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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3日

施麗珊

為何部分青年選擇「躺平」?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發表網誌,談及教育制度中灌輸正確價值觀的重要性,指出價值觀教育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必須傳承中華文化重視德育的優良傳統,鼓勵青年人培養正向的價值觀,貢獻自己,服務社會和國家。楊局長在文中批評社會出現「躺平」主義的歪風,憂慮這種消極負面的態度,窒礙個人成長和社會進步。「躺平」主義是近年內地社會較多討論的現象,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放在香港現今社會下,也有其結構性的成因。

所謂「躺平」主義,主要是指個人面對社會發展持有消極自我近乎放棄的態度,個人變得怠惰,終日遊手好閒,好逸惡勞,但究竟有幾多青年「躺平」?是真的「躺平」嗎?為何「躺平」?批評容易改變難,除了是個人問題外,社會性因素亦同樣重要,值得大眾和政策制定者深思。

原因一︰ 社會向上流動日益困難,青年脫貧難上難

一如很多經濟已發展地區,現時香港經濟已發展到較成熟水平,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幅平均維持在較低水平(以2019年為例,本地生產總值增幅較上一年增長僅1.1%),短期內難有大幅度的經濟增長;有別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高增長階段,當時各行各業只要肯做肯捱,打工仔總能累積一定收入,隨着經濟發展累積財富和資本改善生活。事實上,過往不少研究指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投入職場後向上社會流動的幅度,遠高於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此外,亦有研究指出,原本出身在收入較高階層的青年,他們能升至最高社會階層的機會,遠較基層青年高出四倍,反映基層青年向上流動面對更大困難。再加上出身於五六十年代為青年人的父輩,他們累積了一定財富及密切社會人脈關係,有助其下一代向上流動。再加上千禧年教改下引入的直資學校制度,讓較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報讀直資學校,基層莘莘學子大多只能望門興嘆,形成「教育世襲化」,也加劇了基層青年向上流動的難度。

另一方面,過去數十年來本地經濟產業一直傾斜發展金融和房地產,其他行業發展前景黯淡難見曙光,個別行業(如︰運輸業)過去20年實質工資更出現倒退。既然工資職位和社會地位難以大幅提升,向上流動機會有限,青年人或會感到無望,用行為心理學提及的「習得無助性」(learned helplessness)概念,青年人長時間身處無望的環境下,有機會變得「習得無望」(learned hopelessness),大大阻礙培育奮發向上的動力。既然站着也看不到前面的光,倒不如躺着過日子。

原因二︰ 就業市場勞資關係轉變,「零工經濟」冒起

在全球生產一體化下,跨國大企業為節省營運成本,將大部分工序轉為使用機器和批量生產,工序變得極度仔細和零碎化;加上互聯網的發展,衍生更多自僱者透過網上承接短期合約或零工工作(gig work)的經濟模式,形成「零工經濟」(gig economy)。在「零工經濟」下,企業更進一步減少聘用僱員,就算聘用的亦只是大量臨時工種、自僱工和零散工,這些職位欠缺就業前景,晉升階梯欠奉,打工仔除了多跑幾轉,就只能再多跑幾轉,但賺取的工資卻微乎其微,可謂朝不保夕。以近年在新冠疫情下極流行的食物速遞行業為例,速遞員工資亦非常微薄,每每要在極短的時間派件,加上以自僱人士工作,勞工保障欠奉,工作期間更被壓榨工資,勞工難以透過自力脫貧。根據最新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政策介入前本港貧窮人口多達165.3萬人,政策介入前的在職貧窮人口亦多達93.9萬人,低收入人口在經濟發展下不減反增,當中陷入貧困的18至29歲貧窮青年人數亦持續上升(2020年政策介入前的青年人口貧窮為14.4萬人,較2019年上升2.1萬人),就算多努力工作,最終也是「窮着忙」。脫貧無望往往形成階級固化,不利培育人力資源發展和社會進步。

原因三︰ 生活開支壓力大「三業」發展欠理想

另一導致青年人「躺平」的原因,是持續沉重的生活開支和壓力。行政長官在早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及要協助青年人發展「三業三政」(三業即置業、學業和就業),惟本港生活成本高企,根據最新《2021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雖然香港生活成本由去年全球最高的第一跌至第五,但仍然極高,打工仔不吃不穿數十年才能買到彈丸般的狹小物業,輪候公屋的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升學方面,政府近年積極透過開辦更多自資學位課程以增加青年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然而並沒有為基層青年提供生活費資助,清貧大專生畢業後仍要背負沉重的學債;再加上接受專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不斷上升,在滿街大學畢業生的情況下,大學學位的「含金量」已今非昔比,未能保證畢業後能有可觀收入。然而,雖說學位不一定能保證在社會階層向上流,惟沒有學位在手,卻難以維持較高的社會階層。此外,就業發展前景不明朗,政府亦僅多番指望透過鼓勵青年創業解決,甚或建議青年前往大灣區發展,未有全面考慮青年人(尤其是基層青年)在本地的就業前景。雖然大灣區生活指數或較低,惟前往大灣區發展不單僅是就業,還需要考慮各種生活問題(包括︰居住、醫療、教育等等);再者,究竟回內地工作後是否長居、日後有沒有機會回港工作、是否能建立良好人際關係、適應當地文化等等,均直接影響青年考慮是否北上發展。

原因四︰ 新世代心態轉變生活態度異於上一代

隨着社會發展到一定的經濟水平,時下青年人的心態和價值觀亦有別於上一代人,他們嚮往的不再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嚮往的「四仔主義」(即車仔、屋仔、老婆仔、仔仔),青年人不想當「樓奴」(當然也不能排除是無法做「樓奴」),除非能靠父幹,不然也未能成功「上車」。部分青年的人生或有別的追求,他們是「不願做錢幣奴隸的人們」,不願「把我們的血肉築在我們新的房屋」身上,追求自我實踐和人生意義,投入於自己可控制的事情和個人興趣上(包括:電玩、吃喝玩樂),希望工作和生活取得平衡,不願全身投入長時間加班工作。此等生活取態,難免跟傳統主流社會價值觀念顯得格格不入。

原因五︰ 社會急速轉變產生強大無力感

另一個社會因素是對社會發展感到極大的無力感。2019年反修例事件出現的大型社會衝突,雖然中央和特區政府已將事件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事件,有外部勢力干預,有反中亂港分子從中作梗,但仍有不少青年人與政府有不同意見,心存隔閡和不信任,互信關係仍未修復,從無奈、無力,變得無助再走向無為;要麼打算移民,能走的都走;若走不了的,也採取消極的態度,放棄關心社會事務,變得不聞不問且置身事外。就是政府推行「三政」(即議政、論政和參政)亦成效不彰,青年人不少會覺得徒具形式又不感興趣;雖然當局推行「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但仍只是少數青年參與,委員會亦多屬諮詢組織,對政策影響力有限,難以成為吸納青年主流意見的渠道。因此,面對局長的批評,恐怕有青年人會問:既然我已沒有持份,為何躺着也要中槍?

正視青年「躺平」成因,為問題對症下藥

以上評論絕非為選擇「躺平」的青年人說項;相反,「躺平」的生活態度確實影響個人和社會發展,當局必須認真研究青年選擇「躺平」的原因,精準地對症下藥。事實上,社會上仍有很多青年發奮向上,積極學習和工作,努力改善生活。舉例來說,根據社協調查(2017年),絕大部分(94.1%)接受專上教育的基層青年有從事暑期工,近半(46.8%)青年需恒常做兼職以應付生活開支,有學生甚至為工作走堂,令學業成績退步,但學生表示迫不得已,因家庭經濟困難,尤其是大專學生覺得自己有責任養家庭及自己,但也因而局限了他們的發展。另一調查(2021)在申請實習方面,絕大部分(96.1%)受訪青年均希望參與實習計劃,惟實習機會欠奉亟待支援。政府有責任檢視和改革相關的政策,強化支援青年脫貧和改善生活,讓青年人對未來有所期盼,讓他們能夠看見希望。

今年《施政報告》中提出「青年興則國家興」,那麼恐怕若青年「躺」則國家「躺」;相信這樣絕非特區政府和國家所樂見。特首亦建議將民政事務局,改名為「青年及地區事務局」,促進青年發展,突顯了對青年工作的重視,但具體工作和成效尚待觀察。希望當局能主動與不同階層的青年人深入溝通和對話,認識「躺平」的成因,助青年人站起來邁步向前走。

施麗珊_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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