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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1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一個屬於大家的香港故事

最近出席一場在大學的演講時,有位年輕聽眾問我,「何謂香港人?」

問者是一名8歲從巴基斯坦移民到港的小伙子,操着流利的廣東話。

「我又是不是香港人?」

我說:「你是。我是。在座大家各位,認為自己是的,都是香港人。」

但究竟「香港人」這三字,是什麼?在普世偽善口號式包裝所隱藏的空泛,及以民粹反體制作基礎的極端族裔思潮之間,我們能闢出一道另類的思維,創造出一個新的論述框架,讓我們去理解或感受香港人本質為何嗎?

一、論修補撕裂、讓香港重見曙光

香港人不是一種膚色、一個族裔、某些語言或方言便能涵蓋的。同時,香港人卻也不是建基於一套特定價值或意識形態之上(「中華文明價值」、「民主自由追求」、「對私有產權的崇拜」等往往是熱門選項,卻並非必然能代表及象徵香港的特定價值觀)的價值共同體。說香港人是一個思想共同體的,未免太低估在港不同階層及社群的身份認同排斥性及排他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共同體,需要大家對所謂的共同體產生一定的身份認同共鳴──但正如不少學界前輩所言,香港有兩個:我們是一座撕裂之城。一個香港與另一個香港對我們這座城市的想像,不只影響了他們與我城的根本倫理及情感關係,更是讓這兩個香港的居民生活在徹底的平衡時空當中。

「香港人」這標籤,能套用在對這片土地情有獨鍾,有所不同的歸屬情感的所有人身上,但這些人相互之間,卻未必會視對方為同路人。將香港視為我國中國理所當然一部分的,會認為「同路人」乃是願意接納或歡迎我們作為國家一部分的地位及行為模式者,不願接受國家的,則是英美的「走狗」及「叛徒」。反之,將香港人身份設定為與中國人對壘、抗衡的,則會認為任何對中國有歸屬感的,都是「投共」、都是「大陸人」──這些主觀性標籤,筆者聽得不少,也深感唏噓。

也許曾幾何時,這兩個身份的純粹極端之間,仍存有這一大片灰色土地──有不少港人會以香港文化、本土身份、我城居民身份感到自豪,卻也會對大陸文化及中國發展抱有一定興趣及投入感;也有不少人會以中國之內的香港人自居,卻不會抗拒本土流行文化、香港華洋雜處的獨特性。「兩個香港」,其實形容着乃是十分之多的撕裂之軸,將香港生硬分割成不同的現實及虛擬板塊。過去十年以來的政治鬥爭、糾紛、風暴,令香港的深層次撕裂繁衍在身份認同層面之上。這一點,並不是單純的積極善治便能解決的。

讀者可能會問──難道這是香港獨有的情況嗎?難道英美德等地,就不會出現同樣的社會及政治撕裂嗎?當然不!但與美國、英國等地不同的是,在我們身份糾結及相互對立的根深柢固底下,2021年的香港並沒有一個基石,能讓不同的港人可以放下成見,與其他立場迥異的朋友們說句,「你是我們的同路人」,說句「我們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在機場大排長龍要搶着離開香港的家庭,看不到在香港仍有他們留下來的原因。在2019年動盪中飽受煎熬的建制派及體制中人,看不到為何要歡迎或挽留討厭今天香港人留下來的原因。甚至有聲音表示,今天的香港,不再需要求同存異,只需要把抗爭或鬥爭、你死我活的政治矛盾持續延伸下去,以劍拔弩張的囂張態度來推動大規模社會改變。要找到一個能海納百川、容納不同聲音的香港身份,做比說來的遠遠困難。

但作為一名1997年出生的小伙子,筆者愚見很簡單。香港需要一個屬於大家的香港故事。這個故事未必能修補社會撕裂、化解政治及意識形態上的對峙,卻起碼能讓我們重設及梳理出政見及身份不同的港人,如何能夠在相互之間的分歧下,減免根本性衝突、重新以各自的方法投入改建香港,讓香港重新看見黑暗中的光明。

二、論說好中國故事

近年有不少聲音表示,國家必須說好「中國故事」。在這邏輯推論下,作為國家一部分,香港要說好中國故事,自然也是責無旁貸。但若連走路都走不了,憑什麼說要去參加跑步比賽?其實香港在說好中國故事之前,有一個更為基本的應有之義,亟待我們去滿足及落實。我們要說好香港故事,才能說好自己國家的故事。做好香港本份、說好香港故事,才去想國家故事──要不然,連本份也擔當不了、反過來要國家操心,這難道便是香港應該做的事?

經歷了過去數年以來的政治飄搖、令香港變成一座自我封鎖孤城的新冠疫情,以及翻天覆地的政治變革等種種好與壞的轉變以後,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及地位早已受到頗為沉重的打擊及傷害。固然箇中必然有部分別有用心的媒體、海外輿論家、政治把玩者,將香港變成一個針對中國的幌子、以作印證他們意識形態。

但我們也不能忽視, 這乃是一個我們不應接受、但要面對的政治現實。在不少外資、外國公民眼中,香港的價值、地位、制度性優勢,在動盪非常的大變化下,確實有所消退,甚至遭受到徹底的磨蝕。面對這些負面指控及評語,我們大可採納幾個可能方案:

一、我們可以對這些(包括無理取鬧、惡意攻擊我城的)批評者卑躬屈膝,試圖透過滿足他們的要求去平息他們的謾罵,甚至有個別聲音會想香港在部分底線問題上向外國聲音及勢力徹底屈服,以求換取一時的寧靜。我們在採納這方案的同時,卻喪失了香港應有的大局觀及堅持,成為了國際輿論的附庸。

二、我們可以掩耳盜鈴,假裝這些批評聲音乃是整體國際輿論中的極端少數,然後將他們排斥在門外。看不見、聽不見為乾淨。外媒及外國繼續將香港評得一文不值,我們卻視若無睹,讓香港繼續在國際舞台上蒙上嚴重陰影。

三、我們可以指着他們鼻子說,「你們在撒謊、香港一切皆是很美好,你是收了誰和誰和誰的錢,我們不管你怎麼看我們,我們活得很好!」在一陣指罵及對峙之後,外媒繼續在報道香港所謂的墮落、我們繼續在說能滿足部分現有忠實支持者的說話,城內外一時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這三種回應方案,都不是辦法。第一方案,自然不可行,也不能行。面對惡意打擊香港的政治論述、或是將香港轉化成推動新冷戰政治目標的輿論家,徹底的退讓並非一種透徹的解決方法。香港政府乃是要對香港人民及中央政府負責,而不是為了取悅外國野心家及吃瓜觀眾的。有些(包括主權、國家政治大局)底線問題上,並沒有退讓空間,哪怕這會令我們得罪最受這些(新)底線設限所影響的機會主義者。香港是一座國際都會,卻不是一座能讓人隨便當作基地的法外之地。

但第二方案,也不是方法。忽略了國際觀感和形象對香港地位及價值的重要性。經商者、從事貿易者、投資者也許不會受觀感直接控制,卻會在觀感及公眾輿論的基礎上,不得不做出一些符合商業及政治必須的決定。與此同時,觀感不能定奪或主宰一切的商業決定,卻在關鍵決定(比如說,在香港與新加坡和上海之間的選擇之時),發揮攸關重要而超乎比例的重要性。我們當然可以將國際壓力視為有違事實的荒謬,但此觀感會否獲得外界其他國家及持份者的認同,則是另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三方案,錯把「內宣」當作「外宣」,並以內宣強硬而一面倒的口吻取代了實事求是、以真相作主旋律的外宣功能。筆者並非認為內宣必然有違事實、更不是認為外宣應當充當單純的「對外說話或說教」功能,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國際社會的語言、文化、價值觀──世上各地的獨特政制及人民對事實的判斷,並不會在一種單純挑釁而毫無橄欖枝的論述下受感動或打動。香港要讓國際社會看到希望,必先要在事實上找到符合他們利益的雙贏方案,並同時讓港府被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可接觸及了解的夥伴,而不是受極端論述所抹黑及操控的虛體。

香港對國家其中一個最為關鍵的價值,便是我們為中國整體所提供的軟實力。若一味照辦煮碗將我們認為國家希望看見或聽到的強硬語言搬過來,套進港人代表的口中,這實實在在是在大幅削弱香港所擁有的先天性優勢。有些話,無需要說,就不應該說。有些話,應該說的,卻可以技巧及分寸來說。我們要敢於說真話,但必須是反映香港實況現況的真話。香港這一刻絕非完美、在政治、民心、撕裂等層面上仍有極多的改善空間。固然我們不能悲天憫人、將我城成為被渲染及扭曲的對象。但若在對國際社會的發言中,連這些問題,我們也不願意或不敢提,又怎可能服眾、怎可能提出能讓香港重新起行的道路及倡議?

三、論香港故事的要素──我們乃是獨一無二的

要說好香港故事,從而找到一個屬於香港、中國、世界、大家的故事,此前需要我們去反思,究竟今時今日的香港,仍有什麼獨一無二之處?找出了這些特徵以後,我們不只是要去說、更是要去做、去捍衞、去落實、去守護這些價值。

第一,我們乃是擁有14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總量國家的一部分。這一點,不應成為我們坐吃山崩的理據──自以為能「依靠中國」,便能「悶聲發大財」,到頭來卻不進反退。同時,卻也不能成為我們妄自菲薄的原因,以為香港便一定要被內地其他大城市比下去、或是只能「配合」國家大局,而不能「領先」或「領導」國家部分發展方向。國家的資源、市場、人力、財力,能讓香港在國際大局中找到一座巨大的靠山,也是讓在港推動政策創新及市場發展的動力來源之一。國家對香港的重要性,不用我說,也不用我多番重複。唯一要強調的,則是這一點:作為國家一部分,這事實乃是香港生長的土壤及根,但根及土壤並不足以定奪一棵植物會如何生長。香港自己的故事、發展軌跡、未來願景,應當由香港人來帶領及推動,而不是將這責任──這個「波」──交給中央。由港人領導、符合國家利益、能幫助到絕大多數港人的的善治,這才是「一國兩制」的本義。

第二,在很多方面上,香港具備與內地截然不同的體制。兩地制度之別,並不能成為失控、失去最基本大局觀的藉口──更不能成為反中亂港的來源及根據。但與此同時,香港沿用的資本主義制度、完善透明而非人治的法治、公務員制度中所關注及重視的制衡及本身應有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這些不只是讓香港成功多年至今的關鍵之處,更是國家改革開放、創新實驗、開發另類管治模式及途徑、推動整體政制水平提升的重中之重。香港保留自身的制度、維持「一國兩制」、讓兩制在國際形勢及國內外政治漩渦中得以順利發展,這乃是非常重要的成功之道來源。香港必須從內地的成功之處學習,互補不足,從而將內地長處轉化成香港管治改革的拔高途徑及基礎。若單純為了政治層面上的「正確」,盲目將內地所有制度、秩序、系統,有理無理弄過來,這絕對是扼殺了香港獨一無二的特色。

有個別聲音跟筆者表示,在2020年之後,香港基本上變得與大陸毫無分別。這種說法很具煽動性、也很有情感感染力,卻與事實不符。香港仍然是一個以選舉為主導的政治體制,以低稅制及市場自由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沒有變,也是一座理論上能讓國際資本及投資者進入我國的最佳跳板。這些優勢,固然在國際形勢及我們本地政治動盪下,受到一定影響。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便要徹底躺平,欣然接受外部漩渦對我們所構成的影響。反之,我們更應該採取主動,找出香港仍有的比較性優勢、配合性優勢、綜合性優勢,然後對症下藥地讓中國香港重新揚帆。長遠而言,香港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仍能讓國家在治理探索的大辯論中,多一把聲音。常聽到有人說,「一國兩制」不能背棄「一國」、不能忘記國之大義。同時,我們更不能忘記,兩制的得益者,除了是港人以外,更包括內地,以及國家整體。要香港邁向所謂的「一國一制」的,不只辜負鄧老、港人,更是對不起國家。

最後,香港的故事,也是世界的故事。我們短短不到200年的現代歷史中,經歷了殖民主義的侵略及佔領、英國帝國主義所設置及留下的優良傳統和禍害、在國家改革開放初期成為全球資本進入國家的基地及窗口、在回歸國家初期奠定了其邁向國際化及進入國際體制的基石。香港是一座很寶貴的城市,寶貴其中一處便是我們與世界各地的聯繫──不只是美國,也同時包括東南亞、歐洲、大洋洲等地。我們體制中的政客應當敢於及願意跟世界各地的夥伴們建立友誼及關係,而不是怕事避事,從而忽略了與其他國家建立友誼及關係的重要性。

當然,在如今國際形勢趨向白熱化的大格局中,香港能發揮的作用,未必如我們所願般那麼大。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應當將香港的國際性置諸不理,任由偏激的聲音、外國部分嘴巴,將我們貶到一文不值。與外國建立的深厚友誼及聯繫,除了能助推國家橫跨全球的政經項目,更是讓港人能走出去、代表中國、代表香港,為香港發聲的最佳通行證。世界很大、香港很小,但我們志氣不用小。人窮志不窮──香港並不窮,志氣更不用窮!

四、香港故事,乃是你我的故事

還記得那天晚上大學的講座上,有來自內地的年輕朋友,也有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有父母從中東及南亞過來香港發展的,也有歐洲來港的交換生(因疫情所困,所以很久沒回家了)。那天晚上,碰巧便是香港這座城市的縮影。

過去留在香港的這段時間,讓我看見了很多東西。我看見能讓我感受到他們對香港熱忱及愛的年輕泛民(前)區議員,也有默默耕耘的建制派朋友,透過地區及青年工作嘗試收窄體制與人民的距離。我看到了劏房中,一個單位內住了一家五口,他們雖生活條件惡劣,卻堅持將子女送上學,為求力爭上游。我也看到了富有階層中,願意輔助及幫助基層人士的慷慨大方。我看到媒體工作者趕在市民之前去發掘真相的滿腔熱血,也看到了不求暴露在閃光燈前的社會工作者,如何將心比心,協助一些社會邊緣人士重新找到自己。

我不是一個正能量泛濫的人。也不是一名喜歡報喜不報憂的人。但我喜歡這座城市──因為這座城市,乃是屬於你我的故事。我們大家,一起走。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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