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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思維模式的差異

最近一年多,在本欄與讀者探討了有關社會文化的各個層次——語言與文物、禮儀與節慶、英雄與隱喻、行為準則、共同價值、基本假設。這裏探討最後一個層次:思維模式。

思維模式,並不一定是由於社會文化的因素。這裏先舉兩個例子:都是教育改革。

有些國家進行教育改革,就是先從整頓教師開始,背後的理念是:教師好了,教育就會好;恍如工人好,產品也會好。於是加強教師「績效評估」,把教師的表現與學生的成績掛鈎,與學生輟學率、犯事率掛鈎,要看學生的成績「增值」。於是出現優秀的教師被解僱,僅僅因為學生的成績增值不達標。結果教師人人自危,注意點不再是學生,而是保護自身的飯碗。甚至出現學區的領導與校長集體作弊,等等。以上都不是筆者的虛構,而是發生在同一個國家——美國。

尋找問題 與 實現夢想

香港1999年啟動的教育改革,總的理由是「社會變了」,因此不是要把原來的教育做多、做好,而是要塑造一個新的教育形態,也就是「更上一層樓」。當時的學制改革(「三改四」),再輔以相當徹底的課程改革,都是全新的事情;若是純粹由上而下壓下去,一定會引起很大的逆動。因此所下的工夫,是通過種種的動員活動,讓廣大教師明白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經過近4至5年的努力,教師們都參與了變革的大勢。人們大概不知道或者不記得,當時的動員工夫,其規模與頻率是超乎想像的;在國際上也引起頗大的注意。

這裏舉的兩個例子都已經是歷史。美國和香港的教育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不過,上述的描述旨在說明處理一場改革,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

筆者在不同場合提過,尤其是在有關一個機構或者一個體系(國家、城市)的發展,作為領導,很容易採取「缺失模式」的思維,即所謂deficit model。機構來了一位新領導,由於不熟悉,很容易用過去自己習慣的形態,去觀察新的機構環境。往往因此處處看不慣,於是看到新到任的機構到處都是缺點。他很容易就覺得,首先要找出這些缺點,克服這些缺點。能力不高的,容易把缺點羅列出來,逐個去解決。能力較高的,會去找這些缺點背後的總缺點,所謂root cause,就是要找到「根本」的問題。

這有點像汽車修理,修車師傅第一件事,一定是全車檢查,看看有什麼問題;問題都解決了,車就修好了。最好是跟原來出廠一樣。但是,那還是原來那部車,不會變成更好的車。

美國當時的主流思想是,上海在PISA國際比較遠超美國,當政者不問情由,就覺得「中國竟然連教育都超越我們了!」是一種追趕心態,於是就覺得美國教育問題很多:孩子上課不專心、沒有紀律、沒有家庭作業、沒有標準化測驗、沒有共同核心課程(Common Core Curriculum)。這種求變的心態,本來是「更上一層樓」很好的起點,但是整個「運動」沒有一個總括性的概念,沒有一個「說法」,教師也沒有辦法明白為什麼忽然要有這些變化。改革的理念和策略停留在改革推動者的腦袋裏。但也許他們的心裏就是充滿着這些與上海比較之下的「缺點」。是一種典型的「缺失模式」。

另一種思維,在逐漸熟悉新到任機構之後,為這機構設想一個遠景,讓這個機構「更上一層樓」、「上一個台階」。然後設計如何達到這個新的「台階」,設計出過程、策略、階段,然後一步步去實現。首先要有一個夢想。在實現這個夢想的同時,很多舊結構裏面的「問題」往往會不再存在或者不再重要。因為,那時候,已經是新的一個機構,問題的定義已經不一樣。

在香港,當時教育改革的背景是,剛剛回歸,社會上隱隱然有改革的期望;再加上有比較洞悉前景的領導力量。事實上,在改革之前,從1986年後開始,教育統籌委員會就在7份報告書中研究過香港教育的方方面面,而且提出過700多條建議,遍及教育的每一個方面。現在回顧起來,那些是在不動原來框架的前提下希望解決問題,因此可以說是「改善」,而不是「改革」,也就是沒有提出更大的遠景。

修補缺失 與 改變面貌

這兩種思維有什麼分別?第一,經過一個過程,是在原來的平台上進行修補,「客服問題」,還原一個沒有缺點的機構?還是讓這機構變身,面貌一新,不再是原來的機構?前者是修車,後者是改裝。

第二,與車子不一樣,一個機構、一個體系,改變是要人去達成的。假如從找問題出發,很容易就覺得這裏的人不行,容易認為問題就在人身上。不難聽到有領導人物進了一個新機構,嘆息道:「這個機構,最大的問題是人。」解決問題,也就是要把人整頓一下。很多情況下,機構或者體系的成員就成了改革的對象。相反,假如定下一個新的目標,讓全體員工共同努力,大家就會心悅誠服一起創造新的目標。

2009年上海PISA成績發表前後,筆者有較多機會與美國資助教育的基金網絡接觸。他們都非常虛心,還陪他們組團到上海訪問。但是當時筆者就提出幾點:一、一個教育體系的向前發展,一定是建築在本身現在的優勢之上,美國教育的優勢是什麼?二、跨文化的借用(borrowing)一般是很難奏效的,因為沒有在本社會的文化生根。三、美國的教育要改革,除了要超越上海,還有什麼?超越上海不能成為一個教育目標。

若干年後,在美國主持的一個世界教師峰會上,筆者作為評論員又提出第四點:假如把教師純粹當作僱員,他們就會成為被鞭策的步兵;反觀東亞社會,教師是被尊重的專業人員,他們是將軍。同樣是幾十萬名教師,是步兵還是將軍,紐約與上海就很不一樣。

上述的兩種思維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到處可見。

不忌遺棄 與 光明前途

筆者最近訪問過一所學校,新校長到任只有三年。三年前,辦學團體已經準備結束這所學校,因為學生成績低下,無心向學,逐漸也收不到學生。筆者看到的,卻是一番新氣象。全校布置一新,還運用了許多新科技,整所學校就像是一座博物館。學生都很有朝氣,而且學習氣氛濃厚,也很多創新。校長還特意招來在別的學校要「留級」的,轉了學校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招待參觀AI實驗室的,是一座機器人,自豪地陪着它、製作它的,就是這樣的一位學生,無法想像曾經是被「遺棄」的。最感人的是,在這所學校工作了十年的老師都說:「這三年變化太大了!我自己也變了!」請想一想,假如這位校長把自己作為醫生,到學校尋找問題,想從克服問題出發去改造這所學校,肯定不會有今天的結果。

想起年前美國蓋茨基金的代表訪問將軍澳一所學校時問:「你們怎樣處理表現不佳的教師?」校長的答案是:「每家學校的教師表現都會有參差;與其花精神去處理個別教師,我會集中力氣建設整個學校的文化。」這也是正向的一種思維。

上面的分析也許不是平行的論述,褒一面、貶一面並非本欄探討文化問題的慣態。不過,因為這是說明思維模式很好的例子。筆者敢於有褒有貶,還因為這不是社會文化,並不以社會或者種族作為分界線,因此沒有貶低任何社會文化之嫌。這種兩種思維模式在同一文化裏面也會出現,不過人們會歸類為領導風格、改革策略之類。

下周開始,就探討與社會文化有關係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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