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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7日

方舟 泛舟論章

香港在把握國家機遇中的得與失

自十九大報告以來,中央明確提出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體現了國家希望香港能夠更好地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同時能夠更好分享到內地這個作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的發展成果。

國家經濟發展的快車不等人,而在過去幾十年,香港成功抓住了、也錯失了一些機會。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一個回顧檢討,分析箇中原因,再認真審視在當前和未來國家發展的道路上香港的機遇為何,並更主動地把握這些機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香港市民共同分享國家發展的紅利。

香港曾經成功把握的三個重大的國家發展機遇,分別是出口加工業、國際貿易物流業和金融業,而這些領域目前都面臨着不同的發展前景。

自八十年代起,大量港商把握內地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集中在珠三角一帶布局加工貿易企業,為廣東省積累了製造業基礎,亦為珠三角贏來了「世界工廠」的稱譽。

然而,珠三角的港資廠房大多採取典型的「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模式,即產品的銷售都不在內地,只利用當時內地較廉價勞動力承擔中間加工製造的部分。就如微笑曲線(Smiling Curve)理論所闡釋,中間的加工、組裝等是屬於附加值較低的中間環節,附加值較高的兩端分別為產品研發和品牌銷售,但大部分都不在港企手上。這些港企的表現其實受制於歐美市場的經濟周期,其生產活動也未能算是真真正正融入到國家經濟循環當中。

航運貿易金融成就顯著

無論如何,珠三角這一重要的生產中心確實帶動了香港國際轉口貿易和物流發展,使貿易物流業成為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1992年至2004年的12年之間,香港有11年一直維持全球最繁忙港口的地位,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實至名歸。其後珠三角電子產業升級也帶動香港的航空貨運發展,2002年至今香港國際機場的貨運量一直保持在全球前二的位置。

香港的貿易量一直保持強勁增長。2021年,香港的商品進出口貿易總額達近1.4萬億美元,佔全球商品貿易總額3%。作為一個城市能排名全球經濟體第六,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亦是當之無愧。

金融作為香港最具競爭力的產業,當中的「內地因素」至關重要。九十年代國家開始推動國企改革,大量國企來港上市,香港也因此從一個區域金融中心抬升到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從1993年青島啤酒來港上市起,三大石化公司(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海油)、三大電訊公司(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四大銀行(中行、工行、農行、建行)陸續來港上市,同時也帶動了內地民營企業進駐港交所。

1997年,相關中國內地股份市價總值5216億元,佔港交所總值16.29%。截至2021年底,內地企業市價總值334338億元,佔港交所總值近80%;每日平均成交金額1216億元,佔總額88%。金融業亦帶動法律、會計、諮詢、人力資源等配套專業服務水漲船高,香港正是成功把握當中的機會,將自己發展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商業樞紐之一。

部分領域優勢逐漸褪卻

今天我們經常講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這三者都是我們成功把握國家發展紅利的最佳例子,並且讓香港成功躋身全球最知名的國際都市之一。即便如此,香港在這些領域的優勢並非永恒,部分領域的優勢已經或有機會逐漸褪卻,我們需要有清楚認知。

第一,港資的出口加工業主要承包外國企業的生產訂單,也就是俗稱「貼牌生產」。在內地製造業逐漸由勞動密集型轉向附加值更高的製造環節之際,大部分珠三角港企未能成功升級轉型,導致港資企業的數量和影響都顯著下降,原有的優勢不復存在。

第二,雖然本港貿易額多年來錄得持續增長,但離岸貿易額的增幅亦頗大,意味着很多貨物已經不再以香港為中轉站,這亦體現在香港自2005年來失去全球最繁忙港口的寶座後,港口吞吐量排名連年下跌的趨勢。

第三,雖然貨物空運在疫情下依然十分暢旺,但這不代表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不受威脅。周邊城市的機場發展迅速,數年後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有六個國際機場。跟海運港口一樣,這些機場共同依託珠三角的經濟腹地,具相互競爭的關係。因此,雖然香港機場目前在國際航線仍佔優,但未來空運競爭優勢存有變數。

第四,香港的金融業優勢主要來自於香港與內地兩地制度差別的紅利,即人民幣仍未完全國際化,以及在可預期的一段時間內仍不能自由兌換。因此,當資金進出內地愈來愈方便的時候,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會受到一定挑戰。

而香港過去所錯失的最大國家發展紅利就是國家內需市場的升級擴容。過去十多年來,國家消費市場的發展迅速,並即將成為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費市場。而自千禧年代起,為了更好地面向中國內地市場的升級增長,不少外資企業都同步開始升級轉型,搶佔內地消費市場份額,但大部分港資企業卻沒有抓住這個機會。

在勞動力、環保要求等各類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大量珠三角港資廠商未能及時轉型,很多人甚至將工廠出售套現,將資金回流香港「炒樓炒股」;加上不少港商是八九十年代北上設廠的一群,已到退休年紀,而他們子女更偏好從事投資、文創、房地產等行業,最終導致珠三角的港商比例漸趨下降,香港也未能跟上內地製造業升級轉型的步伐。

產業未能配合科技戰略

當今國際格局大變,為國家的發展道路帶來新形勢。目前,國家最迫切推動的就是產業鏈關鍵環節自主可控,避免被「卡脖子」,確保國家經濟活動可持續往產業鏈中高端攀升,帶領人民邁向共同富裕。當中,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關鍵環節都是國家所需,就看香港能不能把握機會。

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經濟結構。中國在微電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方面正在和美國激烈競爭,甚至在某些方面勝過美國,中美科技競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在這關鍵時間節點之上,「十四五」規劃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強」更具有戰略性意義。

然而,不少香港人對國家所發生的變化和所面臨的處境理解不深、感受不足。過去數年,本地輿論經常提出香港要「發展創科產業」,而港府在過去幾年確實投入不少資源。然而,本地創科產業發展策略與國家科技戰略的關係究竟如何,香港在國家被「卡脖子」的產業環節究竟能發揮什麼作用,香港顯然對這些問題思考得不夠透徹。

香港在創科產業布局中要把香港優勢和國家需求結合考慮,尤其在晶片設計和封裝、新能源和新材料、生物與醫藥技術、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四個方面,是香港具備一定基礎、也屬於國家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果香港可以借助國家科技發展的巨大投入和市場規模來壯大本地創科產業,不僅可以協助國家加快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攻關,亦可以讓香港的創科發展事半功倍,其意義重大。

海事仲裁具有發展潛力

現代服務業亦是香港的重要優勢。八九十年代,香港對內地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影響頗大。通過將香港和外國的一套帶到內地,推動了內地整個行業的形成。目前國家在現代服務業產業鏈上也有強烈的升級需求,這將會是香港專業服務「更上一層樓」的重要契機。

以航運服務業當中的海事仲裁為例,香港應結合自身在法律方面的良好基礎和制度優勢,以及國家的市場規模優勢,以海事仲裁為切入點,與內地合作共同建設高水平航運服務中心,將航運服務業打造成中國未來的優勢產業之一。

當前,國家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海運國,船東、船隊、造船業等市場佔有額持續增長,惟航運服務業仍較大程度上依賴外國的服務。在海事仲裁中,倫敦佔據全球八成以上的份額,因為不少船東貨主在海運的標準合同當中習慣性將倫敦選為仲裁地。2020年,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工會(BIMCO)正式將香港列為四個指定仲裁地之一,也是律政司和業界爭取回來的成果,也是國家建設自身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一步。

近月,歐美聯合就石油交易商、船東、租船人、海事服務商對俄羅斯貿易運輸進行封鎖,進一步突顯出過度依賴西方國家服務業對國家貿易供應鏈安全所構成的潛在風險。因此,香港應更好地善用自身的制度、資源和國際化優勢,鼓勵海事法律、航運金融、海事保險等方面的發展,深化粵港合作,聯同內地政府和業界共同打造大灣區高水平國際航運服務中心,更好地服務中國(包括香港)船東以及國家的貿易海運網絡。

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進入新階段、國際格局進入新形勢的大背景下,香港如果只靠「老本」,很快就有「食盡」的一日。香港必須精準研判國家戰略和世界局勢,以新思維規劃未來發展,我們才能邁向更美好的明天。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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