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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8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離職潮」:未來社會的序曲 ?

讀到本月《信報月刊》的標題〈大辭職席捲全球 Anti-work起革命〉,忽然覺得與前三周探討的好奇心,互相之間頗有關連。本文先看離職潮與教育的關係。

大辭職,英文是Great Resignation,也有稱為Big Quit,也可以說是「離職潮」,因為離職,並不一定是辭職,約滿不續、提前退休,也比比皆是。一般來說,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離職率就低。這也許是常識範圍的現象。但是近兩年,新冠疫情肆虐,經濟陷入困境,失業或者半失業的人劇增,反而出現了辭職或者離職的大浪潮。香港一點也不例外,往往聽到:「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

原因何在?有道是不習慣在家工作,也有說是不習慣全面在網上溝通;也有說是僱主的態度使然,不再想寄人籬下;也有說升上了管理職位,反而要處理大量的瑣事……不一而足。

《信報月刊》編者的一段話比較令人信服:「許多人以為疫情打擊經濟,『打工仔』會更珍惜自己的飯碗,但殊不知,疫情讓許多人看透生命無常,帶動人們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標排序,激發所謂『人生只能活一次』(YOLO──You only live once)『把握當下實現夢想』的衝動,甚至毅然脫離職場。這一股大辭職浪潮,席捲歐、美、澳等多個發達國家。出乎意料,離職比例最高的是30至45歲處於『拚搏年齡』的一群。」 這種趨勢,國外早有覺察。

月刊的主題長文,引用了世界各地大量數據,支撐了上述的觀察。該文作者還訪問了有140萬人參與的Antiwork群組的管理者,被訪者說明Antiwork不是不要工作,而是不想自己的生命被「工作」支配。人們對「工作」的厭倦,不一定因為工作性質或者工作環境本身;他們只是不想工作支配了自己的生命,而希望能夠支配自己的生命。這是工作支配生命,還是生命支配的分野。這裏面,又引發學者和報章對於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反思。

大辭職:社會變化的必然

早期的工業社會,典型的是差理卓別靈《摩登時代》,工人在生產線上,為了配合生產的速度,疲於奔命。這種形態,現在已經不多,或者被發現了會被詬病。取而代之的則是現代的工作,雖然人員的自由度大了(比如說,在香港上下班打工卡的情形,已經絕無僅有),但是工作的目的,並不是人員生存的目的。人員是因為生存的需要,又或者利益和名位的驅動,才奮力工作。當他們冷靜下來,有或因疫情底下工作不穩定,又或者疫情之下生命的意義蓋過了收入與名位,就會產生離職的念頭。

這種情形,彷彿呼應了本欄不斷探討的未來社會形態。許多在媒體中反覆出現的現象,除了離職以外,積極的如自僱、斜槓、轉工、轉行,「消極」的如躺平、宅家、間歇停職、提早退休,都可以說是對工作形態現狀的不滿。這又回到本欄去年(2021年5月28日)引用的TED Talk──今天的職業前景,再不是一道可望可即的單向直梯,而是變幻無窮、方向莫測的繞迴(squiggle)景象。長期的疫情,加劇了這種變化。疫情底下,人們對生命有了更多的反思,加上習慣了的舒適帶(comfort zone)已經不穩,加速了索性離開工作的大辭職現象。

這裏回溯一下筆者自己對問題的認識歷程。2000年由於教育改革,一方面是梁錦松不斷提醒的「社會變了」,另一方面碰到當時在OECD工作的David Tuijmann介紹了歐洲的終身教育發展,開始覺得社會的變化已經在我們周圍發生。剛好家裏有成員人文學科畢業卻進了金融行業,又發覺新型的機構不再是以明細分工為基礎的科層結構,不僅吃驚──那變化是非常徹底的,根本上違反了腦子裏的許多假設。2006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聽到英國一項匡算,每名公民一生會經歷13份工,後來又看到美國、澳洲的類似數據;轉眼看看香港,其實轉工轉行已經愈來愈普遍;說明社會的變化,已經影響到全面的工作形態,也就是影響到每個個人。

離職潮:後物質趨勢的深化

隨即又發覺,港大的各個學院,畢業生的「對口就業」,除了醫學院外全部失守。同時,又發覺香港的工商業機構(以商業登記為準),已經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又偶然讀到了大規模生產逐漸給less of more(少量多款)所取代;這是產品個人化、個別化、顧客主導的必然結果;而這卻是生活素質提高的標誌。這些種種現象之間,因果關係緊緊相扣。一樣樣,好像一幅拼圖,社會變化的圖像,逐漸清晰。

最近幾年,筆者逐漸意識到,社會的變化,包括消費形態、生產形態、機構形態、工作形態、職位(job)形態的全面變化,也必然地帶來「人」的變化。開始是關於就業的變化,轉工轉行頻繁,覺得人擺脫了機構的束縛,雖然也失去了機構的保障。接着是對職業、職位的觀念變化,機構的脆弱,造成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脆弱;僱主與僱員相互的依賴漸趨淡薄,也促成僱員對職位的得失不如以往重視。也逐漸注意到二十一世紀長大的,對變幻無常的社會習以為常,處之泰然。相反,他們追求的,不是長期的安居樂業,也不是職位與收入的不斷上升,而是變化、突破、掙脫、創新。他們的意識,不是什麼偉大的理想,而是反映了他們所處的社會現實。如果看看許多東歐、中亞社會,大學生基本失業,就更加明白「後物質主義世代」的出現和存在,方興未艾。

「離職潮」的出現,又把現象推進了一步。曾經看過哈佛商學院的文章,探索「轉工」(job-switching)現象。觀察到在職位市場(job-market),現在已經逐漸從僱人者主導,轉化到待僱者主導(candidate-driven)【圖】。比如說,以前會有人勸說年輕人「不要不斷轉工」,僱人者也會不喜歡不斷跳槽的待僱者;現在也許相反,履歷表上此人數度轉工,已是常態;此人在一個單位工作了5年,就會懷疑,「是什麼使他滯住了?」曾經有一份跨國調查,大學畢業生的第一份工,平均的停留時間是7個月。

高等教育:需要重新定義

但是「離職潮」的現象,又把問題的根源深化了。離職的人不只是不再貪戀職位、鄙視爬升,而是逐漸把自己作為主體,為自己創造合意的生活。職位,只不過是生活的一部分,只不過是生命的一部分。不能怪離職者「自私」,他們「離職」,只不過不想打工,並非不想工作。並不是說每一個人跳槽,都有高尚的原因,而是說他們離職可以是自私的理由,也可以是高尚的理由,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事實上,美國有報道指出,許多大學生在major(大學主修,代表學業、學歷)與mission(使命、生命意義)之間,覺得mission重於major。史丹福大學的Stanford2025,題目就是「有目的之學習」(Purpose Learning)。開首的撮要就是提出一些可見的變化,說:「這個年代,學生開始宣示他們的使命,而不是主修」,值得注意的是該願景還說:「曾經追趕『創業狂熱』的一代,開始質疑這條道路」;「曾經以『斜槓族』而自豪的逐漸成熟,而成為重視社會影響的機構領袖」;「『意義』與『機構文化』逐漸超越工資,成為畢業生尋找工作的考慮」。總的來說「潮流已經變了」、「這些變化,促使史丹福要重新定義大學教育的『為什麼』。」

上面列出的變化,現在又可以加上正在擴展的「離職潮」。如此,則「離職潮」將會是一個預警。積極來看,是未來更大變化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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