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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1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再談歷史終結論(四)

過去三星期,我們探討了福山歷史終結論當中的立論、謬誤及不足。今期進入內文前,先讓我們再重溫一下之前論據的三大假設:

第一,普世性假設(universality thesis)。可見四周前的專欄。

第二,單線演變性假設(linear progression thesis)。可見兩周前的專欄。

第三,持久性假設(endurance thesis)──要歷史真正地「終結」,終點狀況(end-state)必須要具備持久性。說得簡單點,便是若歷史在「終結」之後,再度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那所謂的「終結」,便只能充為曇花一現的「假終結」。所以,若歷史要徹底地結束,其必然是走到了一個終極模式,此模式才不會因應着將來所發生的種種下,再度經歷巨大改變。

我們今天將會聚焦於第三,也就是最後一個假設。福山曾多次表示,認為他心目中的歷史終結,乃是一個糅合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及選舉民主(政治模式)的混合體。上幾個星期,我們已經詳述了民主制度的利弊──而我們今天要反思的便是,到底福山口中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否真的是歷史終結的特定模式?福山在這一點上,有沒有值得商榷的餘地?

一、放任資本主義的臨界點

貧富懸殊,是港人很熟悉的一個問題。儘管我城貧富懸殊書面上的增長確實有所放緩(堅尼系數乃是衡量經濟不平的首要「權威」指標,而2006年我城的堅尼系數乃是0.533,而在2016年(十年過後),只是稍微微升至0.539,理論上算是不錯)……但書面上分析,永遠不能跳出象牙塔的掣肘。現實是,正如皮卡提(Thomas Piketty)所說,堅尼系數並不能反映人民到底能夠短期內調動多少資產(可流動資產及使用資金),更不能反映出在物業財富或資產方面的不平等。

樂施會2018年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香港最富的有一成及最貧窮的一成住戶的月入差距,從2006年的34倍,擴大至2016年的44倍。政府在再分配資產及財富方面上,乏善可陳,令社會趨向嚴重不平等。

在2021年3月底,一般申請者公屋輪候時間為5.8年,長者一人時間為3.6年,兩者比上一季(2020年12月底)多了0.1及0.2年。在財富及收入嚴重不平均的前提下,再加上香港一直都沒有設置一個完善的安全網,能真正地捍衞基層平民的利益,經政府介入後的「後政策」貧窮率,依然高達7.1%至9.9%(詳看周永新教授年初的文章)。

拿這麼多數據出來,不是為了證明香港貧富懸殊乃是無可救藥,也不是為了「唱衰」香港。嚴重的社經及財富不公,不是香港特有的「專利」,也未必單純是港式資本主義所衍生的副產物。現實是,綜觀世界各地,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和科技發展等趨勢,固然有其明顯得益者,卻也產生了不少的「輸家」。

是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令這些現象嚴重惡化。新冠疫情,是一面照妖鏡,各大城市及國家的深層次問題暴露無遺。美國最富裕的50人身家於2021初,較一年前(疫情爆發前)增加了3390億美元,約20%的增幅。

反之,在去年5月至10月期間,美國貧苦人口增長了約800萬(根據哥倫比亞大學10月15日的報告)。固然絕大部分東亞國家在是次疫情下,大致能「獨善其身」,避免驚人的經濟崩塌──但儘管如此,是次疫情也令原本終於稍有起色的日本經濟,再度陷入困境,為世界帶來確實為數不多的「upshot」,當中其一也許便是,對放任資本主義的一記當頭棒喝。

二、資本主義能否充當歷史終結的模式?

常聽到不少評論表示,今天的資本主義陷入了一個「根本性危機」(fundamental crisis),而每逢危機出現時,也有聲音表示,資本主義對危機的處理手法,正正彰顯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長處,突顯出一個強勢政府駕馭經濟的內在好處。

但這種說法,似乎犯了一個非常原始的謬誤──便是,將資本主義某一個特定的衍生模式(manifestation),設定為資本主義本質上存有的問題。若這些評論成立的話,則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似乎──我們稍後將會窺探他可以如何拆解這危機)將會岌岌可危,因為其對民主資本主義的擁戴,驅使其必須肯定資本主義,乃是一個穩定及能夠自我修正,並且是獨一無二的經濟模式。

既然坊間近日似乎捲起一股馬克思熱,那筆者便借花獻佛,嘗試以馬克思及新馬克思主義角度,探討資本主義的數個內在問題,包括:

第一,資本主義本質上導致勞工階層與其產物(product)及其他勞工之間呈現「異化」(alienation)現象。是一個用最簡單的說法來說,馬克思認為在一個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中,資本家需要從工人身上獲得勞動所產出產物,而基於自身利益基礎,資本家永遠都會剝削及壓榨工人,製造「慣性依賴」,讓工人心甘情願地「賣身」給資本家。

這也意味着,資本家並不會想人民獲得自我維生(self-sustenance)的工具或──延伸來說──財富,從而才能確保他們會繼續為資本工資「賣命」。同時,為了鼓吹效率提高,資本家會鼓勵工人與工人之間進行激烈競爭,為求「divide and conquer」,避免他們之間出現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最終推翻資本壟斷。

第二,資本主義會導致難以化解的結構性矛盾及不平等。依馬克思所見,能夠生產關鍵產物的經濟基建(economic infrastructure)往往落在一小撮人手中,而這些人透過對生產工具及途徑的壟斷,自然能讓他們牟取暴利。透過一代接一代的遺產及利益傳承,自然會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著名新左派學者哈維(David Harvey)在1982年的Limits to Capital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與城市化的過程環環緊扣。

比方說,透過地理資源及城市規劃等層面上所享有的優勢,富有階層將自身影響力持續地在密集人口的都市內鞏固,並將勞工階層「流放」至鄉村及近郊等,遠離經濟核心的地區。同時,皮特(Richard Peet)在1975一文中也指出,美國有不少現代都市受一個社區環境等級制度(a hierarchy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s)所困,從而透過地理因素及過程,讓資本主導的階級結構能夠促使及定奪不同地區居民能享受及接觸到的社經機會。

第三,資本主意鼓吹對資本的累積(accumulation of capital)。但累積資本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構成不少對社會的直接或間接代價。我們大可視此為經濟學上的「外部性」(externality)──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層面來說,在追求資本或資本主義所吹捧的行樂主義(hedonism)之時,人民必然會做出對自身有利,但對他者無益的行為。現實是,無論是全球暖化,還是我們對環境的破壞污染,或是因為過度開發而導致的生物災難,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崛起,皆離不開我們人類文明如今必須共同面對的嚴峻大型危機。

正因為以上三點,以及不少其他這裏難以詳述的額外問題,資本主義──依其部分批評者所見──並不能作為歷史「終結」的模式。馬克思甚至做出一個頗為大膽的主張,認為只有當勞動階層站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壓榨,才能營造一個真正自由,由勞工階層主導的國際社會。列寧(Lenin)甚至再進一步,認定只有專設的「革命先鋒」(vanguard),才能帶領民眾,邁向資本主義霸權解體的「光明」。

三、新資本主義想像: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vs.社會民主資本主義(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

筆者並不認為這些名家口中的共產主義,能夠充當我們人類共通的出路。共產主義對私有產權的剝削、對個人公民自尊及權益的扼殺、將創意及自由徹底摧毀,極其量只能是當權者的另一道把戲,將資本主義中的資本家剝削,轉化成工人組織及階層透過鬥爭所施予社會的剝削。

同時,盲目鼓吹革命(當然,也有不少左派認為革命毋須流血,但這種「和平起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多高?),只會令人類文明走上車毀人亡的極端主義之路。

姑且稱之為The Road to Extremism(可參見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引進鞏固制度及當權者權力的極左共產主義,並不可能為全球如今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帶來解決方法。

反之,有不少針對資本主義(以及福山論點)的批評,似乎忽略了,其實除了「小/無政府」的放任資本主義以外,資本主義還能以另類方式存在──比方說,近代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及自由派學者多番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social democracy),甚至是套用根維斯(Lane Kenworthy)2019年所著所提倡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簡稱社民資)(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強調的其實都是一種糅合資本主義對市場的重視,以及社會主義對安全網及福利提供的重視的「中庸之道」。資本主義,毋須要無時無刻都推崇着「零和遊戲」──當富者富有之時,貧者也可以脫貧。

綜合如今不少學術評論及筆者的個人看法,依我所見,理想的社民資系統乃是有數個關鍵要素:

第一,政府必然要為貧苦大眾及夾心階層提供足夠的福利支援及配套,以確保他們生活基本需求獲得滿足。但同時,政府也要以科學性思維,平衡對就業及生產力等的隱憂,防止市民形成對福利的長期依賴。

第二,政府除了具體的福利供應以外,更要將增值(value addition)機會最大化地分配在市民手中,讓他們能夠持續地提高自身競爭力,在就業及勞動市場中力爭上游,從而確保社會往上流的空間。

第三,透過稅制改革(正式)及社區性(communitarianism)濃厚的社會文化塑造(非正式)等手法,政府確保富者的獲利及盈利,可以流入普羅大眾手中,從而減免市民對資本主義的仇視,從而能讓資本主義行穩致遠。

社民資有何比較性優勢,能達至放任資本主義達不到的效果?

首先,針對「異化」一說,一來,勞工階層本質上也能從就業過程中找到自身定位、價值、朋友圈、地位,以及身份認同──勞動並非一個單純以(不足)報酬作為回報的「苦差」。二來,針對工作性質具壓制或厭惡性的工人,社民資能為他們提供一定的安全網及技能培訓,讓他們能夠在可行的情況下,拓展自身的工作技能及價值,找到滿足自身願景及需求的工作崗位。三來,固然放任資本主義確實將勞動力及生產力放在經濟體制的首位──英語上,我們姑且稱為productivity fetishism,但社民資毋須跟隨放任資本主義的「單一性」(monism),而忽略了除了個體生產力及短期利潤以外,公司也應當具備誘因(或政府便是要提供相應的誘因),讓他們關注及反思社會勞動力的長遠素質。

壓力過大的經濟體系(例如中國及日本等東亞社區),往往出現過勞死、未老先衰、人民生活在亞健康下等的結構性問題,長遠而言對生產力及牟利率也是於事無補,甚至只會弄巧反拙。社民資,能讓支持資本主義走到極致的「病態資本家」回頭是岸,放下屠刀,不但能自身成佛,更能確保人人皆可從經濟增長中獲利得益。

再談到不平等這一點──固然,放任資本主義確實要為過去50年全球貧富懸殊加劇負上一定責任,但我們也必須提防政府中人及當權者,藉着自身擁有的財富,進行覓租行為,透過對資源及法制的壟斷,而將有可能挑戰政府權威的私人持份者趕盡殺絕。政府過度干預、市場過度放任,都有可能導致財富不平等的情況出現。

社民資透過刺激生產力及長遠經濟競爭力等的針對性福利政策(targeted interventions),能在確保貧苦大眾生活有最低限度的保障──可供他們持續再進修或自我增值──的同時,也不會助長對福利制度的過分依賴,構成如今天美國及南歐等地出現的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問題。當然,社民資沒可能可以解決所有社會上存有的不公義及障礙(包括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等價值觀障礙),但起碼能讓資本主義找到一個能夠大幅延長其壽命的運作模式。

最後,社民資透過靈活的稅收及適度的政府監管和政策倡議,能在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之時,在關鍵時刻介入去化解及紓緩社會上存有的問題。常聽到不少人表示「政府不可信」(The state can't be trusted)──但這種批評卻是將政府的個別或結構性施政失誤,與政府本身的存在混為一談。

實際上,一個有能力,更有問責制度和良好透明度的政府,往往比欠缺誘因的私營企業,更能有效地解決一些覆蓋全社會的核心問題。反之,放任資本主義鼓吹「各家自掃門前雪」,而就算有個別人士有誘因及原因去解決社會上充斥的問題,也往往因為集體行動的迷思(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而失諸交臂,難以將理論賦予實行。政府不是洪水猛獸──無能政府,才是我們應當痛恨的對象。

在社民資下,放任資本主義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最終相信能迎刃而解。這也正是為何福山在過去十年,曾經多次強調其實他從來都不認同資本主義在美國的實踐,而是更傾向於北歐國家的福利政策及半規劃經濟。

所以若單純地以馬克思主義或其他反對壟斷性資本主義的批評,來評價福山的論據,未免過度簡單,有點天真了。

四、不怕理想,只怕過於理想化:為福山批評者平反

話雖如此,社民資會否停留在單純的空中樓閣層面,難以到地?北歐那一套,又能夠在多少其他地區或國家實踐?最後,也就是最為關鍵的一環,西方那一套選舉民主制度,固然有其民眾參與度,卻也造就了不少大財團及商界,透過影像及操控輿論,讓民眾自以為參與在一個公平公正的制度下,卻實際上只不過是利用民眾來為自己的權力遊戲做出洗白。正因如此,才有不少聲音表示,金錢政治下,西方民主並不比獨裁政權來的開明開放,只不過獨裁者換了另一群人──乃是大金主及大「水喉」,而不是單純的槍桿子及霸權君主。

金錢壟斷政治,能讓政治偏向金錢,忽視了社民資所強調的平等機會及公平公義等價值觀。福山固然可以說,他相信北歐那一套乃是可以最終一天風行全球,成為資本主義的「最終模式」。但這一點,可行嗎?可信嗎?套用一句英國諺語來說,the jury's out on this one.

來到「福山四部曲」的最後一篇文,希望大家皆在過去數周,加深了對福山及歷史終結論的認知。福山的理論無疑存有不少漏洞,但若為了批評而盲目批評,忽略了他理論中較為可取的地方(包括對資本主義的內在批評,以及對歷史演變的個別獨特心得),未免過於以偏概全,讓立場凌駕了政治科學。這樣,又與福山當年頗大口氣的「立論」,又有何分別呢?歷史洪流……正如《上海灘》歌詞數句:

浪奔浪流 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淘盡了世間事 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是喜是愁 浪裏分不清歡喜悲憂

成功失敗 浪裏看不出有沒有

黃裕舜_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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