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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跳出「現代性」思考框架

暑假停稿數月,現在再次與讀者見面。隨着經濟學博士和法律博士課程進入最後一年,學業更為緊張,而且將來也需要投放更多時間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所以希望今日發表這篇總結性的文章,回顧多年來的政經思想歷程,從而為專欄告一段落。

政治是文化的下游產物——不但社會的演化如是,個人的成長亦然。從出生到中學畢業可謂我生命的「前政治」(pre-political)階段。我的祖父母和父母為我樹立了勤奮自律的榜樣和提供了健全穩定的家庭,同時身邊有不少來自類似背景的同學和朋友,他們很有教養。於是,我從小就視自力更生和傳統家庭為理想價值,並對旁門左道的東西無甚興趣。

到了中學生涯尾聲,上述文化基礎已在我腦海中投射出一種模糊的政見,即崇尚一個低稅率、保障私有產權的有限政府。然後,我在普林斯頓讀本科時,雖然幾乎所有教授都持有左翼政見(常春藤大學教授的政治捐款,超過九成是給民主黨),但我在課餘時間上YouTube接觸到一些影片,則為我原來的保守觀點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和澄清。

首先是美籍俄裔作家安蘭德(Ayn Rand)與華萊士(Mike Wallace)在五十年代的訪問片段。作為資本主義的堅定旗手,安蘭德認為現代西方福利主義是「所有人奴役所有人」的制度。當華萊士問道:「但這些政策是大家投票選出來的啊!難道你反對民主制度嗎?」安蘭德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反對的是所有事情都由投票決定。所以我不認為多數人投票可以投走一個人的生命、財產或自由。」

這席話對我猶如醍醐灌頂,令我第一次意識到,政府干預經濟的任何政策,跟其他被公認為侵犯人權的行為,在本質上是同類的。例如如果某僱主以低於最低工資的條件請人,這是完全和平的行為,但政府卻會派人來處理他,如果他堅持坐着不動,執法人員最終會伸手碰他,這跟無緣無故打人的性質是一樣的。我跟世上多數人的主要分別在於,我視此為倫理上錯誤的行為,不應受民意或功利考量所支配,正如我們不會投票決定派多少人去街上打人是「最優」。

私有產權 不容動搖

上述道理就是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基石——不侵略原則(non-aggression principle)。在本科階段,我除廣泛閱讀,也致力思考這一原則在各種特殊情況下的應用——例如如果A抓了一個無辜的人B作為人肉炮彈射向另一個無辜的人C,C有沒有權擊毀該人肉炮彈來自衞——以求推導出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為我的所有疑問都找到確定的答案。

另一個通過網絡對我產生重大影響的人是美國前眾議員、共和黨前總統參選人榮保羅(Ron Paul)。他在內政上主張經濟自由和在公民自由前提下的文化保守主義,在外交上主張不干預主義,我深有共鳴。榮保羅讓我接觸到奧地利經濟學派,他們欣賞社會自發秩序的有機演化,反對現代主流學界的「社會工程師」心態,其中海耶克更稱此為「致命的自負」——儘管我在數年後才明白這一點的更深層意義(詳見下文)。

由於安蘭德和榮保羅都以美國憲法為他們政治主張的準繩,我在本科時期的看法是:按照憲法規定的民主程序選出官員是沒有問題,因為憲法授予政府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官員無權根據「民意」推行干預政策;問題只是在於政府逐漸偏離了對憲法的嚴格詮釋,這就是我們需要糾正的錯誤。在這框架下,民主選舉雖然並不重要,但也說不上有什麼害處。

我在本科階段的思想面貌,在研究院的頭幾年得到延續。同時,無論在普林斯頓抑或史丹福,幾乎從來沒有遇到過跟我觀點相似的教授,甚至可以說幾乎所有教授的觀點都是跟我相反,使我對左右政治光譜保持均衡的認識。儘管我的見解未必正確,卻是「一事平生無齮齕」——從來沒有人指摘我只熟悉跟自己契合的觀點。

近幾年,我的思想有了進一步變化。在技術層面,我仍舊認為基於不侵略原則的私有產權是無可動搖,但我意識到這跟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一旦我們確立了政府的產生方式(例如民選或世襲),我們就無法阻止該政府去做它本身傾向想做的事情,而嘗試用憲法條文來箝制一個民選政府的權力擴張只是自欺欺人。

過去兩個世紀,所有從傳統君主制轉型為民主制的西方國家,實際政策都大幅左轉。所以,我不僅反對大政府,還要反對民主和普選。在這個問題上,我深受霍普(Hans-Hermann Hoppe)和古烈登(Erik von Kuehnelt-Leddihn)的著作的影響。

理性主義 致命自負

其次,美國憲法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它本身就是以理性設計取代自發演化的中央集權產物,是海耶克「致命的自負」廣義上所涵蓋的現象。憲法裏之所以要加入這麼多限制政府權力的條文,恰恰是因為當時人們普遍知道,成立一個新的聯邦政府必然會對他們的古老自由(ancient liberties)造成威脅。立憲之前的鬆散邦聯,反而是更接近中世紀歐洲去中心化的自由秩序。

這也帶出我想講的另一重點,那就是我對中世紀歐洲的重新了解和欣賞。我意識到當時以基督信仰為共同基礎、在司法管轄權上高度分散的封建秩序,是保障自由和私產的法律的演化根源。只有這樣演化而成的習慣法和普通法才是「有機」的;不是所有細節都可以像我從前在扶手椅上般推導出來。再者,歐洲特有的契約式(而非宗族式)封建制度也是人格美德的溫床。

然而,啟蒙運動助長了現代性(modernity)的兩大元素——平均主義和理性主義,而這跟中世紀的遺產是水火不容的。現代性在政治上導致了「社會工程師」的集權心態和制度,削弱私有產權和契約自由;同時,政治的大眾化導致了文化上的無產化和道德相對主義的蔓延,腐蝕自力更生精神和傳統家庭價值——因為歸根究柢,傳統家庭價值是基於私人性和排他性,這跟現代性是不能長久並存的。固然,我們的封建遺德足夠醇厚,未致毀於一旦,但在大方向上,現代社會必然是跟我所珍視的價值漸行漸遠的。所以我近年終於意識到,我不僅反對大政府和民主,還必須否定現代性,才能形成一個自洽的思想體系。

以上就是我在少年時代層層剝開洋葱,從而找到的思想歸宿。雖然我是一個與時代錯位的思想遺民,但這毫不妨礙我在日常生活中與人正常交往,因為我反對現代性的其中一點,正是公域對私域的壓縮;在我的價值觀裏,日常交往恰恰是不應該涉及公共性的。自由的國度不一定要存於世上,而是可以存於心中。

當然,我的思想不會就此停步,日後還可能基於新的思考或體會而轉變,但我希望先讓過去幾年的想法有一些時間沉澱。吳雨僧先生嘗言:「竊嘗謂人之一生,總當作成詩集一部,小說一部。一以存其主觀之感情,一以記其客觀之閱歷。」這是我在可見將來的興趣的新重心。

最後,感謝《信報》同事們5年多來的幫助,以及讀者們的支持,祝大家身心康泰,事事順遂。

史丹福大學經濟系博士生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學而反思──教育之我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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