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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8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希望在哪裏?希望就在「附近」!(上)

上周末有幸獲邀在一場牛津中國論壇舉辦的「世紀對話」上發問。

對話的兩位嘉賓,兩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名家。一位,乃是《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作家及現代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代表的政治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另一位,則是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出生於內地卻在英國牛津大學位至教授的項飆。一位是政治哲學界的名人,另一位則是人類學界中的泰斗。他們之間就着賢能主義(meritocracy)所展開的思想碰撞,且容筆者另日再述。今天想集中探討的,則是項教授的思想──以其就着「附近」(nearby)的分析作分析主軸。

生於浙江、成於牛津、從「懸浮」到「附近」

項飆1972年生於浙江溫州,1995年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3年從牛津大學獲得社會人類學博士。其學術研究領域涉獵甚廣──從北京「浙江村」的人類社會學微觀分析看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再到近年我國出現的「內捲」及東北下崗職工遷徙等社會現象起因與後遺症,以至勞工與產業之間的社會生態學(《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這些領域議題皆成為項教授的研究對象,其「筆下」將其所親身或間接經歷的,皆一一娓娓道來。對他而言,一切的眾生、眾生的一切皆能成為研究的「對象」,而以「對象」作形容詞,卻也未必能徹底反映其獨特的以對話及感受為主導的方法論。要確實了解到項教授的研究思維及模式,可能還是要拜讀《把自己作為方法》的對話集。

2018年12月,項教授在清華大學展開了兩場演講──第一場題為「懸浮:流動、期望和社會成長」,第二場則題為「清理和升級:流動人口管理和城市社會發展」。兩場演講皆直接或間接點出了「懸浮」此概念。怎麼去解釋「懸浮」這概念呢?此時有人會嘗試將「懸浮」翻譯成馬克思理論中的「異化」(alienation),但這卻似乎未能完全反映出「懸浮」中的急躁不安、無根感所帶來的無所適從。也可能會有人拿着羅莎(Hartmut Rosa)有關時間社會學的分析(詳見《社會加速:現代的新構思》(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中所說的「滑波感」([a sense of] slippery slopes),也就是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雖然行為愈加頻密而快速,卻實際上並沒有不加速的選擇餘地,然後將其解為「懸浮」的實感定義。

從筆者角度而言,「異化」及「滑波感」都是「懸浮」的一部分,但若要說到最能反映出箇中精髓的,卻是咱們廣東人俗語所說,此人「浮下浮下」,既帶着點輕佻,卻也有其鋒芒畢露之處,卻實際上隱藏着內裏啥都沒有的一種空白空泛。「懸浮」是現代生活中消閒的替代品,也是現代工作的終極版。「懸浮」可用來描繪「996」工作的工廠工人,也可形容身在高處的高官,庸庸碌碌地跑來跑去,自以為盡忠職守,卻只不過是拿着官僚架構的頭銜及秩序作擋箭牌而已。「懸浮」乃是「內捲」的起因動力,也是「內捲」的精神產物。

面對「懸浮」、「內捲」等趨勢,項飆於一篇在《當代中國藝術》(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期刊去年8月刊登的論文中,仔細撰述了其「附近」這個構思。在以下就着「附近」進行的剖析前,筆者想先將這個動感十分的概念之主要綱領列舉出來,並嘗試將項教授的思想加一些我個人愚見,與讀者分享。

何謂「附近」?

項教授認為,在如今中國現代社會裏面,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年輕人(educated urban youths)普遍以一條「距離」主軸的兩極作為構建自身身份的基礎──一端乃是其作為個人的經歷(own experiences as individuals),另一端則是廣闊無限的宏觀世界(global power play)。兩個極端之間,尤其是包括這些年輕人身邊的社區、職場,或地方政府,則往往消失在他們的主觀眼界之外,成為他們認知(consciousness)以外的空白地帶。

比方說,在香港,有不少市民也許能切身感受到自己在是次疫情中失去親人的痛,也能從網上及電視渠道看到世界各地的疫情狀況,與香港之間的對比類似之處,但卻對同樣活在香港、住在籠屋或劏房裏面的貧窮戶,又或是山頂半山的權貴達人,難以體會或感受到他們的主觀感受及經歷。依我所看,此趨勢乃是「附近」在新冠疫情及其他全球化進程下所經歷的「消失」過程──正因附近正在急速消失,我們在超近距離及超遠距離之間的個體感受,才會淪為「懸浮」感的布景板。正因我們的「附近」被外來勢力及內在思維所排擠,我們才處於「懸浮」狀態之中,不倫不類地繼續苟活。

在此,筆者想提出三點回應。第一,以上為「附近」所下的定義,似乎沿用着一種複式排他法──「附近」既非「最近」,也非「最遠」,而是兩者之間的模糊地帶。用圖像化語言來說,我們且可稱之為「附近之谷」(the valley of fujin),處於近與遠之間的朦朧。但對於不少人而言,他們可能對外部世界的「國際」或內部國家的「國內」事情一無所知──而他們因而並沒有「附近」,因為在他們個人日常生活圈以外的,一概都是「遙遠」。

反之,固然以下可能性較小,但對於一些大愛而熱中於服務世界的無私者而言,他們可能視一切身邊以及包括自身在內的事物與人為「附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將「附近」以「遠」及「近」兩極作為構建基礎,固然有其可取性,卻也同時也許局限了「附近」本身定義上的彈性。當然,若定義過於彈性,則也同時失去其解釋實際現象的能力與功能。這也是人類學方法論層面上的一個兩難。

第二,何謂「附近」取決於何謂「遠」及何謂「近」。遠近之分,與人類社會學上另一個二元區分──我者與他者(Self and Other)──其實乃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處,區別在於「遠」及「近」乃是較為相對性及存在內在可比性的,而自我與他者則是一個離散的(discrete)對立二分。但須知道,尤其是在一個後現代及後結構的年代中,「我中有他,他中有我」,「我者」和「他者」之間的關係乃是相輔相成,也是相互蘊含的。同樣道理,「近」本質上乃是建基於「遠」在我們心目中的相對距離感,而「遠」之所以為「遠」,乃是因為我們並未能將其納入我們「近」視線範圍之中。在此前提下,「附近」則應當被視為一個無時無刻都在遠近博弈之中形狀蛻變演變的「變程」(process of change),而並非一個「永恒」。與其說「附近」是一個恒數,倒不如說其是遠與近之間的辯證所締造的產物!

論「附近」的多面性及交織性

第三,「附近」是否正在消失?,應當被視為一個因應具體境況而異的(context-dependent)命題。項教授在《中國青年報》一個專訪中指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對門的鄰居、樓道的保潔阿姨、小區門口的保安、小區底商的理髮師……經常能見到,但好像從來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有何怎樣的生活經歷。」這一點,確實也許是不少生活在都市中的中產階層的日常寫照。但對於生活在農村或郊區而言,又或是本身資本及生活條件優渥、又或是儘管生活貧瘠但與身邊鄰居鄰里仍能維持一定熱度的人民來說,「附近」一直都在,也沒有隨着確實出現的科技現代化或商業全球化而消失。

固然我們可以從一個心態或觀感切入點,去剖析富有資產階級如何在日常接觸「附近」(比方說,到家所屬的小區跑步拉筋、到私人會所消閒喝酒)的過程中,仍在失去對事物確實全面的掌握,並因而失去了對「附近」的操控權──但這一層面的介入,需要我們對「附近」這構思再進而細膩地分成不同種類的「附近」。

筆者認為,「附近」這概念具備一定程度的多面性(multi-facetedness)及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先說多面性。按項所言,「附近」固然可以指的是「物理空間的『附近』」(《中青報》專訪)──筆者且將這定義為地理─物理(geographical-physical)層面上的「附近」,借代着我們日常生活處於自身以外,卻並不遙遠的「個人地標」及與這些地標有必然掛鈎的人或物,比方說,我們每天上班上學乘搭的列車巴士、在經常去的酒吧餐廳所見到的服務員、辦公室經常接觸到的「人面識別器」。甚至我認為,項前輩同一專訪中所提到的「鄉愁」,也可被演繹為從一個「附近」走到另一個「附近」所帶來的一種必然性水土不服。

但「附近」此概念若要更為全面,則應當涵蓋時間(temporal)層面上的「附近」。比方說,今天較早前,某位議員可能正在派送物資,然後下午要趕到社區大禮堂跟義工醫生見面,還要趕在三點前跟街坊來通電話。在通電話與見面之間,可能只有數分鐘之隔──對於正在跟街坊聊天的議員而言,剛過去的「跟義工醫生見面」,正為其時間「附近」範圍之內。固然後現代其中一個後遺症,乃是導致不同活動與活動之間的聯繫不斷弱化、並將以上這種「時間附近」持續地碎片化(fragmentation),破壞時間層面上的持續性(continuity)。同時,對於不少日理萬機的人而言,時間層面上「附近」可能比地理層面上的「附近」更具意義──他們可能每天都要東奔西跑,但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連貫性,讓他們的時間「附近」並沒有因顛簸繁忙交通往來而消失。

同時,隨着元宇宙(metaverse)的急速崛起,我們可能更要留意的,乃是超越三維物理限制的元地理性(meta-geographical)「附近」,也即是將虛擬現實、模擬現實,甚至幻想現實等不同維度的平行時空,納入我們對「附近」的認知之內。讀者稍候將會看到項教授就着社交媒體及網絡世界與「附近」互動的迷思,但在此之前,筆者認為我們應當體會到,與其說「附近」乃是一個單純以物理地理作區分的構思,我們其實更應當接納其本質上的「主觀心理性」(subjective-psychological)──有些事物客觀上離我們很遙遠(比方說,烏克蘭戰場、巴勒斯坦的炮火),但透過資訊傳播及溝通技術的蓬勃發展,以及媒體對我們道德三觀的渲染影響,我們可能因而會覺得這些一幕幕皆離我們很近,甚至比在我們面前、與我們時常見面的生意合作夥伴,來得更「附近」。在此看法裏,可能「附近」並沒有消失,而是隨着科技發展而從實體邁向超越實體的層面之上。

由此可見,若單以地理物理維度來看待「附近」,未必能將「附近」的多面性充分,也同時不能將不同形式「附近」的相互交織充分帶出。「附近」是否正在消失這命題,其實答案或多或少與我們對「附近」的定義狹寬有莫大關連。固然隨着鄉村到城市的人口遷徙、近郊地區的急速城市化,人民正面臨着主觀心裏上附近的消逝(一個傳統村落或四合院地段,在改拆以後成為了高樓林立的新發展區)──但這未必代表他們地理層面上附近離他們而去;若他們能將這範式轉移理順,甚至在「現代化神話」(myth of modernisation)之下欣然接納所謂的「現代化」進程,則可能將過去的傳統建築與現代的繁華在時間層面上「串聯起來」,並視為在時間上「附近」的最有力佐證。

「附近」為何正在消逝?:成因與趨勢分析,以及數點回應

無可否認,在部分特定社群及都市之中,人民所經歷的「附近」正在消失。嚴格而言,我們可將這過程定性為一種「剝離」(displacement)。正如項教授所言,「『本地』一直都在」(「Local places are always there」),但本地並不等於「附近」,因為針對「本地」社區的翻新及重建,正不斷削弱鄰里之間的社交聯繫及信任對接(break down social relations and isolate individuals from one another)。項這一點分析,也能間接印證了我們以上將「附近」以主觀心理角度,而並非單純的地理物理角度作分析,乃正確的。

項飆認為導致我國國內「附近」消逝的成因,起碼有三個──經濟常規化所帶來的認知剝奪(cognitive dispossession [induced by] economic formalisation)、原子化(atomised)社區管理所帶來的安全─便利化(safety-convenience nexus),以及將表態置於溝通之上的新時代網絡社交文化(expression without communication)。

在撰述第一點之時,項以其個人童年社區於千禧年代初期被拆毀翻新作引子,點出了在城市舊區重建及規劃過程當中,所謂的「經濟常規化」過程,固然表面上是落實居民賠償,在法律上看似「捍衞」居民利益,卻也同時通過將「居民」變成「業主」,將「家園」變成「物業」,從而將本來由社會契約及約定俗成的非物質價值徹底量化,並將當區居民與其家園的關係轉化成「擁有」─「被擁有」的入世俗氣關係。

將財產私有化、將產業與產業之間的限界畫得一清二楚、將舊有的社區以新興的超市商場取而代之,這些過程以「為社會大局利益着想」作為論證理由,卻也從而將人民主觀心理及地理物理層面上的「附近」,徹底地顛覆倒轉。將經濟利益以法律條文寫出來,表面上看來是一種對人們利益的認同,實際上卻將人民認知中的「熟悉感」推倒,換來的卻是一種由衷的「陌生感」。看到這裏,不知為何筆者腦海中忽然浮現羅大佑的《鹿港小鎮》,那班「徘徊在文明裏的人們」,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砌上了水泥牆」,換來的乃是如台北「霓虹燈」那般的景色。

這一點解釋,筆者整體而言頗為認同的,唯一的反駁是,可能對於部分熱愛現代化所帶來的便利繁榮之人而言,他們可能並不會覺得這種經濟常規化有任何的違和感,反而為他們修補自身「元地理」及「時間」附近的完善,帶來一定的方便及助力,讓他們能更有效地構建出可持久而恒常的生活規律,從而彌補物理附近上的空虛。但整體而言,相信這並不會是絕大多數人──項飆的分析,在此跳出傳統馬克思主義在產權有關「異化」的迷思,精闢獨到。

下周,我們將會繼續探討社區管理體制所帶來的安全─便利化(safety-convenience nexus)演變,以及將表態置於溝通之上的新時代網絡社交文化(expression without communication),在項飆前輩眼中,乃是如何導致現代生活中「附近」消逝。同時,我們也會探索我們應當如何重新贏回及爭取「附近」,並為人民找回生存應有的尊嚴及空間。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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