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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1日

李道

確診的香港,HK is dying...

一場疫症,奪去了千計港人寶貴生命,亦暴露了香港城市建設原來弱不禁風。有鑑過去發展不進則退,「大香港主義」早已所餘無幾;目睹抗疫工作千瘡百孔,「小香港主義」更開始令我們自慚形穢。

香港速度:慢得致命

不是嗎?「香港速度」近年已鮮少人談及,但無人料到我們速度竟已慢到如斯地步。當青衣方艙醫院僅花七天完成,落馬洲河套更瞬間搭起橋樑,我們的快測登記網站卻是姍姍來遲,這絕對是港人抗疫路上近來最洩氣的大事。此外,一方面染疫死亡人數持續高企於逾百水平,當中大部分是院舍長者,情況絕對十萬火急,但另一方面,當局過去一段不短時間卻彷彿一籌莫展,只能坐視院舍爆發率不斷逼近100%似的,予人感覺也是開會再開會、研究再研究,甚至要巡撫京官督促再督促才卒之促成──雖然長者打針最好時機已過,畢竟疫苗接種不是一劑見效,相關時間差或無助他們安渡今波疫情……由決策到落實,香港已跟快字沾不上邊,而是慢得交關、慢得可怕、慢得致命。

窮得只剩錢 大缺有用資源

錢解決到的問題,理該不是問題;可惜,今日香港真箇窮得只剩下錢,除了豐厚庫房舉世羨慕,政府坐擁財政資源卻無法兌換為真正有用資源。檢測、檢疫、打針等配套嚴重不足,相關「抗疫鏈」的供不應求早已為人詬病。

今時今日,許多基本物資有錢都買不到,食品供應雖已大致復常,蔬菜確是重新應市了,但早前部分超市貨架卻仍持續清空,各式麵條、麵包、麵粉等的缺貨又是怎麼回事?疫情確會干擾供應鏈,人手確會因染疫而停休,可能禁足亦確衍生了恐慌性囤貨潮,而疫情海嘯式來襲也令供求矛盾突然變得尖銳;問題是,難道就無法好好運用金錢解決問題?在疫情初期成功跟各地政府搶購疫苗之後,由口罩到最近的快測包、抗疫中成藥等的補貨,似乎都曾或仍然嚴重落後於形勢。

有人無工做 疫工無人做

即使有了資源,亦恐出現資源錯配,這尤其見諸「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方面。正當香港失業情況不斷惡化,由跨境司機、護理員、屠宰員,到協助管理隔離設施,以至落實全民強檢及禁足所涉的人手,都出現了嚴重不足之窘。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曰簡單上調薪金便可請到人、挽人才;那麼,為何抗疫人員卻總長期左支右絀?當護理員可藉政府津貼大幅加薪至月入3萬多元,其他行業及職位何解又不效法,以確保人手充裕?食肆失業員工不能在隔離中心及全民強檢時幫手嗎?進一步而言,當市民已習慣自行採樣進行快測,檢測中心採樣人員還有堅持由醫護擔任的必要?倘若門檻可以放開,全港檢測容量必可大大增加。

另外,部分公務員在家工作可能出現閒置資源,為何一直沒有派上用場?合約或限制了人手調配,改為像選舉般臨時招募發放酬金不就迎刃而解?酬金其實可高可低,因應賦閒情況極端地象徵式一元也成。

某程度言,讓消防員負責聽電話和分配檢疫設施,亦嫌有點大材小用。況且,招募義工亦是一個辦法,為何官方沒有設立渠道吸納,又或透過昔日渠道填補人手?

檢測打針不能round the clock?

香港人一向以效率高見稱,但政府抗疫卻在另一平行時空。政府服務時間遠較私營市場為短,好像商店、商場、超市、食肆一般營業至晚上,但圖書館、博物館等都早早黃昏關門,而醫管局的預約門診亦僅提供日間服務,中間還有私營市場早早消失的午膳停工時間。疫情之下,為了減少人流而暫停服務,政府服務時間進一步壓縮固然合理之至,不過,在抗疫鏈上的多個重要環節,又豈應過早拉閘關門?社區檢測中心一般晚上8時關門,如果延長至11時,不單可更好照顧下班市民需要,更可把全天採樣時間增加25%,豈不大大有助消化排隊輪候人龍?同一情況,也適用於疫苗接種中心,因為一樣是晚上8時關門。最離譜是,深喉唾液測試的樣本收集站下午3點就拒收樽仔;也莫說,派樽仔還每每一早派光,市民必須早於9時排隊去搶。當選舉時票站能夠遲至10時半關站,為何疫戰之下不能特事特辦?當方艙醫院的建設可以24小時round the clock日以繼夜不斷趕工,為何檢測、打針卻依舊早早準時下班?收集樣本後,既可採取「混合樣本」方式令實驗室效率翻倍──就連快測包都認可了,就拜託別再糾結不能犧牲「質」來遷就「量」好嗎──亦可把實驗室工作外判到其他地方如內地。

香港城市建設向來水準一流,軟硬件皆然,但在第五波疫情卻把一切沖散,包括把香港人對此信心都一併沖散。

短時間建醫院、建橋樑,相關技術很大程度是為國家級戰爭而設,香港無此準備實是非戰之罪;可是,檢測及檢疫設施的人手不足、服務時數短等等,就絕對是港方力所能及的動員問題。動員一切力量與資源,尚包括動員科技資源,安心出行對個案追蹤的作用有限,以致不得不成立追蹤辦人手跟進,甚而在初期動用大量人手與時間翻看閉路電視,試問這是善用科技、香港作為科技城市應有之義嗎?港府就連弄一個快測登記網頁都需時甚久,也嚴重影響到社會動態掌握最新疫情,以及不同患者接受相應治療及隔離的資源編配。

軟硬件城市建設弱不禁風

港府必須負起抗疫主體責任,問題確然未必在於一個人身上,而是特區政府由上到下都似乎對突如其來的戰爭毫無辦法。問題未必在香港人不夠靈活多變,再不懂食腦了,而可能是受既定一套思想和制度所限制。

港府日前一篇可視為回應負起主體責任指控的文章裏便強調,香港始終是個法治社會云云;問題是,疫下亦即戰時緊急法,豈非在法律上打開了非常時期非常手段的方便之門?中央不少援港措施,好像在落馬洲搭建臨時橋樑便屬此例,難道非常時期還要尷尷尬尬、怕這怕那,而非爭分奪秒採取一切可行措施保護市民性命安全?

始終,香港不是欠缺資源,而是欠缺戰爭的覺悟與決心。辦法總比困難多,一切到底事在人為。就以土地為例,香港真箇欠缺土地嗎?抑或只是有地而沒有善用?退一萬步言,即使沒有土地,也可填海造地。問題是:香港速度是否真的敗予內地速度?香港財富是否不及內地資源?香港人事管理是否遜於內地人員編配?香港效率是否跑輸內地效率?而香港的軟硬件城市建設是否也落後內地了?凡此種種,無論以發展程度、教育程度,抑或人均GDP等指標衡量,香港至少不應輸蝕太多;惟非常遺憾,今次疫情所揭示的答案,頗大程度反映出香港不如內地。

當然,資本主義或適用於太平盛世,危難關頭則或社會主義佔優,譬如唯利是圖的商人或恐坐地起價、拒絕病人。「大市場、小政府」也限制了政府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務,資源補給及配置均依賴市場主導;到了非常時期改由政府主導,局方不單缺乏統籌應對的經驗,亦難馬上變大扮演訴諸最後角色。不過,這純粹是制度問題嗎?當中豈無人為因素?

香港目下當務之急,乃盡快把死亡數字遏低,不能容許每日有逾百市民喪生;其次是盡快把病毒傳播鏈切斷,坐待疫情自然回落注定死得人多;而歸根究柢的一點,乃港府必須負起主體責任,將士用命打好這場仗。

其中,與其僅強調特區政府要上下同心,不如進一步要求上下一起動員,上下一起行動。究竟動員不了,是上層沒有動員起來,還是下層沒有好好配合?或許兩方面皆有之。香港尚未實行全面的民主普選,以致管治班子的問責對象不是市民而是中央政府,這或解釋了第一個問題。所以國家主席習近平此前發出的重要指示,除了強調「三個一切」,也強調了「兩個確保」──「三個一切」的目的,是「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亦即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問責對象到底是人民。對於第二個問題,公務員制度的賞罰機制不平衡,「鐵飯碗」之下難以撬動人力,又是否造成今日之窘的元兇?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管治威信存在天壤之別,後者成功一呼百應,前者只懂苦口婆心,包括政策制定亦多強調誘因,較少利用懲罰,未能全面做到恩威並施──這是否香港文化價值的一個隱患?

還有一點值得提醒。作為總指揮的,在第五波疫情面前一敗塗地,會否因為憂心未來仕途,因而變得戰意低迷、怠戰厭戰?而作為前線人員的,又會否因為工作量較之前大增,須負擔原本工作範圍以外之事,而可能出現玩忽職守、陽奉陰違的情況?這兩方面的人事管理,也是動員一切的重要部分,絕對不能忽視。

務實為本 捉到鼠即好貓

新冠病毒導致大量香港人確診,但深層次香港或早確診多時。疾風除了知勁草,亦如水退會暴露誰在裸泳。目睹Hong Kong is dying,不單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抗擊疫情,整個香港或須更進一步地大幅改革方成。

第一步始終要擺脫意識形態的掣肘,明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道理,究竟起用白貓抑或黑貓之爭根本無關宏旨,不要倒果為因將手段視為目的──捉老鼠才是目的,用哪隻貓僅為手段,就像抗疫我們也不要糾纏某個手段是否合適,任何有利達致抗疫目的的手段都不應排除,在如何好好治理香港這方面,大家也要釐清目的是什麼、哪種手段至為合適。

大香港主義?小香港主義?皆屬虛詞。香港刻下和未來所需要的,乃是務實主義,好讓市民健康真正受到保障,民生得以改善,經濟得以發展,香港城市建設得以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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