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7日
回家的路,很長、很難走。但無論如何,還是要走。
一、今天不(能)回家?
離港容易,來港困難。往網上一找,才發現原來在外想回家的港人,只能等到9月份才能重新踏足家園。原因?不是因為香港市區人群熙來攘往,也並非因為旅遊業的繁盛現狀。而是因為7、8月隔離酒店早已在密密麻麻的訂單下爆滿,更甭提6月底想回港探親、奔喪、出席婚禮、出席見證的焦急之士。
怪的,不應是同樣需要經香港隔離回內地的同胞、也不是只有有限房位的酒店、也並非那夾在市場現實與顧客之道之間的旅行社及代理人。
再點進具體網站一看──只見,要不是「全部訂滿」,便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價錢。平常日子每晚不到600塊的酒店,忽然之間在市場璀璨魔法之手下,價格飆升4倍。你猶豫十分鐘以後,終於決定把心一橫,「貴就貴,我要!」豈料你以為自己如鏡粉一般的狂熱會換來回報──卻只發現,原來早有人捷足先登,搶先在你半馬位前,將你心頭好買下。這麼近、那麼遠。正是這些緊湊時刻,讓中產家庭可以感受到坐在蘇富比冷氣大廳的一眾富豪(或其代理人)在拍賣之時是如何地緊張。怪的,卻不應是同樣與你一樣有所需求的中年主婦、或是希望能趕在見外公最後一面、與其道別的年輕小伙子。
作為一個國際航空樞紐,香港理應是一個讓人與貨皆可「順利到達」的開放港口及基地。這理想定位明顯不符事實。我仍能記得我飛往牛津那一晚上,赤鱲角機場的航班是多麼的疏落。曾經人山人海的離境大堂,只剩下在送機揮手的數十個家庭及伴侶。航班顯示板上只見3到4架仍未起飛的客機,彷彿襯托着他們在停機坪上的寂寞。
曾經是全球最佳機場的香港機場,今年排行20,落後於維也納及廣州。有的說,「排名而已,與我何干」。說得好,那就用數據來說事吧──國泰航空今年1月份(在香港爆發第五波之前)載客24699人,較去年同月下跌18.8%,較疫情前下滑超過99%。5月,香港機場客運量有170000人,卻是遠遠低於疫情前的水平。我們貨運量與飛機起降,在疫情與國際嚴峻政治的共同效應下,在過去5個月下降分別接近一成及1.5%。而殘忍的事實是這樣的:任何正常經濟體制都有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若我們持續地不思進取、繼續「空談」香港作為樞紐的角色、繼續以為依賴中央及國家給予我們的支持便是對得起國家,而忽略了我們作為特區應當擔當的特殊對外角色,則只會持續地「誤港」、也對不起國家。航空、貿易、物流,這些產業若真的流失走,將難以回頭!
回家出入障礙重重,對於不少企業及投資者而言,乃是最為致命的。有不少外資企業高層及商會朋友,曾多次跟筆者反映,香港現時嚴苛、難堪、內在矛盾、外在混沌的隔離政策,讓他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在香港以及大灣區的人力資源部署。
二、迷失在十字街頭的香港
當然,有些人也許會說,這些人總會回來的;也有的說,「沒有老外,我們還有自己!」但這些以偏概全、掩耳盜鈴的說法不能遮蓋很赤裸的真相:那便是,在一個全球化為主導、全球迅速開放而步出新冠疫情陰霾的緊密聯繫世界之中,若香港持續與世隔絕、繼續奉行現時既不能讓我們與祖國通關,也不能與世界接軌的抗疫政策──那我們實質上毋須再考慮什麼宏偉願景,因為連願景的燃料也不斷地被消耗。我深信作為大灣區、作為祖國改革開放的重點橋頭堡,香港定位任重道遠。我也很希望香港確實具備達致以上任務、為國家譜寫二次入世美麗故事的能力。但全球供應鏈、輸送鏈、金融投資鏈,這些錯綜複雜的合縱關係,往往需要非常細心的經營。若我們一味側重抗疫防疫某些方法,認為這些方法以及背後所蘊含的價值觀乃是唯一重要的,又怎能對得起中央政治局4月末所發表有關「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充分體現從系統論出發推進工作,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的真知灼見、期盼及冀望?
要透徹地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需要我們抓緊大底線、靈活運用手法、在細節層面上實事求是,從而讓外資國企感受到保障、讓外國與內地人才感受到香港與別不同的體制性與實質性優勢。說得淺白點,便是要將香港作為「家」的感覺重新塑造出來,讓來自五湖四海、五光十色背景的同路人,都能在香港落地生根。生於內地、在外國留學然後回流的在港海歸與港漂;來自英國或加拿大、在港經營數十年生意的商家;熱愛香港、不想香港繼續在政治鬥爭中內捲虛耗的人士,這些全都是以港為家的香港人。
一個「家」,不會將自身大門永久地關閉起來,務求令人抓狂地渴望能進來。
一個「家」,不會像一座其貌不揚的圍城一般,城內的人想跑出去、城外的人卻不想進來。
我們這個「家」,必須是緊扣着香港長年累月的內在強項,包括我們的高效率運輸、與世界各處緊密聯繫、為旅客與投資者提供走入亞太區及中國的最佳基石。
信心這回事,並非一般的流言蜚語,又或是各種各樣的「反擊」宣傳講話,便能輕易動搖或重建。我城過去十年內經歷了各種各樣的風風雨雨──港人累、國人累、國際與本地商界相信也累了。若在此時此刻繼續將現時明顯「趕客」的抗疫政策執行到底,恐怕只會變成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讓在港企業對香港徹底失望。要精準抗疫、不能抗疫泛濫。要穩守香港作為我們共同的家這個本心,便必不能將「家」變成一片草原中的一塊孤漠。
作為一個海納百川的大都會,作為國家的東方之珠,作為大灣區的法律及金融核心,香港必須具備靈活彈性處理危機的能力,有義責讓渴望歸家的港人能在成本最小化的情況下,成功回港、抵港。同時,我們也應以港人為起始點,尋找到一條能真正平衡「清零」與「開放」的動態清零道路,讓特區政府能平衡公共衞生、經濟金融、民生便利等核心考慮。在此前提下,怎才能讓港人順利回家?這是我針對特區政府應對方案的五點提議及看法。
三、怎能讓港人順利回家?
第一,特區政府必須正視隔離酒店與空間不足這個關鍵樽頸。政府日前引進一系列措施,防止炒賣酒店房間──這確實是令人鼓舞的良好第一步,能杜絕人神共憤的投機行為(隔離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但單單這一步,絕不足夠。全港酒店數量有限、願意成為抵港旅客的隔離酒店數量更加有限。足足七天隔離限期,加上來自世界各地大量有意進入內地的非港人旅客,本身已足以構成非常龐大的房間需求。單限制有違市場倫理的扭曲性行為,並不能根治問題。若要真正地化解空間不足的問題,要不一、將酒店供應數量大幅增加(但來港旅客的數量也會相應增加,所以並不能抵消需求壓力);二、在達到特定基本要求(例如,打了起碼一針、又或是陪伴6歲以下小孩)的前提下,可考慮將隔離日子縮短,「以快打慢」地騰空更多檔期讓旅客及港人回港;或是將以上這兩點建議結合起來,打出一套「解困組合拳」!這些建議,並非什麼登天之難,而是最為基本的政策調整。為何在港染疫的病人可以在家中隔離,但過五關斬六將到港,大多數沒有染疫的人士則不能?
第二,接上所述,特區政府有必要考慮容許所有抵港人士皆能選擇家居隔離。這一來能減免家庭因其中一二名成員染疫而被迫分離所面臨的痛苦(有不少抵港家庭,相信並不介意與染疫的家人在同一屋中共處,以便照顧家人;這政策也能騰空更多空間出來,以確保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及病人能有效地各自隔離)。二來,能讓抵港人士更容易適應隔離期間的不便,同時省免昂貴──往往相當是香港月入中位數──的隔離酒店房費。三來,這也是對苦候回港人士所伸出的橄欖枝,讓他們毋須日夜煎熬、捕捉酒店房間,也能順利回家。固然在家隔離可能會增加社區感染及傳播的風險,但在龐大的精神及金融成本當前,政府有必要作出正確的抉擇。更何況,筆者相信一個真正以目標為本的管治團隊,必能妥善動用人力資源及創意技能,堵塞社區傳播鏈、通過疫苗接種提升整體市民免疫力,從而讓我們能避免大型爆發。這一方面,我對7月1日上任的新政府班子,肯定有信心!
第三,特區政府也必須化解航班不足的次要樽頸。我國民航局近日調整國際航班熔斷機制,加上包括浙江等地在內的省份開始將入境隔離政策期限下修至7到10日,這反映出一種務實的應變精神,讓中國與外國的航班逐步重新增加。特區政府應當重新檢討熔斷機制,將不必要地苛刻的限制及條件取消,一)上修能觸發熔斷機制的乘客數量;二)縮短熔斷機制的期限;三)爭取在中期內將所有熔斷機制取消。香港的航空與物流中心地位驅使我們必須當機立斷,不能繼續一拖再拖,將回家的路不斷地拖長。要說服航空公司重新派駐飛機來港,我們必須向他們保證「三不」──不令機組人員受到我們嚴苛抗疫政策過度波及、不導致航空公司蒙受因不確定及不可控因素所導致的不合理損失,以及不要求航空公司在短中期內取消或大幅調動航班。唯有以上這些保證,方能讓香港機場重新成為傲立亞洲、為國爭光的航空城!政府有必要凝聚民心,而民心核心一環乃是企業。作為香港經濟支柱之一,政府有必要對我們的航空公司負責,讓他們感受到政府就保障他們基本商業利益的誠意及真摯。
第四,中長期而言(三個月內),政府應當為所有打了三針、PCR或抗原檢測陰性的到港旅客及回港港人,免去檢疫要求。綜觀全球各地,我們且撇開英美等較為「佛系抗疫」的國家不說──有限度、有條件地免檢疫,此乃是不少沒有躺平、但也沒有採納非常嚴苛的抗疫政策國家所接納的方案。比方說,馬來西亞政府便指明,所有完成疫苗接種的18歲以上旅客,皆可以完全免檢疫及檢測,在境內出入自如(除非其最終染疫)。新加坡當地,則對所有13歲或以上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者,免去檢疫或檢測要求(12歲或以下的,無論有否打針也可獲豁免)。
香港當然毋須照辦煮碗──我們要走出具備自身特色的抗疫道路來,穩守作為一國部分的應有之義。但同時,作為亞太區的國際大都市,香港也應當參考這些芸芸競爭對手,與時並進,方能維持香港的根本競爭力。以上措施並不代表我們向病毒投降──剛好相反,其證明我們能在控制疫情及保持經濟競爭力之間游刃有餘、保持人性化管治、能屈能伸,這才是治疫之道。
第五,特區政府也應當思考如何能在兼顧國人港人及其他旅客利益的前提下,優先處理有緊急需求回港的港人訴求,讓他們能盡早抵港。有個別聲音表示,我們應當將香港人的利益置於來自內地同胞之上。我對這種思維是抗拒的──香港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應在大難當前搞什麼山頭主義、本土主義。
反之,我們應當聚焦在回港緣由及需求緩急身上,提升我們抗疫體制的人性化。錯過婚禮、錯過喪禮、錯過家人最後一面──這些大有可能是一個人一生之中不能避免的悲劇。但現時在香港上演的,並不是不能避免的悲劇,而是體制僵化所構成的人造災害。我們不應將矛頭指向任何官員──官員也是人,也是體制及系統的一部分;也不應將問題怪在公務員身上:公務員乃是執行者,而不是構建政策或搭建架構的建築師。我們有必要就着整個抗疫體制的固化進行深切反思。從一個最基本層面出發,為何我們不能為特殊求助個案提供一條電話熱線(能打通的!不是打了3個小時還是要等下去的!),配以專門小組,以審核及為他們安排「特快」回港途徑?為何回不到港的市民要投向網上五花八門的群組專頁,甚至墮入網上騙徒陷阱,以獲得隔離房間?為何此時此刻沒有更多的人願意挺身而出,為這些真正的沉默大多數發聲?
四、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懇請讓我能往那裏去
有一位政壇朋友日前曾以「流浪港人」來形容因檢疫措施而被困在海外,有家歸不得的港人境況。其過去兩周在立法會內外皆盡心盡力地為那些港人爭取權益,此乃是有目共睹的努力──只希望下一任政府能正視問題。這些港人們流浪在遠方,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夢中的橄欖樹?是為了在遠方的故鄉?是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是為了那找不到的香格里拉小溪?是為了寧靜?是為了逃避地球?
還是因為你錯過了航班又買不到隔離酒店,所以在近乎可笑的無奈下繼續流浪?寫到這裏,我想起了劉慈欣的《流浪地球》,小說裏面有一段,挺有意思:「回家的路上,我們看到荒蕪已久的大地上,野草在大片大片地鑽出地面,各種花朵在怒放,嫩葉給枯死的森林披上綠裝……所有的生命都在抓緊時間發洩着活力。」
我希望我們政府能抓緊時間,讓我們家園再度充滿活力。讓港人回家吧。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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