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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8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沉默的羔羊──從五百年歷史看俄烏戰爭

衡量戰爭的後果及程度,是一堆數字。

操控戰爭的論證者及把玩者,是一群權貴。

任何一場戰爭所構成的代價、傷亡、破壞,最大的受害人,是普羅百姓。

他們才是真正沉默的羔羊,任由他者蹂躪。

上周,俄羅斯向烏克蘭正式開戰,兵分三路進攻。

不出一周,主權國烏克蘭變成外來軍事干預下的一個撕裂之國,陷入前所未見的內戰危機。

截稿之時,俄軍幾近攻入烏克蘭首都基輔,烏克蘭政府岌岌可危,可能見報的今天,烏克蘭已經面目全非。

我沒有水晶球,難以推測接下來俄烏戰爭的演變。但要了解烏克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要認知俄羅斯為何決定向烏克蘭發兵、要認清楚為何烏克蘭至今在國際社會上如斯地實際孤立無援,需要我們做兩件事:

第一,拋開一切現有針對或偏袒俄羅斯及/或北約成員國的碎片化判斷及現有主見;

第二,認真看待及追溯歷史,嘗試剖析清楚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思想脈絡。

若有不足,敬請指教。

一、歷史波折中的烏克蘭民族

現代「烏克蘭」這個國家,在很多歷史教科書中皆被認為只能追溯至二十世紀初的一連串短暫獨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權。事實上,烏克蘭當今的領土,大抵可追溯至十七至十八世紀時的兩個相鄰地區──當時烏克蘭,以第聶伯河(Dnieper)為界,分為左岸(河以東地帶)及右岸(河以西)的烏克蘭。

前者對應着如今烏克蘭的中部及東北部絕大多數領土,其獨立性能追溯至十七世紀中期的哥薩克酋長國(Cossack Hetmanate),本身由哥薩克人(Cossacks)所構成及領導。該國在擺脫波蘭立陶宛的管治後,於1648年成立。經歷了短暫獨立時期後,在1654年與當時的俄羅斯沙皇國(Tsardom of Russia)簽署了《佩列亞斯拉夫爾條約》(Pereyaslav Agreement),與俄羅斯結盟,從此成為當時俄羅斯沙皇國的附屬國。

及後的一百年間,酋長國演變出其獨特的文化、宗教、價值觀傳統的同時,其作為一個非獨立國家的自主權及經濟貿易權利也同時遭受沙皇統治下的逐漸蠶食──對於酋長國國民來說,沙皇高壓式的步步進逼,反而間接助長了當地反俄親本土的新興思想崛起,順其自然繁衍出「烏克蘭主義」(Ukrainianism)的雛形。

後者一直處於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牢牢掌控下,並受外來的波蘭貴族所殖民及壟斷一切資源及農地。信奉東正教的當地哥薩克人、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以及其他農民,在高壓地主封建制度下,同樣敢怒不敢言。

直至十八世紀末期,聯邦解體,在葉卡捷琳娜領導下的俄羅斯在瓦解波蘭及後,把烏克蘭「統一」,卻是將俄國的帝國願景及主觀思維,投射在一個對俄羅斯身份毫無認同感的民族之上。儘管俄國多番嘗試把當地民族及文化抹滅,讓烏克蘭人民接納其統一領袖──但當地人民卻憑着自身豐厚的在地文化及語言,在十八及十九世紀期間構建出一套有異於俄羅斯主權領土的身份及論述,是為烏克蘭民族主義(Ukrainian nationalism)的主要綱領及模型。

在1917年俄國2月革命後,烏克蘭從崩塌的俄羅斯皇族腐敗掌控中掙脫出來,有不少虎視眈眈的勢力及分子自立為王,建構出現代烏克蘭的雛形。當然,要構建一個民族及身份認同很容易,要搭建及維繫一個獨立國家很困難──尤其是當烏克蘭地區內部戰亂頻頻。

1922年,蘇聯成立,烏克蘭諸地區政權勢力也順應地被納入蘇聯版圖之中,成為了烏克蘭蘇維埃主義共和國。但蘇聯轄下的烏克蘭,並沒有因而風生水起,甚至被捲入1932至1933年間的大饑荒,以及1939至1945年的二次世界大戰之中。

今時今日,有部分俄羅斯極端國粹聲音指控現代烏克蘭乃是「納粹主義者」,所引述的證據,正是當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小撮烏克蘭人與德軍合作的「叛國行為」──但這些言論忽略了烏克蘭人中,也有不少勇士在二戰期間跟德軍作戰到底,傷亡狼藉。

1945年10月,二戰結束,在蘇聯支持下,烏克蘭以主權國身份加入當時剛成立的聯合國。1948至1949年間,烏克蘭首次被選定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擔當關鍵的政治角色。1954年,俄羅斯把克里米亞洲(Crimean Oblast)割讓予烏克蘭,是為向烏克蘭伸出橄欖枝的表示,也同時望能藉機會降低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敵視仇恨。

以上種種反映出三點關鍵事實。第一,烏克蘭獨立主權,在歷史中有根有據。第二,烏克蘭身份認同與其民族主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其民族並不能與俄羅斯國族混為一談,兩者乃是有歷史及文化上的由根分別。什麼「都是俄羅斯一家親」,是一個錯誤的主觀投射。第三,無論是俄羅斯沙皇國還是蘇聯下的烏克蘭,皆並沒有從俄羅斯統治獲得莫大而不可取代的益處。但以上複雜歷史也間接突顯出,為何部分對復辟俄羅斯帝國有情意結的人士,會如斯執着地嘗試把烏克蘭納入國家版圖之內。

二、俄羅斯政治權貴的後冷戰情意結

蘇聯於1991年解體。對於不少當時居住在蘇維埃主義下的居民而言,此乃是高壓威權的結束、自由時代的來臨。但二十年、三十年過後,有不少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狀況持續低迷下滑,政治局勢繼續動盪,移除了舊有的獨裁強人,卻迎來了舞弊民主及半威權政權的選舉強人。蘇聯解體,對於這些民眾來說,未必是絕對好事(當然,對於局外人而言,卻可能是世界時代前進的一個必經過程)。

誠然,蘇聯的崩塌與當時先後掌控俄羅斯名義上最高權力的「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及「自由派」領袖葉利欽有着莫大的關係。前者改革路線,將政治開放置於經濟改革之前,導致蘇聯諸國內部民怨沸騰,本身腐敗及管治問題百出的蘇聯政權,最終在西方壓力及本地自由民主運動的交織下瓦解。

隨着戈爾巴喬夫在九十年代初失去俄羅斯政壇絕大多數「玩家」的支持,本為他麾下大將的葉利欽以總統身份接管權力,宣告着蘇聯共和國幾近七十年的鐵腕管治正式結束。

然而,對於俄羅斯九十年代中至後期所冒起的一眾政治權貴(新貴)而言,蘇聯解體是一個根深柢固的個人屈辱,也是俄羅斯建制歷史上不能抹去的污點。他們認為蘇聯解體,讓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失去話語權、腐敗資本家在地區及聯邦政府的縱容下,成為權傾朝野、隻手遮天的新時代軍閥,而以北約為首的西方歐美諸國,讓後蘇聯的俄羅斯經濟及政治上寸步難行。

固然當地民眾在九十年代曾獲得短暫的政治自由及公民權利,但這些自由賦予,從權貴角度出發,卻是難看的眼中釘。對於這群圍繞着克里姆林宮(Kremlin)生活、同時經歷過蘇聯最輝煌及潦倒時期的前軍人、前情報人員,以及現任政治體制的中高層人士而言,復辟冷戰期間的蘇聯,「統一」他們眼中視為攸關重要的「國土」,然後再配以古俄羅斯帝國的「道德論述」,才是他們最終的政治任務。

對於這些以意識形態及價值觀為主導、卻實際上非常理性的權謀家而言,為俄羅斯復辟蘇聯領土,不只是一個符合他們自身所承傳及為自我訂立的「道義」,更是讓他們在國際社會中重奪經濟、貿易、軍事話語權的第一步。

當然,這些權貴本身也有其一定分歧。有些人認為,俄羅斯要復辟的,乃是冷戰時期的經濟及資源實力,讓其在中亞及東歐中重新贏回控制權,從而繼續讓俄羅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也有些較為側重邊疆及領土者,則認為復辟的實際意義並不那麼大,卻具備關鍵的象徵意義,符合當年俄羅斯帝國的「歐亞唯我獨尊」思潮,何樂而不為。當然,也有些人如普京日前發表的演說中所流露出來一般,認為從來烏克蘭便是俄羅斯文化及民族上的一部分(儘管以上分析已表明,事實不是那麼簡單),並無自主權。種種原因的交織下,俄羅斯權貴一直視早於1990年從蘇聯獨立的烏克蘭為「囊中物」,扶植親俄政客參加「選舉」,並間接向烏克蘭行使影響力。

另一邊廂,在美國支持下的親歐美政客,透過所謂的「橙色革命」等手段,也在烏克蘭建立起一定的政治資本及實力。九十年代末及千禧年代的烏克蘭,隨即成為俄羅斯及歐美國家,利用及推動本地政客利益集團鬥爭的戰場。這些戰爭也許沒有硝煙,卻也奠定了雙方外來勢力干預烏克蘭內政的現實基礎。當然,如何判斷干預程度,乃是一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三、北約與歐洲盟友政策之失諸交臂

談到今時今日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我們有必要再細膩地分析兩個關鍵持份者──北約,以及普京。前者是一個人云亦云地認為十分重要的政治群體,後者則是一個突出的政治強人。

有趣的地方是,就着是次烏克蘭戰爭而言,無論是親俄還是反俄的評論,似乎都把北約及歐洲一眾盟友的影響置於首位。反美及親俄的,認為是北約把俄羅斯「逼到牆角」,所以不能不反映──俄羅斯的行為,依這些言論判斷所言,乃是合理自衞。反之,較為親美及反俄的,要不是認為北約在過去十多年並沒有務實理性地約束自身拓展,便是過度含蓄,並沒有妥善地把烏克蘭納入北約保護傘內。

首先,我們有必要澄清一點──在柏林圍牆倒下之後,美國國務卿及北約秘書長曾經兩次表示,北約並不會往前東德以外的蘇聯實際控制地區派駐任何士兵。當時蘇聯仍未解體。九十年代,在當時東歐諸國的要求下,北約正式討論應否接收前蘇聯附屬國,並在1999年把波蘭、捷克、匈牙利,2004年把保加利亞及愛沙尼亞等國家,納入北約覆蓋範圍之中。

有見及此,嚴格來說俄羅斯指控北約勢力「違約」,並非失實──但同時須知道,當時的口頭承諾乃是在柏林圍牆倒下但蘇聯仍然存在的時空中所許下的承諾,與我們今時今日的世界有着莫大的分別。

承諾是承諾,但真正的問題癥結,到頭來還是北約東擴對俄羅斯所構成的威脅及壓力,讓俄羅斯認為自身領土主權受到直接而確實的威脅。從俄羅斯國粹主義者眼中而言,向克里米亞半島用兵、支持在烏的分離分子,乃是向北約所釋放的(最後)警告,希望他們不再得寸進尺地威脅到俄國領土完整。當然,北約成員國有沒有足夠能力及資源、決心或願景去「破壞」俄羅斯領土,則是另一回事。但對於不少忌憚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的疲弱國勢的國人而言,北約的威脅乃是無處不在,也是令他們對西方厭惡日益加深的緣故。

筆者認為從北約角度出發,這箇中牽涉到一個根本的失諸交臂。要不北約把俄羅斯邊境的武裝及軍事實力提升至一個具備絕對優勢的層次,並將所有俄羅斯西部鄰國納入保護範圍之內,從而令俄羅斯毫無對外動武的能力;要不北約便應當自我節制,限制東擴的範圍及速度,並與俄羅斯尋覓一個共存辦法,同時提供機遇及空間讓接壤俄羅斯的國家(包括烏克蘭)能發展自身主權,而卻不成為西方勢力幌子。

前者的前提是,北約與俄羅斯之間必須具有顯著的實力懸殊差距,方能成功──這明顯並非事實。正因此路不通,正如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言,北約策略致命的問題在於,在俄羅斯歷史上最為開放而自由的後冷戰時期,持續地「毀約」東擴,讓俄羅斯認定以英美為首的軍事聯盟,並沒有任何接受歐俄之間存有永恒「中立地」的意欲。也正是這種觀感威脅,讓強人政治得以在俄羅斯國內九十年代末及千禧年代初大受歡迎。

四、普京的新舊政治盤算及野心

於2000年接替葉利欽成為俄羅斯總統的前情報人員普京,本身的政治資本源自於他的「強人」形象,以及他肅清政敵及反對聲音的雷厲風行。對於在權力及死亡遊戲中打滾的前特工政客普京來說,他的政治作風向來是實事求是、同時詭異難測──樹立難以讓人猜測、同時要是不出手,若一出手便必定要達至目的,以及以各種各樣心理戰術排除對手,乃是他本質上最為擅長的政治權謀手段。

要維持這一形象,同時讓他在一眾對其權位虎視眈眈的競爭者當中保持絕對優勢,普京無時無刻皆在進行形象及思想構建──在一個看似真實的敵人(西方諸國)基礎上,構建出一個「假想敵」(烏克蘭);在一個正面臨內憂外患的時代(俄羅斯經濟過去十年停滯不前)中,構建出一個「光輝歲月」(冷戰時期的蘇聯);在一個四面受敵(北約步步進逼)的前提下,為自己提供一個下台階(「一定要守護俄國領土」),這些政治層面上的論述操作,普京可謂做得出神入化。

同時,也不能忽略烏克蘭本身對國境內(尤其是在克里米亞地區(Crimea),以及屬於頓巴斯地區(Donbass)的頓涅茨克(Donetsk)和盧甘斯克(Luhansk)地區)親俄分離分子的封鎖、權益剝削及軍事打擊行動。對於俄羅斯不少國民及普京支持者而言,這些分離分子代表着在地俄國人的利益,也是其國家在外影響力的關鍵指標。

儘管這些分離分子本身未必與俄國有着很深厚的族裔淵源,卻因着歷史上經濟及貿易上與俄羅斯本體的緊密來往,而對烏克蘭管治產生由根排斥。2014年,正當「歐洲廣場」反政府示威(Euromaidan)在烏克蘭首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克里米亞半島卻捲起了一股反歐盟及親俄示威──有的說,克里米亞的民粹運動,乃是反映當地民眾對被指受俄羅斯壓力的亞努科維奇總統的變相支持;也有的說,這是俄羅斯挑撥離間,推動烏克蘭內部鬥爭的前奏。

無論如何,站在其軍事野心及「國土歸一」的立場而言,普京把親俄分子在烏克蘭境內所面對的種種真假排斥,視為一種「體制性壓迫」,為其2014年出兵克里米亞半島,以及在2014年起為相繼宣布獨立的頓巴斯地區勢力提供軍事及經濟支援,提供了「道德論證」。

讀者可能會問,說了這麼多,好像仍未直接指出為何普京會在2022年向烏克蘭大規模用兵。依筆者判斷,原因有三。第一,俄羅斯內政:新冠疫情及經濟蕭條的雙重打擊下,普京個人的民望屢創低點,低處未算低──對於他而言,他正需要一個能「團結一致」國內勢力的藉口,讓俄羅斯人民重新看到他的「強人風範」。第二,美國對俄政策的改變:特朗普總統對俄友善、讓美俄關係「破冰」,拜登上任後執意要把中國這個假想敵設為美國「主要對手」,並把俄羅斯的威脅系統性地忽視低估,從而為俄羅斯「暗渡陳倉」提供了一個黃金窗戶,讓其可以順利囤積軍隊,蓄勢待發。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在中國經濟急速崛起下,俄羅斯需要開拓另類的話語權來源,讓其與西方的博弈及談判中能有屬於自己的籌碼,讓其自身也有跟西方討價還價的資本及能力。

這三點考慮下,再加上普京本身並不過於在乎制裁所帶來的所謂經濟成本,自然令其「出師有名」,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入烏克蘭。

五、悲劇!災難!萬籟俱靜

「摒棄新冷戰思維」、「放下零和博弈的舊理念」,需要我們放下冷戰時候的心魔、放下熱戰的屠刀、尊重不同國家領土主權及享有安全的權利。姑勿論你立場如何、觀點如何,過去一周和如今發生在烏克蘭的一幕幕,皆應該令你感到痛心、感到悲哀。

戰爭本質上也許無道義可言,但作為人類,我們有權利、有義務做出決策,擁抱真正的和平與正義。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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