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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4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希望在哪裏?希望就在「附近」!(下)

上周跟讀者介紹了項飆前輩的背景,並探討了「附近」這構思的理論根基及證據。以下部分,我們延續着上周的討論,先從解釋「附近」為何正在消逝入手,再進一步剖析如何抗衡此一趨勢,找到希望曙光下的出路。

就着消逝的起因,我們上周探討了經濟常規化所帶來的認知剝奪,現在還有兩個,我們且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原子化社區管理及監控所帶來的安全——便利化

第二點關鍵因素,則是政府對居住社區的監管監控,以及官員「下區」參與直接管治的過程之中,項稱之為「sink down」(註:筆者本想將其譯為「下沉」(xiachen),又或是「下城」(xiacheng),但項所提供的拼音乃是xiacheng,而「sink down」並非「下城」的最佳翻譯,為免錯譯作者的字眼,在此且保留原本的用語)。

如荷蘭學者彭軻(Frank Pieke)所言,過去二十年間,我國一直朝着「社會管理體制」(social management)方向發展,以黨作為管理者、人民作為被管理者、管治過程可類比成「管理」過程的一種。項認為,在是次新冠疫情期間,官員「sink down」視察及近距離觀察所服務的人民,以及我國整體而言以居住小區作為消閒及消費基礎的經濟趨勢,皆反映出一個以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安全─便利」複式管理模式。安全,反映在較低隱私度所換取而來的相對生理健康及安穩。

便利,則反映在政府透過資訊新科技對人民需求及偏好的瞭如指掌下,能為居民所提供的便利。項前輩擔憂,如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所預測一般,工業化社會的「舒適、暢順、理性、民主的非自由(comfortable, smooth, reasonable, democratic unfreedom)」將會令人民變成「單面性個體」(one-dimensional men)。

對此看法,筆者有數點回應。第一,我們大可接納項前輩對資本及政府勢力介入本地社區之內這實證論點(empirical claim),但這並不代表「附近」便因而被取締──「附近」被「剝離」是一個涉及價值觀的審判論點(evaluative claim)。

「附近」本身是一個動態的形容詞──二十年前我的「附近」,與二十年後我的「附近」,可能具備同樣的地理位置,卻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硬件結構及軟件文化。

這一點,只能反映「附近」正在演變,並不足以證明「附近」正在朝着劣質消極的方向發展,更不能反映出「附近」從居民手中被剝離。

固然,我們可以在針對「附近」的構想之中加入各種各樣的理想化條件(idealisation conditions),但這需要更多更深的探討──究竟一個理想的「附近」,乃是怎樣的呢?

對於理想有別於這定義的「附近」的人而言,我們又是否應當將此理想中所蘊含的價值觀審判加諸在他們身上?此問題,與道德哲學中的「隱藏規範性」(cryptonormativity)現象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皆指表面上去除價值觀審判的中性形容詞,內在卻蘊含着豐富價值觀的隱藏現實。

以上也是我第二點回應的基礎。「舒適、暢順、理性、民主的非自由」,對於部分人而言,可能是一種扭曲,甚至是嚴重偏離人性應當具備風範的氛圍與價值觀;但對於嚮往這種便利生活、確確實實擁戴這種生活模式的市民來說,這種「非自由」可能是所換取回來的好處過程中必然要付出,也為他們所接納的代價(a necessary price)。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在不同官員「sink down」過程當中所出現的不同行為。個別地區的官員可能確實重視完完全全地把傳染鏈「截斷」,確保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徹底「絕緣」,儼然將在外的社交生活重新私有化,變成不能見光的禁忌;但對於更多的「動態清零」小區而言,在短暫的封鎖及清零過後,小區逐漸重開,在該區地方官員派駐的情況下,得以與其他小區融為一個中區,再透過健康碼及追蹤科技,促進大區以至市區的全面重開。這一種「動態」的私隱復還,即使是在疫情曾經最為泛濫嚴重的武漢市或南京市,也確實做得到。

當然,此時君可能會反駁,我這種說法根本地忽略了監控主義(surveillance ideology)對個人自由的干預。

數周前,筆者曾寫過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及其筆下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與元宇宙崛起之間的互動,當中也提過,當個人行為及資訊變成了監控系統中大數據或「小數據」的燃料原料,那我們則離將個人的一舉一動完全產品化(commodify)的日子確實不遠,也變相是確立了監察體制將我們私隱權徹底剝削的權力。我絕對不會否認或低估普遍監控對個人私隱所帶來的衝擊,是如何的嚴重。

但我們也同時須要意味到,對於不少普通市民而言,他們可能將自身隱私權,甚至是較為抽象但更為重要的自主權(right to agency),置於他們日常生活所能享受的便利以下。公民重視的,乃是表述及政治參與的權力。

顧客重視的,乃是消費及享樂的權利。廣泛市民關注的,則可能是以上這些種種考慮之間的一個平衡──我們既具備一定程度關注自身隱私及「自由度」的熱中,也具備對方便及安全的追求。正是這兩者之間的取捨,才需要管治體制與人民之間無時無刻就着這個社會契約反省反思。主觀的偏好排序(subjective preference ranking),也可作為對有關監控主義的批評的間接反駁佐證。

即便我們確實因「sink down」而喪失了我們的自主性,成為了「單面性」個體,這也未必會導致我們如論文中所指一般,喪失了與「附近被物化」(reduced into objects)的他人建立正常社交關係的機會。對,小區封鎖及監控科技確實會對我們與他人之間的互動出現微妙的變化──某程度上儼然身處在一個「全景監獄」(Panopticon)以內的囚犯。但這種高度自覺、高度壓迫感所帶來的自我審查及「自由剝離」,絕非現代獨有,也不是「sink down」所導致或放大的現象。

我們生活在一個群體社會中──自前期現代社會中傳播科技的引入,能讓我「附近」的資料得以被傳播至他人「附近」及我的「遠距離」空間之後,人們便明顯地生活在一個能全方位供他人一窺究竟的「暴露空間」(zone of exposure)之中,這絕非一個直接與安全─便利化有直接因果掛鈎的過程。

第三點回應,也就是我最後一點就着此論據的回應。在此,我們應當正本清源地回歸到圍繞「附近」的討論層面上。即使我們接納,安全─便利化確實導致人民趨向單面化,這也不足以論證「附近」乃是安全─便利化產物這一觀點。我們可能正面臨着一個更為孤獨而陌生的「附近」,但除非我們將「附近」──在一個較為鮮明的主觀情感框架下──定義為象徵着一種獨有的熟悉感,否則我們難以單憑以上的證據,便將安全─便利化或「sink down」與「附近」消逝劃上因果符號。

因此,在這一層面上,筆者並不能完全同意項前輩的說法,因為我並不認為「附近」的剝離,乃是與監控有着過多的關係。反之,在一個缺乏一定政府監控所帶來的安全感底下,同時人與人之間缺乏互信及依賴的平行時空(possible world)之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大有可能更為疏落,令「附近」更加快速地萎縮。

將表態置於溝通之上的新時代網絡社交文化

比方說,在一個罪案率及暴力犯罪率極高的社區之中,監控未必到處都在──甚至是蕩然無存(nowhere to be seen),但卻並不代表這社區中的居民能因而重塑有機的社交來往,而是只會在黑暗的相互猜疑及仇恨中,繼續過活。

項教授在第三點上詰問,「我們能否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創造另類的『虛擬世界』「附近」?」(Can we create virtual nearbys on social media?)這一問,正好呼應了以上我們曾輕輕帶過,有關以社交媒體及新世代科技作搭建「附近」空間可能性的問題。項認為,答案乃是消極的,因為虛擬世界所帶來的社區構建,與其所想像中的「附近」,具備「質上的區別」(qualitatively different)。

著名音樂組合賽門與葛芬柯(Simon and Garfunkel)曾著有《寂靜之聲》(Sound of Silence)的一曲,其中有一句,「人們在說話,但啥都沒說」(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對於項前輩而言,其眼中的社交媒體平台──無論是微信還是抖音,都干犯了同樣的基本錯誤。

原因有二。第一,無論是微信還是WhatsApp,抑或是臉書的直接訊息聊天軟件Messenger,本質上與面對面的對話有根本性的區別,令人們在使用他們進行溝通時,往往釋放着具備特定功能或具體意圖的言論(more and more instrumental, or i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這會導致溝通過程中所表達出來的訊息,過於功利並集中在部分特定議題上,最終令參與者的立場及思維更為固化而偏激。在香港層面上,所謂的「黃藍」,建制與泛民之間的對立,正正是印證了這一點的最強佐證。

兩邊人都是自說自話,活在自身的回音室,憑着社交媒體上所聽到看到的局部片面,搭建出隱形的資訊「大台」,從而為自己的信念及行為提供循環再用的證據及論點。

第二,如抖音般的影視感較強的平台,本身並非為了構建「附近」而誕生,而是純粹為了向用戶提供短暫而碎片化的娛樂,以及以取悅人民作為獲取他們個人數據的「誘因」,把用戶的個人歷史及一點一滴,從其手中轉移至大企業手上。長遠而言,這些社交媒體並不能為人們帶來具深度的社區及社群,而反而令他們喪失自身隱私權,成為應用程式企業巨頭的「搖錢樹」。

這些趨勢及剖析,項教授都做得非常地貼切──他所引述的證據,既有藝術家的匿名剖白,也有網民及年輕人就着現實社會的控訴。對於項飆而言,沒有什麼第一手資料是不符合其心目中可引述的證據──只要是貨真價實的社會現實,便可作為研究對象。項不會偏向一邊地挑選證據,更不會以主觀意見偏頗地排除關鍵而可供參考的資料。

即便如此,針對以上這一觀點,筆者必須提出數點反駁及疑問。第一,「功利主義」、「二元對立」、「隱私磨蝕」等問題,確實是我們必須正視,牽涉到我們大眾論述的深層次問題。

但撕裂的論述氛圍、被破壞的個人隱私,以及過度側重功用的溝通,雖然有其問題,卻並非「無效」的溝通。換言之,我並不認為項前輩在這裏具說服力地論證了,為何以上這些可能是扭曲、可能是不健康的言論趨勢,卻乃同時沒有任何溝通成份在內──我們可能會為這些溝通成果感到汗顏,但這卻並不代表沒有溝通。要把過程本質與過程結果理想與否這兩點分開處理,不能混為一談。

第二,固然抖音及微信未必能單獨地構建出一個完善的「附近」,但若我們以一個交織性(intersectional)角度來看待社交媒體,且假設人與人之間乃是以數個,而不是一兩個,社交媒體做練習渠道及途徑──這樣一來,我們可能會在這些平台之間進行「分工」:微信乃是用作涵蓋較為隱私的個人生活照片及朋友圈發文、微博乃是用作宣傳及公開一些外向性的大眾傳播、WhatsApp則是用為公事上的直線聯絡。對,沒錯這種分類分割的作法(compartmentalisation)是非常的功利主義(instrumentalist),但這些功利主義主導的溝通渠道交織下,自然能產出一個穩定的社交─主觀─心理「附近」,讓我們能持之以恒地與他人進行溝通──這一點可能性,似乎並未有得到認真的反駁或評價,值得反思及探討。

最後,我們不能忽視在虛擬世界科技發展迅速的情況下,元宇宙為構建「另類」「附近」所帶來的機遇。須知道,元宇宙能讓我們在一個平行於現有世界的空間中,構建出各種各樣的「另類世界」,讓我們能透過虛擬科技,「感受」到這個平行世界的種種。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可以找回自己的「附近」,更可以參與在主動構建「附近」的過程當中。

當然,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也可能要為這種「人工重設」負上一定的代價,但起碼元宇宙科技的興起,足以證明,其實「附近」毋須從「實體生活」(現時也可以包含非實體的虛擬生活,故此以「實體」vs.「虛擬」作區別)中尋覓,也能在虛擬與模擬世界中演變出來。

當然,讀者可能會反駁──虛擬世界感官上,與實體世界有這根本的分別。還有,實體世界裏面所發生的種種,能夠間接影響到虛擬世界的構成(比方說,若你並不在實體生活中仍活着的話,你上不了網,進或用不了元宇宙)。由此可見,實體世界仍然佔有「壓倒性」的優勢與重要性,不能輕易被元宇宙所取代。

但這一點,除了低估了科技日益變動與進化所帶來的可能性,更是忽略了,其實搭建一個可行可運作的「附近」,並不需要一個具備無限可能性的(平行)時空與平台。對,元宇宙未必能直接取代實體宇宙,但若我們在元宇宙中仍能大致正常地與他人互動與溝通、相互依賴並能合作,那這一點便足以讓我們在元宇宙中找到「附近」的歸宿,毋須妄自菲薄!以上皆證明,項第三點判斷,可能有點過快蓋棺定論,未能確實反映出我們是如何使用現有的溝通科技,以及將來可能出現的模擬虛擬科技,去落實與建構出也許不完美、也許具嚴重瑕疵的「附近」。

希望在哪裏?希望就在「附近」!

辦法總比問題多。項教授在文章最終數段,選擇以較為樂觀的未來面向與建議作結──他認為,如我們要擺脫「附近」在現代生活中所面對的困難,我們必須重塑一套能讓我們接觸與拓展「附近」的價值觀,讓我們能有效地以第一身視覺(以及他人目光視角)探索我們身邊的「附近」。筆者非常認同項教授的提議,也認為除了重建一個多面性(包括物理地理、時間、元地理、心理等層面上)的「附近」,我們更需要迎接一種靈活的「近觀」(near-vision),讓我們更仔細地留意身邊的每一項事物、每一個人;同時,我們也需要「靜觀」(perceptive vision),讓我們能動態地代入與將自身投射在被觀察者身上,從而以他們第一身視角想像及反看自己,變相「易地而處」。

項教授認為,與其將這行動定性為「最後一英里」(last mile),倒不如將其名為「第一英里路」(first mile),反採取主動地讓我們重新去觀看及參與在「附近」之中。

項同時懼怕在新冠疫情下所出現的民粹國粹主義、偏激的身份認同政治,只會導致我們社會撕裂愈加嚴重。反之,唯有當我們重新正視及注視我們身邊的「附近」,同時嘗試以這作為切入點去更深入地了解我們周邊的世界,這才是抗衡「附近」在現代社會中被漠視及磨蝕的最佳辦法。

說到這裏,我必須把題目扣回香港政治層面上。香港如今面臨的種種問題,既有深層次的社會經濟矛盾,也有所謂淺層的溝通及信任問題。但這些議題環環緊扣,本質上反映的,乃是我們「附近」四分五裂的碎片化。

深水埗籠屋與太平山頂之間的直線距離,不到7公里;走陸路隧道的話,也不到14公里。可是經濟上的距離,卻衍生出社群層面上的排斥,從而演變成心理層面上的區隔。可能深水埗的地理「附近」,確實包含尖沙咀及中環──但其居民的心理「附近」,卻與山頂區居民心目中的「附近」,有所天淵之別。這一點,絕非正常的。這一點,其實是十分可悲的。

在香港而言,要破除「附近」被取締及剝離的結局,我們必須實事求是,踏出第一步,走出第一英里(take the first mile)。如何去走,怎麼去走,跟誰人去走,在何人領導下去走──這些,仍是未解之結,未答之題。但我相信……我相信,希望就在「附近」!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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