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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教育,是為了什麼?

曾幾何時,還是一名中學生時,只認為教育乃是出人頭地的工具,用來幫自己將來找份好工作,安安穩穩地度過一生,便已足夠。上大學以後,發現教育乃是一把把鑰匙的賦予者,賜給我們遠離及跳出直接生活局限的一道道大門。開始了碩士以後,才發現教育即便貴精不貴多,但若不多的話,根本難以支撐持續專研轄區的功力及耐力。最後,到了博士階段,成為他人教師導師之時,方意識到,教育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態度。愛的教育、痛的教育,都是教育。積極開放思想、推動自我革新、實現無時無刻的精準批判、將現實實證拔高昇華,這些都是教育在社會中必須發揮的角色。

也正因如此,「教育為何」這四字,將圍繞着教育的核心問題較為完整地涵蓋起來。「為何」要教育?「教育」,又是何物?這兩道問題,本質上難以分得一清二楚,只能視為並生之物。了解教育的本意,方能真正地作育英才,春風化雨。洞曉教育的奧義,方能真正地推動教育改革,讓停滯不前、故步自封的內捲思想敗退,讓教育成為提升社會整體素質──不單是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只有全面思考教育背後的價值觀及核心原則,方能使教育成為社會往上流動的途徑基石。

一、真正教育應該教學生如何敢去問問題,而不是如何回答問題

教育的本質不是解答問題,而是提出具素質的問題。很多人認為,學習最為純粹的,乃是學習到積極吸收知識的竅門。學通建立自身知識庫的技能,遠比從他人身上的「施捨」上拾到的「二手資料」來的更能持久、更能全面提升個人思考縝密及獨立性。也正因如此,在西方諺語中,「教人如何捕捉魚」(Teach a man how to fish),永遠都比「送人一條魚」(Give that man a fish)來得重要而吃香。順着此邏輯下去,有不少人於是認為──只要我們能教會我們下一代如何解答一切的問題,那他們的學術歷程自然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但這一說法,不知不覺地干犯了一個嚴重的概念偷換。教會別人如何捕魚乃更為優勝,這一點大可是對的。但這並不代表教會他人如何去「回答問題」,便必然是對的。捉一手好魚講究歷練、需要我們遭受獨一無二的挫折,從錯誤中學習;同時,也需要我們具備高度自覺,能洞察到自身不足、無知、不知不知(unknown unknowns)的一面面。要堵塞無知、破除迷信、找出真相,需要的並非「每事答」的小英勇精神,而是「敢於問」的大無畏精神。唯有時刻的批問、提問、設問、反問,方能讓真相之酒在跌跌撞撞、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愈釀愈醇。反而過度側重「答題」的文化──甚至執着於及後所衍生出來的「答題技巧」及「表述能力」,則讓金玉其外的空殼取代了實質內涵。教育應當令我們的學生不再恐懼自身知識不足、能力不足的現實,而以其作鞭策,跳出熟悉的安全區、尋覓更多更高難度的挑戰。

個人而言,我通常都會邀請我的學生在閱讀清單的前提上,提出自身想回答的問題,然後再以其為基礎,訂出不同的可能思考方向,讓他們好規劃自身的閱讀過程。有不少家長常跟我說,他們的孩子們只懂得問、問、問,而不懂得自行回答問題,很是憂心,怕他們孩子缺乏答題或考試技巧,會在將來入學試或面試中吃虧。我則會跟他們說,問題並不出在孩子們「問問題」──真正的問題出於的地方,是若孩子並不懂得自我尋覓化解問題的方法,對他人有可能產生結構性依賴,則難以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個體。喜愛問問題、喜愛就着自身不知之事進行時刻的探究到底,本身絕非壞事。真正壞事的,是什麼也不懂,卻樣樣都要搶着去回答的「八達通」者。教育若淪落到單純講究測試及測試成績,只會栽培出一輩又一輩避險怕事、遇礙繞道的保守者,難以取得石破天驚的成就。反之,懂得設問、敢於在朋輩及長輩壓力當前發問、敢在社會及輿論壓力當前繼續問應該問的問題,這才是真正的英才風範。

二、真正教育應該讓學生摒棄一切先入為主立場與成見,對知識坦然以對

這是一個扣帽子、玩標籤的年代。愈來愈多人奉行所謂的「凡是」主義,不問內涵、不看內容,只看發言者、源頭在哪,然後便以各種各樣的自身偏好及偏見作排斥異己的工具。曾有人跟我說,「這本政治理論書是內地出版的,那就不用看啦。」荒謬──一個泱泱大國裏面的14億人口各自有自己的想法,難道出產的文字及思維,原來只需要民粹主義主導的一兩句否定及蓋棺定論,便能定奪毋須拜讀?也有人說,「這經濟學家是英國人,肯定有偏頗,肯定反華。」奇怪──還以為先入為主、因人廢言,乃是現代化前的思想封建陋習,想不到在二十一世紀仍能歷歷在目,使人嘆為觀止。

知識莫問出處,只論客觀素質及公證性。哪管它是外國來的、國家出產的,還是從天而降,只要是能供我們所用、所體會、所融會貫通而去服務社會及大眾的,便是我們應當吸收的知識。當然,知識有其政治性、任何進行教育的個體及機構也必然有一定程度的「私心」。言論出處,也有可能影響到自身的公證性,而若在該基礎上構成隱憂,則必須被慎重審視。但拆解及應對這些種種先天後天知識局限的手法,並不應透過一種盲目的一刀切思維──這種思維嘗試以全盤否定來取代積極思辨、以一錘定音取代多姿多采的討論,絕對不可取。

教育的價值在於其可能性,而不是所謂的「確定性」。我們傾向於相信學生應當具備嘗試的權利:即便有部分人民確實受自身主觀意志及知識水平影響,因而更易被失實而偏頗的言論所煽動,抗衡偏頗論述的最佳辦法,便是讓人民從實踐自學中磨練出自己的知識寶劍,將假新聞及錯誤資料等魑魅魍魎砍掉。我們總不能將學生一輩子關在溫室裏面,祈求溫室以外的擲石頭者會同情溫室內同學們的情況,而停止各種各樣的炮轟及引誘。唯有通過無邊無際的辯證,方能讓學生從毫無前設的「正、反、合」中走出自己均衡而持久的世界觀。務實主義,也應當是教育的最強真理。

現時世上諸國冒起各種各樣的身份政治思潮──身份認同、政治立場、鮮明狹窄的意識形態及國粹主義,正在急速地取代曾經的知識全球化思潮。全球各地正在建立着情感及思想圍牆,嘗試趕在別國前,成功搭建出自身的平行時空。就拿西方諸國為例──固然有不少大學仍是言論自由的堡壘,但在「公民」社會之中,凡是與主流輿論及所謂的「共識」有所出入的,包括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觀,則會被批鬥成體無完膚,淪為公眾出氣袋,甚至被排斥在大學校園主流輿論及討論以外。反之,也有不少國家裏面的學者及知識分子,因為言論有違當地政治現實及權力架構,而只能自我噤聲、自行改造,務求能躲避立場先行的偵查及篩選。知識的政治性,我們本身無法避免,卻可將不必要的渲染及意識形態傳播,減免至最少。唯有這樣,方能減免為了一己私慾的權力鬥爭與政治爭論對教育體制內知識的荼毒,這是教育工作者的應有之義。

三、教育要以學生自主權為主導,培育他們成為敏銳自由的思想個體

常有人說,教育是建立下一代社會棟樑的全面性投資。「因為」我們「需要」律師、醫生、建築師、教師,「所以」我們要提高特定範疇的教育開支及經費,以塑造一個產量及效能皆高的勞工人口。正是這種「社會改造」思維,讓不少經濟體制能在苛刻的環境中,力爭上游、突圍而出。對於這種效能為主導的教育功用主義,筆者絕不會否定其價值及必要性。

但若我們真的想建立一個可持續、可自行經營,不受社會及長輩期望所約束及綑綁的下一代,讓下一代能成為天下的主人,而不受舊世界思想枷鎖壓抑……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以學生自主權為主導的教育系統,讓年輕人能從書卷中、朋輩中,找尋到自我、學會如何敏銳而持平地批判知識──而不是盲目批評;學會獨立思考──而不是為反而反;學會自行計劃及主宰學習及應用過程──而不是成為沒有靈魂的執行機械人。

我現在牛津授課時,第一課永遠都會「先下馬威」──跟我的學生們說,「這個學習旅程,不是屬於任何社會或國家,也不是屬於你們的朋友或親人,而是你們自己的。你們的學術路,掌握在你們手中。」老師的功能不是要牽制學生,牽着其鼻子往一道特定的河去走;反而學生們更應視老師為他們在這旅途上的資深助手,為他們擺平不必要的枝葉、讓他們能更大尺度地探索與發揮自身的小宇宙。規劃,是將橫變變成不變的沉澱過程,也是將初出茅廬的赤子轉化成老練的知識將領的必經階段。

東亞不少國家或地區所奉行的填鴨教育的問題眾多。有的說,其削弱學生縱向思維,間接影響其競爭力。也有的說,填鴨導致學生壓力過大,視上學為痛苦煉獄。須知道,適度的「填鴨」,大有可能是讓學生打好基礎的必要前提。但過度依賴老師及教授所提供的「模範答案」及資訊作知識來源,則只會令學生失去了作為人類最基本的應得條件:我們的自主性。我們與其他動物有何區別?我們與只懂反覆執行單一性命令的機械人有何區別?區別在於我們對選擇的嚮往,以及我們能動用自身的選擇,在短短一生中創造出新可能性。萬般帶不走,唯有活出獨一無二的生命,方能讓我們在這茫茫大海中留下一點值得而可供弔念的痕跡。正因如此,教育不能淪落成出產一個又一個機械人的「工廠化養殖場」(factory farm),更不能成為扼殺學生個人人生規劃權的一個堂而皇之幌子。

培育自主權,不代表放縱學生,不代表任由學生只玩物喪志。同時,凡事皆講究時機與分寸。適用於幼稚園的教育模式,未必適用於小學;初中的教育模式,也不能胡亂地套用在高中及大學之上。自主權的建立是一個動態過程,需要在不同階段應用不同鬆弛程度,善用我們記憶、潛移默化、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聯繫等結構性條件,讓學生建立具規模而多樣性的學習手段及工具。應放之時,得要讓學生去充分地自我探索、為自己所做出的教育及知識決定負上責任──因為只有將責任委在年輕人的手上,才能迫使他們學會成長、學會為自己人生規劃走多一兩步。反之,應收之時,我們不能被表面上的「自由」、「開放」綁架,讓我們乏善足陳地放過糾正錯誤的最佳時機。真正達致自主權所需要的,是優質而縝密的三思而行,而不是放任自流的鹵莽與率性。

四、教育必須培育出具備包容胸襟及大局意識的公民

「教育決定着人類的今天,也決定着人類未來。」這一句,絕對是對的。

我們的教育制度,必須培育出具備包容、多元、開放、海納百川胸襟,以及願意平衡各方利益、意見、思維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公民,兼聽則明。之所以教育終極目標為「公民」,乃是因為公民乃是塑造公民社會、政治體制及架構、政府論證合理性的基礎來源。之所以為「全球」,乃因為即便全球化有所放緩、有所阻滯,甚至有走回頭路之跡象,但不得否認的是,我們也仍然生活在一個國與國之間的經貿、外交、地緣政治、能源來往前所未見地緊密而環環緊扣的時代之中。無論我們個別主觀的立場或意見如何,懂得與別國同僚夥伴打交道、建立國際合作關係去抗衡包括全球暖化、公共衞生危機在內的「存在性危機」,這些都是作為2022年的年輕一代,必須扛起的長遠責任。作為人類,對改造世界,以捍衞人類核心利益,我們應當義無反顧。

同時,我們未來的教育系統也必須確立明確的方向,讓學生能貢獻於世界大局。常聽到不少人說,在宏觀性的重大全球趨勢,與微觀性的個體互動之間,往往找不到太多的關聯──頂多是強調一兩個特別強大的個人政客或領袖所發揮的作用。但這些分析框架從來都沒有提供過清晰的指引去解說,一群「個人」到底可如何集體地改寫一整個「國家」。因此,除了最為基本的愛國之義以外,我們更需要直截了當的論證,去點出作為平凡人、不同人,我們怎能動用我們有限的資源、善用教育所賜給我們的普世價值觀及認知,去為國家利益及國際社會穩定出一分力、同時爭取我們應得的回報。

當然,說到這裏,我們必須將我們與國家的關係也置於教育框架之內。且拿我國作例,國家經歷了這麼多年的苦難波折,我們即便未能完全報答國家,也起碼得要對其歷史中的光明與黑暗、成功與失敗,有着透徹而持平的認識──否則,又怎對得住上億上千萬同胞對我們所許以的厚望寄望?

再過兩天,便是五四運動的103年紀念日。1919年5月4日,面對着巴黎和會對中方的不公不平,在北京,年輕的學生們站了起來。從此,我國在現代國際舞台上不再沉默、不再低頭。但在香港而言,箇中的歷史,又有多少人能完整無缺地訴說起來,也能體會到我們先輩當年所經歷的侮辱與排擠、白眼與剝削?「德先生」及「賽先生」這兩大思想及精神支柱,今時今日又有多少人能準確無誤地剖析箇中的歷史起承轉合,以及對當代政治的呼應及重要性?也有的人說,「五四」乃是揭示了我們必須擺脫外國思維及現有國際社會秩序的一切,因為其皆是不公不義的──但若不是當年從外國所引入的某些思想、概念與知識分子,加上我國內部的學界菁英厚積薄發的蓬勃創意,恐怕當年一切的思想改革皆會在搖籃中被扼殺,難以落實。正是對外開放、對內鞏固的教育制度,讓那一代的中國年輕人,不再懼怕、不再在封建體制當前噤聲、不再認命。也正是教育,讓我國得以在過去百年持續地邁向今天這個如斯國際化的現在。

教育,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讓我們不故步自封,從空洞的提籃人,蛻變成漫溢生機的造籃人,裏面承載着的是歷史的教訓與未來的期盼。教育是改變個人的靈藥,更是解救社會的方法。立在貝利奧爾學院400年黑桑椹樹下,思考作為人師的自身責任,記掛着萬里以外的東方明珠。相信香江必從作繭自困混沌中破繭而出,迎來改革與契機。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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