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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4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形態.常態.生態

上兩周談到,因為疫情的牽動,國內外的教育話語,正在轉移,都在議論學校教育的未來。最近,國內外又有不少會議,主題是教育的生態。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把本欄以往探討的,在這裏作一點概括。

先說形態。目前教育的形態,是工業生產的形態。把學生作為原材料,放進學校體系這座生產機器,在機器的另一端,出來的是社會上有需要的各類人力資源。

也就是說,學校體系的基本功能,是把「人」(human beings)塑造成「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以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這種形態,全球幾乎一樣。美國的「二十一世紀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是新世紀人們在工作中新的需要;是新世紀人力資源的特質,而不是「人」的特質。因此在新加坡就改為competencies,而且是以培養人的四種特質【註1】作為出發點。台灣與中國內地,不約而同,則以「素養」── 人的內涵 ── 作為教育的目標,進一步擺脫了「人力資源」的純經濟話語。然而,在中國,從教育的話語來說,上上下下,不論是政府還是前線的教育工作者,都說教育是為了「培養人才」。「人才」,筆者認為就是「人力資源」。「人才」是否有更寬的涵義?筆者願意向讀者請教。

現代教育 工業形態

說當代教育的基本形態是工業生產模式,並不單單是看學校體系的產出目標。香港在1973年開始,作了當時頗為先進的「人力預測」(manpower forecast),在30多個行業中,根據僱主調查和數學推算,預測一些主要行業的人力需求。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當年尚且要留意某些「人才」是否會短缺,又另外一些「人才」是否會過剩;用來指導教育的發展。至今,世界上很少政府,不做類似的人力預測,甚至「人力規劃」(manpower planning),以防止人力的供需失調。

這種教育的形態,不是從來就有的;是十九世紀中葉,工業社會步入頂峰時期的產品【註2】。在這以前,不是沒有教育,教育是家庭或者宗教機構的職責,是為家庭(例如農耕)或者是個人的工作需要(例如學徒)。

也不是沒有學校,但基本上是社會上層的精英活動。是十九世紀,才第一次設立為社會服務的學校體系。因為人數眾多,就需要把人分送到學校,學校裏面又要分成班級。

它還有幾個特點:(一)劃一的起點與終點,(二)劃一的學習內容(課程),(三)標準的學習環境(課堂、黑板),(四)標準的加工模式(教師口授),(五)嚴格的質量控制(考試)。是一個相當有效的篩選和分流機制,把人分等、分類。這就達到了塑造人力資源的目的。

這種形態,在工業社會,行之有效。人類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要馴服於教育的分等、分類,那就靠威力無窮的「學歷」(credentials)。今天學校制度的得以屹立不動,「學歷」的認受性是一個根本因素。「學歷」是廣義的──幼兒園為了進名小學,小學為了進名中學,中學為了進好大學,大學為了一紙文憑【註3】。

社會變幻 新的常態

所以,在工業社會,常態是:一紙文憑,就可以一勞永逸、一帆風順,很可能就在一個行業、一個機構裏面從一而終。這是工業社會典型的職業形態。

但是現實已經很不一樣。不妨留意一下我們的周圍,大學畢業生就業不一定與所學「對口」,轉工轉行趨於頻繁,自僱創業的愈來愈多,斜槓一族【註4】大不乏人。這已經是新的「常態」,即使沒有疫情,已經在悄悄地佔領着社會每一個角落。

筆者的觀察,這是社會變化的必然結果:商品生產,已經供過於求;生產目的,已經從滿足需求,變為營造慾望;講究的是用品個人化、量身定製;因此大量生產,轉為少量多款;也因此,金字塔型大機構愈來愈少,代之而起的是小的、扁的、易變、靈活的小機構,走向一站式服務。社會正在迅速碎片化。小機構對於僱員沒有了以往的期望與保障,僱員因此也沒有了對機構的期望與忠誠。

處身於瞬息萬變的職業現實,二十一世紀長大的人,面對的,不再是我們在二十世紀看慣了的「常態」。他們沒有了在一個大機構裏從一而終的現實; 「人浮於事」,已經是新的「常態」。因此他們對職位、收入、晉升的輕蔑,也就很容易理解。這也許就是「後物質世代」(Post-materialistic Generation)出現的背景。不理解的,是我們生活在「舊常態」的一族。

總的來說,傳統的工業社會正在逐漸離我們而去,工業社會教育體系的支柱──學歷──它的認受性也正在不知不覺地遭到衝擊。一些發達國家大學生的退學,是一種訊號。

在這新舊交替的當兒──新的正在擴散,而舊的又未全退──我們的不適應,是可以理解的。前不久,聽到對有青年「三年轉八次工」感到嘆息,其實這已是「常態」。香港前任政府提出的「生涯規劃」,希望學生盡早找到自己的志趣,其實是與現實的趨勢背道而行。也不符合人們尋找志趣的規律。很多人的志趣,是在現實的工作中摸索前進的,更何況可供的選擇天天變幻。

可以說,「新常態」的提出,遠在疫症出現之前。但是疫情的持續,正在進一步衝擊我們習以為常的「舊常態」。甚至衝擊前面提到的「舊─新常態」。很多人都認為,即使疫情過去,將難以恢復以前的「常態」。

奢侈的消費,也許一時難以恢復;過量的生產,也會因為投資意欲與供應鏈隔斷而減退。加上分裂、敵意、仇恨的意識充斥全球,社會只會進一步加速碎片化,個人也會更加自由但也更加孤立。

學歷功能 逐漸減退

學歷的功能逐漸減退,還要教育嗎?還要學校嗎?人們對教育、對學校的不滿與怨懟,可以說是遍及全球。

筆者到過與接觸過的國度,民眾對自己的教育感到滿意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人們往往對身邊的制度與政策洩憤,但是筆者認為,更大的根源,是教育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化。處於變幻莫測的「新常態」,個人必須適應新的變化,而且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尋找契機、開創窗口,才能不斷成功,不斷活得有意義。

因此,教育必須反璞歸真,從「學歷」的緊頭箍釋放出來,回到「學習」。20年前課程改革的主題是「學會學習」、不斷有人提倡的「終身學習」,也有了新的詮釋。

為什麼疫情會帶來「未來學校」的討論?是因為疫情導致的停課,迫使學校和教師要讓出空間,要學生自主學習。本欄不斷提出,這是一場難得的試驗。學生不在學校,不在教師的監督下,是否還能夠學習?這場試驗,講究的不是成敗;因為這是一種全新的形態,教師與學生都要適應,如何就會馬上非常成功?但是卻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大窗口:原來學生的學習,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天地!於是有了OECD的學校教育四種情景,總的方向,是學校要「拆牆」。假如學校要拆牆,原來有可能找到出路!粗看似乎虛幻,但是因為疫情之下的實踐,本來遙遠的,好像被拉近了。

但是,學校要改變,不可能就在教育體系裏面變。上面提到現代學校體系的出現,也並不是學校自身演變過來的。學校的改變,還需要圍繞着學校的許多元素,一一改變。這就是為什麼需要探討教育的「生態」。這是一個新課題。下周將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拋磚引玉。

註1:Confident Person, Self-directed Learner, Concerned Citizen, Active Contributor(〈自信的人、自覺的學習者、有心的公民、主動的貢獻者〉──筆者意譯)

註2:一般以英國1870年的Education Act 作為起點。

註3:去年,美國的Aspen Institute,還在提出,中學要講究college-ready;大學要講究 career-ready。現在也有不少述說,認為幼稚園是為了 school-readiness。

註4:Slasher, 同時從事A、B、C等幾個行業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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