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8日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定於11月8日至11日舉行,主議題是總結建黨百年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着重「新時代」之「新的重大成就」和「新的寶貴經驗」。
預料全會將通過並公布〈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下稱「第三個決議」),評價一號人物,並為中共二十大(2022年秋)鋪路。
第二個決議 評論毛文革
中共中央全會的文件,很少是黨史、一號人物專門評價的決議。在預期的「第三個決議」之前,有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北京)的決議,題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史稱「第二個決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1.7.19)。
「第一個決議」,是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延安)在1945年4月通過,題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二個決議」涉及毛文革(1966-1976)與毛的全面評價,觸及毛鼓動的極左思潮,例如階級鬥爭論,因而特別受各界關注。
近期中共百年慶活動,「以史為鑑」的口號喊得很響。有歷史學者重提「第二個決議」,認為這個文件述評的極左折騰、毛文革浩劫、毛的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是必須記取的「歷史教訓」,並引述鄧小平(1904-1997)的話:還是防左為主。
在經濟體制改革逐步開展、農村包產到戶正衝擊公社體制之下,「第二個決議」是持續「解放思想」的政治產物,是檢討和批判極左路線、政策的里程碑。
葉十一講話 批極左路線
從歷史總結、社會批判和「解放思想」的視角考察,「第二個決議」與葉劍英(1897-1986)的「十一講話」、胡耀邦(1915-1989)在中共成立60年大會的「七一講話」(1981.7.1),是不可分割的批左連結鏈。葉的「十一講話」,可說是「第二個決議」的「前奏曲」,總結歷史經驗的時間跨度,是中共建政30年(1949-1979),着墨點在毛文革的極左政策、在社會上釀成的左禍。
「十一講話」由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1979年9月),保持中共中央的主旋律,肯定毛的歷史地位和毛思想的「指導作用」。但是,它不迴避1950年代以來左的錯誤,提到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更批判大躍進(1958-1960)的錯誤。它說,1958年以來幾年,「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的錯誤」。
對於1959年整彭德懷和「反右傾」,它說:「1959年,在黨內不適當地開展了反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由於這些『左』的錯誤……經濟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對毛文革的「歷史教訓」,「十一講話」談得更多。它提到極左路線「橫行10年之久」,實行法西斯專政,「把欺騙手段同極端野蠻殘暴的恐怖手段結合在一起」,「把全國……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人民遭到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
對於文化領域受到的摧殘,「十一講話」說:「打着文化革命的旗號,大規模地毀滅文化」,「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導致文、教、科學「倒退了許多年」。
「十一講話」論述釀成浩劫的主因,是毛文革發動的「理論」強調反修防修,但「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採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
應以史為鑑 防極左流毒
另一個主因,是林彪等「煽動宗教式狂熱」,加劇個人崇拜、神化領袖,導致「一言堂」,沒有「黨內民主」。它說:「任何領袖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沒有缺點錯誤,都不應當加以神化」;不能「貶低群眾,誇大領導者個人的作用」。
它重提中共黨章、黨內文件提到的「黨內民主」,說:「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許任何個人凌駕於組織和群眾以上。」
「十一講話」也觸及「解放思想」和講真話,呼籲不要「隨心所欲,盲目蠻幹」,「決不要浮誇,決不要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
葉劍英是推倒「四人幫」(合作者有華國鋒、汪東興等)的大英雄,為結束毛文革創造了基礎。在1980年代初「撥亂反正」中,又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對於總結毛文革的「歷史教訓」、批判極左路線,有強烈的使命感。「十一講話」及較早前他在「務虛會」的講話,在政界和知識界深具影響力。
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的公報,肯定「十一講話」對極左路線的批判,號召幹部肅清極左路線的「流毒」;稱「十一講話」是具有「長期指導意義的、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
有人提到中共百年慶有「以史為鑑」的口號,就要落實到對極左「歷史教訓」的了解和警惕,首先是梳理中共中央相關的文獻。
「十一講話」是首次總結毛文革「歷史教訓」的重要文獻,為「第二個決議」構建理論基礎,觸及體制方面的弊端。
北京思考型的學者,回應「十一講話」及後來政改的討論,主張正視權力極度集中之弊,有效清除各地官場的「一言堂」。這才是汲取極左折騰的「歷史教訓」。
中紀委網站近日透露,正在「嚴查沙霸礦霸背後腐敗和保護傘」(2021.10.25)。充當土霸保護傘者,大都是地方各級的實權幹部;各地的公權約束脆弱,官黑勾結權錢交易長期存在,根源就在地方官過分集權導致「一人說了算」的「一言堂」,社會仍未走向真正法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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