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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6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應對全球暖化的三點隱憂

極端天氣、水平面上升、暴雨成災、旱災下世界各地農作物失收。

有的人說,地球喪鐘已被敲響。也有的說,我們不過是杞人憂天,毋須把將來的問題無限放大。儘管如此,時間不會等人。現實也不容我們躲避。全球暖化的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無論是貧、是富,除非君能夠逃逸至太空之內,完全脫離地球的枷鎖,又或超脫於六道以外,否則始終都要面對這個不能迴避的事實:我們正在向人類及文明覆滅的終點邁進,而危機的到達可能遠比我們一般想像或了解來得要快。我們沒時間了。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近日公布了一份報告,指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根本是近在眼前,並沒可能逃避,也不能忽視。即使是最為樂觀的情景,也即是地球在2050年前達到零碳排放的目標,我們全球地面溫度起碼仍要相對於前工業化時期上升1.5多度,才會到頂。最壞情況,則是因減碳排失敗,導致溫度在2090年之時比前工業化時期上升足有4度有多,屆時因應土地上普遍排熱能力較差,甚有可能導致市區及近郊普遍溫度比十八世紀時上漲6到8度。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根據Carbon Brief上所引述的聯合國報告及科學研究所指,在4度升溫的情況下,平均海平面將會上升0.5到2米(平均值為約莫1.1米)。同時,地球將會面對毀滅性的旱災、水災、熱浪,更會令全球多處近海或海岸地區面臨徹底覆盤及淹沒的可能性。有不少人以為,全球暖化的禍害,可以避免,也可以扭轉。就算扭轉不了,也可以輕輕帶過。可事實不饒人,無論你是政府首長、世界級富商、還是科技天才,地球離不容人所自然生存的日期,大有可能不到一百年。我們需要的,是即時的回應及行動。

那為何世界各地政府及人民仍然似乎對此問題不太「感冒」,反而更是被意識形態及一己私利等誘因所驅使,進行本末倒置的針鋒相對?在應對全球暖化之時,政府又有何隱憂及障礙,得要反思並掃除?

一、「明日復明日 明日何其多」

民眾就着某一個問題的危機感,往往與其對該問題的認知度、體驗感,和對問題的時間和迫切性掛鈎。

第一點所指的便是:若民眾對問題缺乏最為基本的認識,則難以想像及認知問題的最壞情況。有不少人可能聽過「氣候暖化」這四個字,卻對其所導致的問題缺乏最為基本的認識或了解,感覺難以觸碰或套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正因如此,民眾也因而失去持續關注及解決問題的動力及誘因。

反之,若自以為對問題擁有最為充分的認知,則往往也因應心目中問題神秘感降低、自身評價牢牢被先入為主的成見所鎖定,因而對解決問題的倡議產生不信任,甚至厭惡。比方說,有不少資深的共和黨政客及評論員常因為認定自身對全球暖化此現象掌握了充足的知識,並認定這是一個自然過程,因而對全球地面溫度上升視若無睹,因為他們眼中相信的劇本之中,全球暖化乃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循環性現象,毋須大驚小怪。

第二點所聚焦的,乃是「體驗」這二字。作為一種由感官及與環境之間互動所主導的生物,人類需要一定程度的具體經驗,才能充分掌握問題的嚴重性。這也是為何沒有體會過最為嚴重新冠疫情的港人,難以感受到需要打針的迫切感,更難以真正地與當日武漢封城、美國多波疫情、及後病毒在印度爆發所引致的災難產生共鳴。往往觸得到、看得見的威脅並非最為嚴重的。卻正因這些威脅的罕有及難以設想,才更值得我們去關注。

全球暖化固然令世界各地出現各種各樣的極端天氣,但這些天氣與地面溫度升溫兩者之間的關係,在公眾輿論之中,平心而論並不明顯,而官方或科學家的輿論也並未能突顯其必然性及整體趨向。若要一般民眾看到氣候威脅何在,首先需要的是專家、政府、商界、民間及體制中人針對着氣候變遷與我們日常生活體驗之間的因果關係,作出較為準確、生動並立體的描繪。這樣,才能讓體驗不了極端氣候的短期「非受害人」,也能體會到我們即將面臨的完美風暴。

最後一點,指的則是時間性問題。錢福《明日歌》有云,「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當我們面對我們認定自身不能解決的,又或是潛意識不想接納存在的問題之時,我們往往會採用一種「拖延」戰術,以為眼不見為淨,且讓我們「明天再說吧。」卻正是這種逃避心態,讓問題愈積愈多,讓死結愈繫愈緊,直至難以復還。這是一個人性典型的內在缺陷,也是我們不得不防的一種公共取態。

同時,在一個宏觀性政治層面上來說,須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當中的政客,自然是以贏取以數年為分隔的選舉為自身執政的「最終目標」;而不少非民主制度中的統治者,更是以壟斷權力及執政權為己樂。在此前提下,無論是為了迎合短視的大眾口味,還是要滿足及平衡一時三刻的權貴利益,當權者也自然沒有太大的動力去處理以上所述的問題。可受苦的,就算不是如今世上絕大部分人,也是三四十年後存活在我們這共同家園的下一代,以及其下一代。時間不是萬能,更不是掩耳盜鈴的藉口。

二、「與我何干?」:鄰避症候群與責任推卸

西方政治學上有一現象名詞名為「 NIMBY」(Not in my backyard)。中文官方翻譯乃是「鄰避症候群」,字面意思乃是,對大眾有利(經濟學上乃是具備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的設施結構,有時候可能會導致在設施附近的居民承受一定的私人代價。比方說,風源是再生能源中非常關鍵的一環,但若要在城市中任何一角建設風車,其必然會導致該區居民的激烈反對,因為風車本身有礙景觀,也會對當區居民構成噪音及其他形式的污染和不便。所謂的「不要動我的後花園!」祈使句,正是指在這前提下,當區居民基於私利及一眾其他因素的考慮,而反對風車在該區建設,從而延伸至對風源動力及其他新能源的主觀性排斥。

要應對全球暖化、減少碳排放,需要的不只是各方之間的合作,更需要不少人士作出妥協或一定程度的犧牲,付出一定的代價。無論是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的推廣及促進,還是循環再用及在生活上趨向環保的調整,甚至是市區綠化政策及方針,這些方案必然會觸動到某些人的利益。所以問題並不是,「我們能否避免一切對他人或第三方所構成的代價」,而是「我們可如何將對第三方代價減免到最少」,又或是,讓所有持份者皆能看見短中期犧牲的長期回報。

當然,說比做更容易。「與我何干?」這心態及迷思,並不限於環保或全球暖化議題,也能套用及反映在不少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及認知到的境況。比方說,眾所周知在新冠疫情當前,群體免疫需要有一定可觀數量的人(包括健康,但仍能散播及傳染病毒的人士)接種新冠疫苗。但接種疫苗,無論是在主觀觀感上,還是客觀事實層面上,皆有可能引致一定程度的風險。在這前提下,也難怪有不少年輕或壯年人為了避開副作用,或打針可能引起的長期風險,而選擇不打針。「只要有足夠的其他人肯打針,我們便沒事,對吧!」這種想法,在一兩個人層面上也許能說得通,也無傷大雅。

但若社會有足夠的關鍵少數受此原因所影響,而拒絕打針,所導致的後果,明顯不堪設想。「不在我後花園 」思維最為直接的受害人,便是除了依賴大眾合作或政府提供支援以外,根本別無他選。舉個實例來說,綜觀全球各國之中,本身難以負擔起或添置足夠疫苗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的貧富公民正正是要為發達國家抗拒疫苗者之間的傳播所導致出現的變種病毒「埋單」,成為無辜犧牲品。我們並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也沒有一個能夠有效並有約束力地監管國際社會中各國內政的操實權機構,而正因如此,要真正地克服集體行動困難(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推動各國之間的均衡責任分攤,根本比登天還要更難。

上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可以剎那間「靈機一觸」,把美國撤出《巴黎協議》;他的繼任人拜登固然上任後不久便把美國重新加入此協議,但在沒有約束力及懲罰機制底下,所謂的國際協議往往只能淪為紙上談兵,根本難以促進真正的跨國合作。到頭來,受苦受難的,不局限於最為無權無勢的「小國」及「窮國」,也包括美國及歐盟等國在內。可這一點並不足以說服只着眼最為貼近眼前利弊的普羅百姓,也不能動搖不願付出成本或押上政治前途的政客決心。

正因如此,要化解民眾及當權者鄰避症候群,除了需要堅決的政治決心以及宏觀性的思維以外,最關鍵的是,人民要看到自己「後花園」與他人的「後花園」之間的關聯,要意識到我們都是綁在同一艘船上的乘客,唇亡齒寒。這一點,才最為關鍵。

三、「既生瑜何生亮?」:論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鬥爭

最後,筆者不得不提一大新近冒起的隱憂,也是一個足以嚴重威脅到任何國與國之間嘗試進行,有關氣候變化的合作。這便是政治鬥爭──尤其是以意識形態做主導的鬥爭。

如今在中美關係急速惡化的情況下,中美之間存有很大的不信任。儘管中央應對氣候變化官方一把手解振華與美國前國務卿及現任氣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曾於4月進行面談,雙方也在氣候變化層面上嘗試釋出善意──但若要妥善地把氣候變化轉化成我們這一年代的新「乒乓外交」,恐怕仍須更大的政治動員及來自兩國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和默許。

意識形態取代務實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的新常態。這是一個悲劇,卻也是政治角力的必然結果。美國將中國批判為一個對(歐美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性挑戰,而國內卻有不少聲音認為,「這是中國的時代,我們得要反擊及站起來」。中方視西方行為延續帝國霸權主義的橫蠻無理、西方則對中國在他們眼中的「好勇鬥狠」感到極端的不安及排斥。在這情況下,人類將來必須面對的「未來共同體」──全球暖化──究竟能否足以打破僵局,讓雙方放下成見?

從一個理想角度出發,答案當然是可以。但現實未必如此。過去三四個月,筆者留意到西方傳媒上出現不少猛烈抨擊中方過往碳排放紀錄的文章,甚至更有較為「創新」的聲音指出,中美之間毋須就着氣候變化合作,更反而應當投身進(良性?)競爭之中,透過各自鬥法及競爭,而將碳排放等大幅減少。以競爭做驅動長遠綠化及可持續化轉型,本來並非一個太差的提議,但若競爭在雙方民粹聲音下,成為惡性的互鬥,屆時無論對哪一方來說,都是毫無好處。我們需要的是良性、互動性、夾雜着合作成份的正面競爭,而不是消極並你死我活的排擠性衝突。要解決全球暖化,需要中美雙方放下成見及身段,走進那灘渾水之中,幹實事、做好事。這一點,唯有希望大家都能做到。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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