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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9日

Joseph S. Nye, Jr.

特朗普是世界政治轉捩點?

隨着美國2020年總統選戰進入衝刺階段,共和民主兩黨提名大會都未對外交政策作足夠的研討,因此共和黨現任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提名人拜登(Joe Biden)之間的競爭顯然將主要圍繞國內問題展開。從長遠來看,歷史學家會嘗試探究特朗普的這段總統任期,究竟是代表着美國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重大轉折,抑或只是一場微小的歷史事故。

這在目前階段還沒有答案,因為我們不知道特朗普能否再次當選。我的書《道德重要嗎?》對1945年以來的14位美國總統打分,其中給特朗普的正式評級是「不完全」,而他的排名則位處末尾那兩成半之列。

反干預主義受歡迎

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等位居前25%的總統認識到1930年代美國孤立主義的缺陷,並在1945年之後建立了自由國際秩序。一個轉捩點是杜魯門(Harry S. Truman)戰後的決定,直接催生了延續至今的長期性聯盟。

美國在1948年對馬歇爾計劃大量注資,於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約(NATO),並在1950年帶領聯合國軍攻打朝鮮。在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治下的1960年,美國與日本簽署了新的安全保障條約。

雖然多年以來美國人對越南和伊拉克等發展中國家的戰爭存在尖銳分歧,但是自由主義的制度性秩序依然獲得了廣泛支持,直到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成為第一位攻擊該秩序的兩黨提名人為止。特朗普還對外國干預持懷疑態度,儘管他增加了國防預算,然而卻相對謹慎地使用了武力。

特朗普的反干預主義理念比較受大眾歡迎,但是他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狹隘、交易性定義以及對聯盟和多邊機構的質疑卻並不能反映主流意見。自1974年以來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就向公眾詢問美國是否應當積極介入世界事務,大約有三分一的美國公眾一直是孤立主義者,且在2014年達到41%的最高點。可是,與傳統看法相反,到2016年大選時有64%的人贊成積極介入,這一數字隨後又在2018年上升到70%的高水平。

外交缺乏戰略意識

特朗普當選及其民粹主義訴求看似基於因2008年大衰退加劇的經濟亂局,但其實更多來自與種族、婦女角色和性別認同有關的兩極化文化變革。特朗普雖然沒有在2016年贏得總體多數票,但通過將經濟不安全感和工資停滯歸咎於不良貿易協議和移民,成功地把白人對少數族裔日益增長的人口比例和影響力不滿情緒與外交政策聯繫起來。惟根據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的說法,作為總統的特朗普幾乎沒有什麼戰略意識,其外交政策主要受國內政治和個人利益驅動。

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將此刻形容為「既是一個經濟時期──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的終結,也是一個地緣政治時期──美國領導的冷戰後「單極時刻」全球秩序──的終結」。

創造歷史vs隨波逐流

這麼說特朗普可能被證明是美國和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尤其是在他連任的情況下。他的選舉訴求可能會集中在國內政治方面,但他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卻可能具變革性。

當前有關特朗普的辯論令人回想起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重大歷史成果究竟是政治領導人決策的產物,還是個人無法左右的社會和經濟力量所催生的結果?有時歷史似乎像一條奔騰的河流,其行進路線因降水和地形而定,而領導者僅僅是水流中抱緊樹枝的螻蟻。不過在我看來,它們更像是試圖操縱皮划艇和躲避岩石的漂流者,不時翻船落水,但有時也能成功地到達計劃中的目的地。

比如說羅斯福總統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前一直無法讓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事實證明他對希特拉所構成威脅的道德框架認知,以及針對這一威脅的準備工作極為重要。

如果二戰後由華萊士(Henry Wallace,曾任副總統,但在1944年大選時被羅斯福換掉)而非杜魯門擔任總統,美國對蘇聯野心的應對可能會大不相同。而倘若孤立主義者塔夫脫(Robert Taft)或驕橫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贏得了1952年大選而不是由艾森豪威爾主政,那麼杜魯門對蘇遏制戰略的相對平穩鞏固進程就可能遭到擾亂。

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避免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核戰爭以及隨後首次簽署核軍備控制協議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他卻和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一道將美國拖入了越南那場不必要的慘敗中。在上個世紀最後幾十年,經濟因素造成了蘇聯的衰落,而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作為則加速了蘇聯集團崩潰。而列根(Ronald Reagan)的國防建設和談判技巧,以及老布殊(George Bush)的危機處理能力則在和平結束冷戰與兩德統一加入北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削弱體制聯盟軟實力

換句話說,領導者及其技能也很重要,這也意味着特朗普是不能輕易被無視的。但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體制、聯盟以及美國在吸引力方面的軟實力,民意調查顯示這種吸引力自2016年以來就一直下降。

權謀和組織能力對於一位成功的美國總統至關重要,而主導自我認知,自我控制和環境洞察力的情商也是如此,但這卻是特朗普所缺乏的。無論是在2021年還是2025年,他的繼任者都將面對一個被改變了的世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特朗普與眾不同的個人特質和政策的產物,而變化程度則取決於特朗普的任期。在不久之後的11月3日,我們就將知道自己是處於一個歷史性轉捩點,還只是經歷了一場歷史性事故。

哈佛大學教授,最近著有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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