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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論「三號」香港──香港不應是一個雙城記

你若從中環港鐵站上車,坐上荃灣線──搭三個站後,便到達佐敦。入夜後的廟街,在疫情前人來人往,門可羅雀(如今疫情當下,自然顯得格外冷清,幾個星期前去那邊溜達,只感覺斯人憔悴)。從佐敦走過一點兒,經過柯士甸及現在停運的高鐵站,你便會踏足九龍站的土壤上──九龍站林立着摩天大樓、充斥着後現代建築。幾條街道之隔,卻是間隔着香港所謂的「上流階層」,以及屬於芸芸大眾的基層市民。這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也是一座很荒誕的城市。

筆者常跟人說,香港名義上固然是一座城市,但這一座城市之中,卻存有着多個截然不同的經歷共同體(experience community)(這算是筆者發明出來的概念名詞吧)。經歷共同體不同於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因為其缺乏了體中人想像並默認對方存在的空間,也沒有能維繫着想像共同體運作的群眾自我認同。與此同時,相對於具備自治權的想像共同體,經歷共同體本身的「共同經歷」並不足以論證所謂的政治主權──也正因如此,將香港居民不同的生活經歷等同於可論證政治分裂的理論基礎,這本身乃是不恰當,也經不起時代實踐的拷問。舉例說,佐敦居民有自己的共同經歷,卻也有着在自身區外活躍的經歷。香港的勞動階層,從事的行業各式各樣──有所謂的「低端」服務業(雖然勞動付出和技術安排一點兒都不「低級」,但我們似乎約定俗成了接受這種術語套路),也有在中環打滾的基層「白領」階層。有新移民,也有土生土長的港人,更有不少是從世界各地移民過來香港,然後選擇在此扎根的少數族裔(也是港人)!這些共同體之間沒有太多交集──他們「內部」也往往是不相往來,欠缺成熟而穩定的社交聯繫。

與此同時,這些經歷共同體,卻也並非命運共同體。他們之間加上來,更遑論什麼「香港命運共同體」。一群人要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必須先有一個共同使命,讓他們能放下包袱及分歧──尋找出路。如今香港政局撕裂、民心躁動、「躺平主義」危險地蔓延──在此前提下,若仍然有人認為,只要我們拿「獅子山精神」出來,舊酒新瓶地弄一弄而把玩一會兒,便能調出所謂的「香港好酒」,這未免太不切實際。香港需要的是一種強而有力,將草根及菁英之間的距離收窄的新願景、新論述。要團結香港,必先重新找出香港的「使命」為何。否則,只能淪為一種由上到下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失去我們本身獨有的有機性及靈活度。

一、「一號」與「二號」香港

洪雯博士是筆者很敬佩的一位香港公共政策研究及學術界前輩。數個月前,洪博士出版了一本新書,名為《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拆解經濟深層次矛盾》。在風雨飄搖而人云亦云的時代裏面,作者以深厚的學術及理論基礎,配合本身參與政策制定的第一身經歷,寫下了這本很值得一讀的著作。依我所看,《兩個香港》的主旨,大概是嘗試從香港表徵層面上的政治糾紛中抽離,反而選擇探討實際上能影響港人衣、食、住、行……物質層面上的基本訴求及在自我實踐層面上的高層次訴求,透過剖析香港經濟結構性問題,從而反思政府、經濟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書中提出了香港乃是以兩個不同「平行時空」存在所構建出來的「撕裂之城」(可參見兔主席的大作),而這兩個時空中的人與物,正便構成了「一號香港」及「二號香港」。

「一號香港」乃是過去三四十年走來,香港的「收成」贏家──這些贏家,包括金融、法律、高端服務,以及其他「先進性」專業的持份者及參與者,從香港作為一個世界、亞洲、我國先進大都市(包括我們作為「超級聯絡人」等身份)的定位獲取暴利的社會中上產人士。這些人士,無論香港本土經濟、基層生活乃是如斯的不堪──只要法律體制及規律完備,則毋須過慮,因為馬照跑、舞照跳。在此我也補充一點──「一號香港」所享有的優勢及地位,本身乃是建基於排除他者,也即是「非自己人」的運作模式之上。無論是因為僧多粥少(直接競爭考慮),還是外界觀感上只願意與他們心目中的「拔萃菁英」(the crème de la crème)(間接觀感考慮)等等因素,香港的權貴圈子無形中有其一定的限額──只有「非菁英」的存在,才能印證菁英的價值及體制所賦予他們的權力。我並不相信階級矛盾乃是唯一的社會間隔主軸(axis of stratification),但筆者相信絕對的經濟實力,具備構建社交間隔(social stratification)及政治間隔(political stratification)的能力,也能將經濟菁英的政治和社交資本以複利模式滾存。

反之,「二號香港」則是另一個世界。「二號香港」可被視為以上社會增長及演變之下被遺忘的一群,也即是外國對放任資本主義及全球化現象批評聲音口中的「the left-behind bunch」。在過去十年以來,二號香港所經歷的問題尤為嚴重──無論是競爭力倒退、產業單一化之下所衍生的勞資權力不對稱問題(以及所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及問題),還是就業機會及工資分布朝M字形進發(箇中包括了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sation﹞及我認為同樣嚴重的「流氓無產階級化」﹝lumpenproletarianisation﹞現象──註:後者並無貶義,而是泛指香港現有的劏房、籠屋、欠缺最為基本的尊嚴和資產的貧苦人士所面對的困境)。自殖民時期後期以來,「二號香港」中人,生活水平普遍困苦,不進反退。洪博士在這一點上指出,香港絕大多數中產階層及社會基層,作為「二號香港」中的一員,為我們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二、滴漏失效──論兩號之間的斷層

可惜的是,「一號香港」往前走之時,「二號香港」並沒有隨即而同樣獲利。1980年,香港總GDP中有四分之一,乃是源自製造業。三年前,香港製造業只佔GDP的1%。此比例遠遠比我們亞洲內外競爭對手的工業比例來得為低。當然,有人可能會說,這並非一種根本性問題,因為香港的產業政策乃是反映世界各地以及國家對我們的需求──我們能屈能伸,能弄服務,也能搞工業。但正如洪博士所說,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服務」及「工業」兩條腿走路,而是以為前者獨大,便能讓我們徹底脫離後者──卻不知我們在邁向「服務」為主的經濟模式之時,其實也是將社會底層往上流動的空間扼殺:服務業本身對外在性因素(包括世界及國內顧客偏好、外圍政治及經濟環境、金融及虛擬資本流通)依賴性遠高於製造業;所謂服務業創造出來的價值,本身與教育程度及水平息息相關,也因而將不少缺乏專業資格及背景的市民排除在外。再加上服務性行業往往由龍頭大企業壟斷,從而導致企業工資及待遇出現嚴重的「尖銳金字塔」問題──肥上瘦下、但「下」的人數卻遠遠超越「上」者。

新古典經濟主義(Neoclassical)經濟在社會福利層面上的立場,常被人抨擊為建基於一種錯誤的「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conomics)模式(可參考列根及戴卓爾夫人時期的經濟政策)。滴漏效應本質立論乃是──權貴富起來以後,自然會回饋社會,創造就業、繳稅、支持產業及教育發展,從而將獲得的利益「滴漏」下去基層手中。在此,筆者也要說句公道說話,自八十年代走來,絕大多數成名的新古典經濟主義學家,也並不會盲目地以滴漏效應說事兒。他們反而認為「富有階層」與「貧苦階層」之間的良性互動,必須以一個較為長線目光去看待──也許短中期內,富人的得益並未能讓窮人得益,但只要資本膨脹下,實行行之有效的企業開拓政策(expansionist policies),增加投資及就業機會──最終基層及中產必然會得到回報,實踐往上流動。

此論點的最大爭議點,便是資本的投放之處,以及從資本中的獲利,能否真正地流入基層民眾手中。過去40年以來,資本收益率與經濟普遍增長率之間的距離愈加懸殊──從資本中謀取利潤者,能在經濟蕭條、產業下行之際,仍然透過資金市場(股市、財產、投資項目、私募基金等)維持利潤收入;反之,「不食」資本獲利者,則在經濟危機中面臨失業、工資下行或停滯等的命運,連帶在「和平盛世」之時,也難以在資產增長率上趕上擁有豐沛資本者。最能賺錢的項目,往往並非最能「協助」社會前進、促進整體經濟基建和發展的項目,更有可能是與社會大眾核心利益有所牴觸的。比方說,一個龐大但對象不明的基建投資項目,可能會讓參與在項目之中的投資者透過槓桿、包裝後轉賣私募股權等手段,在短中期中獲得優異回報。但正所謂「醜婦終需見家翁」──泡沫爆破之時,承受代價的,要不是政府,便是大大小小成千上萬的小股民及投資者。在香港層面來說,很明顯我們GDP層面上的增長,並沒有為絕大多數的港人帶來相應的惠處或機遇。反之,基層人士並沒有接觸這些利益的機會或權利,只能淪為為資本賣命而勞役,但永不能出頭的被壓榨一群。

三、兩者之間的橋樑:「三號」香港

洪博士是經濟層面上的專家,對產業及經濟政策改革提出了不少的倡議及間接,作為理論出身的筆者自問未能在這些方面提供任何新的真知灼見,所以在此也不詳說了。反之,我更想在剩下來的部分,以一個社會學的角度去探討,這兩個香港之間,是否真的毫無交集?而在利益上可彌合之處,又應當透過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政策,去落實上、中、下三個層面的妥適連結及縫合?

要將兩個撕裂的社群縫合起來──需要的並非硬繃繃地將他們之間的間隔徹底去除,因為這對雙方都沒有好處。香港現有的比較性優勢要鞏固,這與開拓新的長處及發展方向乃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應從鐘擺一段猛烈擺到另一端。同樣道理,我們無須盲目認定兩個香港之間乃是必然在利益層面上有所衝突及對立(筆者以上的分析,乃是指出「一號」香港在權貴操控下,可能衍生出的排斥性──只要我們將「一號」香港去權貴化,實行真正的任人唯賢,自然能將往上流動隔膜及屏障掃除)。當然,說比做難得多。我們現在要做的,便是要尋找兩個香港之間的共同點及橋樑。

兩個香港之間,其實存有着一個關鍵的「橋樑」空間。此橋樑包含着的人士,有連結資本家及企業領袖及基層員工的中層管理者,也有能遊走於商界、政界,以及基層空間之間的社會工作者;有初創界中的企業家及實踐者,也有學術界中的研究員和專家。這些人都是本身熟悉及某程度上處於兩個世界之中,卻又不完全屬於其二的中間人──他們或是擁有「一號」香港的入門券或職銜身份,卻同時出自於勞碌拚搏的「二號」香港;又或是本身出自於「一號」香港,但卻因工作關係,必須(起碼理應)接觸到「二號」香港中需要服務及支援的人士。此橋樑中的一小撮人士,卻發揮着關鍵的銜接作用:他們能洞悉兩個香港的不足與機遇,也能看到兩者之間的代溝和文化差異,從而嘗試以自身之力,將兩者之間的距離拉近。

個人行為可以改善社會,卻不能輕易改變社會根深柢固的深層次結構。我們需要的,是將以上這道橋樑,轉化成結構性的「三號」香港。「三號」香港乃是兩個世界之間的緩衝區,也是處於這二元框架以外的一個創新空間。若「一號」擁有的是硬件資源及機遇、人脈及文化資本;「二號」擁有的,則為人口及龐大而未曾釋放的人力資本。「三號」的功能,正是將以上資本糅合,從而促進香港持續地往前走。而在探討改革方針之時,所謂的「上下之爭」──到底應當由權貴由上而下地將改革命令壓下來,還是讓草根階層由下至上地推動有機演變──其實乃是一道偽命題。從來上下皆是一個互動式過程,沒有上層建築的改動,下層不會有遊走的空間或餘地。反之,若社會改革只是一道又一道從天所降的命令,不得民心之餘,更只會事倍功半。所以「三號」香港,正正影射了香港作為中間人的整體角色,必須充當上與下之間的協調者,疏通及引導社會進步。

作為在港的當權者,特區政府有必要鞏固及拓展「三號」香港,從而讓兩個世界中人、經濟活動、知識及資源,可以互補不足。第一,我們必須降低從二號香港進入一號香港的障礙及難度──無論是在就業轉型(再培訓),讓本地勞工獲得到海外及境內實習的機會,還是鼓勵在職人士發掘出符合再工業化趨勢的創業機會,這些種種措施有其關鍵重要性,因為其能讓基層人士累積足夠的技能和財富步入中產,再透過跨代的傳承及經濟狀況改善,促進下一代能脫離中產,成為小康或更富有的在港人士。無論是將外來或現有菁英圈子的知識、技術資本,還是創新意念引入至社會草根及中產社會之中,還是供應誘因於大企業或行業龍頭,讓他們為負擔不起昂貴專業教育成本卻具備十足潛力的年輕人,提供足夠的機會及發展渠道……這些種種方法,着重的是要打破「二號」入「一號」的隔膜,讓「二號」中人也能看見,其實他們的出身,不應也不會約束了他們最終的成就。

第二,「一號」香港也不能甘於表面的安逸,而忽略了自己應有的道德責任。正當內地有關「第三次分配」的討論達至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見的熱烈程度之時,一河之隔的香港卻似乎受「一國兩制」的表面經濟分割所約束,過度執着於在經濟層面上內地與香港的不同表述。作為我國的特區,在香港經營及沿用的資本主義從來都不是問題──甚至能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擔當前瞻性的助推及實驗作用。香港不應摒棄我們的傳統優勢,變成與內地毫無區別的社會主義地區──這也是有違作為國家一部分我們的應有道義。但正因如此,我們才需要發掘資本主義下具備中國香港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香港的共同富裕,講究的乃是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 無論你是何許人士,出身為何,你都有擁有公平競爭、受社會尊重的最基本權利。現在香港做不到這一點,不代表我們就要躺平「接受現實」。

「三號」香港是一群人,借代着「一號」和「二號」香港共融互助的願景,更是一個行動模式。要實踐此願景,談何容易?唯有堅持到底,與時代巨輪奮鬥,我們才能有出頭天。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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