是每個凱思人(Caian)的榮譽了。

學院的老師大都是大學的教員。大有學問的教員,學院都爭相聘任來負責指導學生。大有名堂的學院,安排諾獎級的老師指導一年級的本科生,亦不足為奇。名師指導高徒,至高境界是學生不用上大學講師的課,單靠學院老師的指導,也能考取一級榮譽。

學院的導修課絕對是小班教學,一對三、四,最為普遍,一對六是最多的了,文學科一對一,也不罕見。學院教授指導學生,是榮譽多於報酬,凱思的導師到了今天,每月也只象徵式收取110英鎊。不過,如果學生人數過多,就要聘請研究生來幫忙了,例如三一學院,研究生指導學生是按時收費的,一對一每小時26.93英鎊,一對二33.00、一對三37.74、一對四38.56、一對五39.80,一對六或更多的,都是 40.98。見微知著,時薪的增幅會按小組的人數而減少,顯然不鼓勵大班教學。

劍橋還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就是負責授課的講師不能出試題,要由學系裏別的同事代勞。試想,每家學院的高人學者負責指導學院的高材生,課堂卻由大學中央的一位講師來教,但每個學者的學問重點有所不同,講師既講課、又出試題,各大學院的高人學者、高徒,豈不都給牽着鼻子走 ? 故此,劍橋有「講師不出題」之例,講課的、擬題的、指導的、學習的,都根據同一紙課程文本分別辦事。這個辦法,搭建了一個較為公正的平台,供學院互相競爭。劍橋甚至編有Baxter Tables,把每所學院、各科學生的畢業成績排名作內部傳閱,供學院導師「參考」。學院導師的壓力,可想而知。

二、財政獨立

劍橋的學院大都是財政獨立,除了學費,就得靠捐助。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劍橋13878個師生服役,2470人身亡,教學活動、財政收入全都幾乎癱瘓,英國政府遂開始定期資助劍橋大學(但不直接資助學院 )。

到了今天,通過劍橋大學發給學院的資助,僅及每個學生教育成本的一半,餘下的一半,就要靠學院其他資產收入維持了。二次大戰之後,土地價格飆升,手頭有點土地的學院都富了起來。據估計,最富的三一學院,資產過百億港元。

無求品自高,學院多收一個學生,就要多賠一個,當然沒有理由要屈節求存了。政黨興替,政客要打民意牌,要大學多做這個、少做那個,政府的教育政策可能變得飄忽。龐大而獨立的財政,對於學術自主更顯得異常重要。

當然,做學問也不能純粹是浪漫行為,學院、大學、政府之間的角力,長年累月從未止息,但學院的庫房充裕,談判起來,當然比庫房空虛的好得多吧!

三、英皇御准

有別於其他公民(或名紅磚)大學,牛津、劍橋兩所古老大學及其中眾多學院,都是受英皇御准而辦學的。

兩次大戰前後,近百家公民大學如雨後春筍,由個別城市設立,目的是服務城市的需要,例如曼徹斯特理工大學,前身是曼徹斯特工業機械學校,1824成立,以訓練工業革命所急需的科技人才。由省市發起、由省市籌務經費,公民大學受省市政策左右、側重於科技訓練,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了。

當然,牛劍本身的發展也不能獨立於政治。八百多年歷史受英皇御准而辦學,牛劍的教學內容自然側重傳統的宗教、古典及其他人文學科,自然科學也得在啟蒙時代之後,才得以大力發展

牛劍的發展史也緊隨皇室政治,環環相扣,例如1167年,亨利二世禁止英國學生留學巴黎,遂促成牛津大學的成立。1209年,部分牛津學者不容於牛津居民的惡意對待,遂逃到劍橋,開始在劍橋教學。英諺的所謂Town and Gown,就是指大學城裏的居民,由於方言、思想、風俗習慣,與外來學者大相逕庭,時常發生衝突,這些矛盾持續幾百年,英國皇室為了保護學者,遂接續「御准」眾學院從事教學。

又例如凱思學院的第二創辦人凱思醫生,本身就是個御醫,他是愛德華六世、瑪麗一世、伊利沙伯一世的御用醫生;他1533年赴意大利帕多瓦習醫,1541年回國。當御醫期間,凱思醫生為學院籌得巨款,蓋了新大樓。不過,隨着亨利八世與羅馬天主教決裂,伊利沙伯一世又當上英國聖公會的最高領袖,凱思醫生後來被指保存天主教的聖物和祭衣,須於凱思學院的中庭公開焚毀。1568年,英廷又免其御醫之職,五年後,他便黯然離世。

牛劍學院跟英國皇室的關係密切,錯綜複雜,但從果效來看,千多年的君主政權給予牛劍的支援,全程達八百多年,這對兩所大學的發展固然十分重要,從法理的角度看,由於每所學院都是英皇御准,意味每所學院的憲章若要改動,須先得數百個院士的大部分投票支持,再呈國會批准。因此,憲章的大幅改動難若登天。這種立憲方法,有助一個成功的學院制度可長久地持續下去。

三寶之最

「學院競爭、財政獨立、英皇御准」是牛劍的三大法寶。這三寶之中,應以「學院競爭」為上,其餘兩寶是維持這個競爭制度的方法。競爭是成功的要素,這是經濟學、生物學的共同觀點。

大學之外,劍橋當然也跟其他院校競爭,但大學內外的競爭方式顯然有所不同,例如美國的名校,實力都放在研究院裏,研究成果,公諸於世,競爭的方法也比較清晰;本科生沒有研究成果,大學之間就難以直接比較,總不能比較一下誰家大學產出較多一級榮譽生吧(近年GPA盛行,引發「發水成績」的趨勢)!

牛劍學院制度成功之處,就是把高考的競爭延續到學院,為本科生和學院導師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學院和導師制應是牛劍獨有,這可能是歷史的偶然,但顯然是培養本科生的優良制度。佛利民訪問凱思一年之後,亦有如斯結論。

作者任教於香港大學

【註】梁維耀教授的精彩演講,可瀏覽www.youtube.com/watch?v=W-w4eBCXECk(首段)、www.youtube.com/watch?v=sWINyuO4PKY(中段)、www.youtube.com/watch?v=Cmf-Wdyt6TA(末段)、www.youtube.com/watch?v=VXOcMpj5bAY(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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