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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8日

黃伯農

中美新常態下的香港平安之道

隨着美國拜登政府將對華政策重新定調為「既競爭且合作」以來,《港區國安法》下的香港未來發展備受關注。本文探討中美新常態對中港美關係影響,勾勒香港平安之道。

中美新常態的二重性

雖然美國公眾對中國處理新冠疫情、香港自治、新疆人權和造成美國人失業等問題存有負面心態,但中美關係已進入新常態,具二重性。

一方面,中美的綜合國力與其他國家的差距逐漸擴大。另一方面,縱使中美競爭角力,但兩國的關係卻持續深化。特別是在經貿上,雖然有「脫鈎」之說,但貿易投資數據仍顯示兩國走向更深相互依存。這新常態的二重弔詭性將繼續塑造兩國關係和左右香港發展。

隨着美國的單極國際系統衰落,大家都注視其他主要國家,包括俄羅斯、歐盟、日本和印度等。她們擁有相對大的人口、經濟力量和軍事實力,但綜合力量仍不能跟美國和中國相比。中美將繼續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相對大的影響力,高科技經濟生產將推動全球經濟增長。雖然中美擁有不同特質,均擁有世界級研究專才、龐大資本池、無限量數據和具競爭力的創新生態系統。

中美均受惠於各自科技樞紐所釋出的「集群效應」(clustering effect)。全球最頂尖的4500家人工智慧科技企業中,差不多一半在美國,三分之一在中國。根據2017年普華永道(PwC)的研究,中美將於2030年前掌控全球經濟70%因人工智慧而產生的經濟增長,佔15.7萬億美元中的11萬億美元。中美現已大量投資到新興科技研究及發展之上,將在創新領域中領導世界。

與此同時,中美競爭正在加劇,摩擦與相互依存同時深化。經濟方面,縱使兩國有措施去防止對方利用自身法規漏洞,貿易投資關係卻持續向好。中美政府近年針對各自境內大型科企的反壟斷措施便是例子。北京投入大量資金推動「科技獨立」之時,美國政府也尋求限制美國資金投向有軍方聯繫的中國企業。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中國企業「首次公開募股」加緊審查,並可將已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除牌。兩國也尋求將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敏感科技從全球供應鏈中分解開來。因應《港區國安法》等,美國政府已向與香港和新疆有商業聯繫的美資企業發出政治風險預警。

然而,現實是中美經貿往來仍強勁。2020年,中國仍是美國的最大商品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最大入口來源。

2019年,美國出口中國的貨物估計支持了最少120萬個美國職位。多數在華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持長遠承諾。

美國投資公司也加強在中國的投入。貝萊德(BlackRock)、摩根大通(J.P. Morgan)、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都跟隨瑞銀(UBS)、野村(Nomura)、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和安盛(AXA)在中國擴展業務。美國經濟諮詢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估計直至2020年底,美國投資者持有1.1萬億美元的中國股票,中美雙邊股票基金量已達3.3萬億美元。雖然近年中國減少向美國投資,但原因其實是相向的: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理由審查中國投資,北京也對境內外資金流動加強了管控。

另一中美相互依存的面向是智識生產。隨着中國人才和資本崛起,中美科技交流已在私營企業和個人之間出現。兩國主要科企也在對方境內建設研究中心。例如,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已在美國開設研究中心;蘋果、微軟和特斯拉(Tesla)均依賴中國工程人才。

科學合作方面,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的「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將中美聯合研究定為全球最肥沃創新土壤。

2015至2019年間,中美科技合作以每年平均超過10%的增長率擴張。即使新冠肺炎大流行,去年中美專家的合作量已超過前5年的合作總量,他們在主要科研期刊內出版了超過100篇合著論文,經常舉辦工作坊研討會。

中國繼續成為美國國際學生的主要來源。2019至2020年間,超過37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佔美國全國高等院校國際生人口的34%。很多優秀中國留學生畢業後留美發展,這趨勢不易逆轉。

競爭性相互依存

因為中美深層相互依存,美國根本無可能尋求打敗中國或推翻中共政權,長遠只會加強美國競爭力。美國領袖亦會透過公開要求北京改善人權去維繫美國人的自由主義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即使只流於言詞上的交鋒,亦有其意識形態需要。

縱使美國棄用華為5G技術,中美的經貿、金融和科研學術聯繫已使雙方很難於不損害自身利益之下去傷害對方。說到底,跟經濟相互依存相似,生態相互依存也不遵從政見,只跟從生物和物理等大自然規律。

拜登會利用中國挑戰去刺激國內政策討論,但不應將世界變成非黑即白的對抗陣營,美國長遠有實質需要與非西方國家務實合作。縱使短期內中美關係難改善,香港現應積極利用中美正深化的相互依存尋求發展機會,而《港區國安法》下的香港已呈現中美進一步合作的苗頭。

中港美關係錯縱

因應《港區國安法》,雖然有外資企業遷離香港,但主要外資銀行和金融企業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花旗集團(Citigroup)和瑞士信貸等已在港擴大招聘。投資經理也於過去多月內成立了超過一百間新公司。

因為美國和中國政府加強審查在美國股市內的中資企業,使更多中國企業轉到香港上市,已提升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現實是《港區國安法》吸引更多資金流入香港。

今年6月,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強化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是尋求與內地融合,但北京和港府卻同時實施措施去防止香港的法律、金融財務和規管框架變得與內地一樣。例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有新措施容許企業利用香港法律去制定民事和商業合約;措施已於深圳以外地區得到應用。另外,在粵港澳大灣區推出的大灣區「理財通計劃」已容許內地區民到香港投資對沖基金和金融企業。

如果北京有意利用《港區國安法》去嚇走在港外資的話,香港便不能為中共所用。所以北京仍會制定優惠措施去鼓勵外資留在香港。金融業佔香港GDP的20%,作為通往中國的大門和中國企業集資的地方,北京應會鼓勵外資在港合法商貿活動。

香港平安之道

總括而言,在中美競爭式相互依存的新常態底下,《港區國安法》已有效將「中美對抗+中港衝突」與「中美合作+中美在港共贏」正式分隔開來,使香港重回促進中港美深層相互依存的正軌之上。往後香港都應避開中美對抗衝突面而多促進中港美相互依存,這才合乎中國國家安全和香港平安。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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