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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日

程玉宇 建築思話

綠色金融助推展宜居城市

應對氣候變化、改善城市的宜居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與經濟發展其實息息相關。在最近的氣候領導人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總理約翰遜便不約而同地從經濟出發,強調應對氣候變化,是創造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契機。而近十多年在投資市場中躍然發展的綠色金融,可說是兩者的有機結合。

綠色金融是把保護環境作為在投資決策的基本考慮,把與環境影響相關的潛在回報、風險和成本融合於金融的日常業務中,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及污染的治理,從而透過對經濟資源的引導,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發展異常蓬勃,自2007年首次有綠色債券發行以來,全球可持續債務發行量在過去5年增幅逾8倍,至2019達全年4650億美元。金融市場亦愈來愈關注全球暖化帶來與環境改變、經濟轉型和法律責任相關的風險,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簡稱ESG)等因素納入投資的評估決策中,已成為主流趨勢之一。

香港近年亦積極發展綠色金融,金融業及金融部門設立了不少相關決策、研究或推動的組織,推出了多項措施,例如香港金融發展局便發布新的ESG報告,加強推動香港成為地區首選的ESG投資中心。然而,根據2020年10月發布的全球綠色金融指數(GGFI),在全球74個金融中心中,香港僅排在41,落後於大多數歐美金融中心;在亞太區,香港也落後於上海、北京、東京、深圳、廣州、新加坡、首爾、大阪,甚至青島。

全球綠色金融指數 港排41

GGFI報告指出,綠色金融成功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公共政策和法規,與各城市的「綠色可持續性」緊密相關,當可持續發展成為一地公共生活和討論的主流文化時,其綠色金融的發展便有顯著優勢。香港如要加速發展綠色金融,便需盡快制定綠色政策和法規,並將綠色文化滲透到我們的經濟中,使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現時綠色金融主要為人詬病處之一,便是欠缺對「可持續金融」的具共識的定義,由於缺乏對綠色技術的界定或認證標準,部分企業可能採取「漂綠」(green washing)手段,即是聲稱將資金用於綠色技術創新,但實際上相關技術並不能產生新的環境效益,只是假借綠色技術的名義進行融資。針對這些問題,一些監管機構已連同金融機構及企業,着手規劃評估綠色金融的框架,並要求企業和投資項目公開披露ESG以及與影響氣候相關的資料。

香港現時已發展的土地只有25%,其餘大部分仍保留自然環境,在香港法例規管下,我們亦得以保存維多利亞港免遭填海。不過,面對住房需求急增,如何繼續保護我們的自然環境,同時緩解當前土地使用政策引起的宜居問題,是一大挑戰。

籌資開發住房現新模式

此外,政府、發展商和投資者從不斷上漲的房地產價格中一直受益,中下階層早已無法負擔高昂樓價。根據Demographia 2021年《全球城市住房負擔能力報告》顯示,香港住屋惡劣情況高踞世界首位,香港樓價對比平均家庭收入中位數為20.7,4年前比率僅為18.1,反映問題愈益嚴重;根據該報告,5.1的比率已被界定為嚴重負擔不起。香港的宜居和住房問題,已影響我們吸引及挽留人才,進一步削弱香港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的競爭力。香港要保持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社會、經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必須同步推展。

綠色金融能否改善香港的宜居性和建築環境,並協助解決住房負擔能力?或許以下例子可提供啟示︰2020年11月,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NWD)和星展銀行(DBS)完成了香港首個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UNSDG)掛鈎的利率掉期交易,在這創新方案下,新世界如能成功創造至少8個「企業對企業」的合作機會,幫助企業實現UNSDG,新世界便有資格獲得星展贊助其社會創新項目。希望繼這開端,業內陸續會出現更多綠色融資戰略,以開發住房的新模式,協助解決香港房屋可負擔性的問題。

除住房外,城市空間也是促進香港宜居性的關鍵因素。我們的公共休憩用地和設施大多數仍沿用以往的採購和管理模式──由政府策劃和管理,承建、管理及維修的開支,由納稅人亦即用家支付。然而,在設計這些設施時,當局往往從管理者而非用家角度去作優先考慮;社區項目設計亦甚少展開公眾諮詢。結果,政府每每以慎用公帑、減低費用為由,大多數社區項目的設計只需要符合標準要求、簡簡單單便可,設計和使用因而受到限制。建於香港寸金尺土之上的設施,理應是一流的建設,級數才能與其地價相符,而且應容納更多類型活動,才能夠稱得上是善用土地。

建國際級公共場所及海濱

此外,我們的維多利亞港海濱發展欠缺統一的、具國際視野的規劃。我們大部分的海濱由康文署經營,沿用管理多數公共場所的過時模式,大部分海濱的使用是靜態的,缺少多類型活動。

事實證明,不同的商業模式運作可以令海濱使用更具趣味和吸引力,例如星光大道是使用公私合營模式管理和運作;西九文化區海濱由西九文化管理局經營;在觀塘及西區,部分海旁則由非政府組織按定期合約經營。

香港人頭腦靈活,在業務上不斷創新。借助綠色金融,很大可能會產生更多不同選擇,代替政府的一般採購方式和經營模式,為香港創建國際級的公共場所和海濱。筆者相信,如果政府放寬機制,以可持續發展作為土地政策的依歸,香港人在財務上必能增添新思維,為我們的宜居問題找到解決方案。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香港建築師學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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