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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4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論愛國

愛上一個人,很容易,也很困難。需要的是一種超越友愛、超越基本理性及最短視計算的情感投放。人與人之間的愛可以到海枯石爛、也可以是曇花一現。可以是柔情似水,亦可以是心花怒放,如澎湃洪流的河水源源不絕。要愛一個人,必先學會認識及放下他的缺點。

那愛國呢?那要怎麼樣才能愛上一個國家?國家不同於人——其並非一個實體。國亦不只一個人,而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思想共同體。人與人之間的愛,可以以甜言蜜語來表達,也可以以細水長流的幾十年光陰作見證。但愛上一個國家,到底是愛上它的文化、它的地理、它的政治政權,還是它在某君心目中的理想國?愛上一個人,你必須接受他的全部及一切,讓他的瑕疵在你心中萌芽成可圈可點的優點。愛上一個國家,又是否需要這種不問條件、不顧現實的鍾情?同時,愛人可以反愛上你,但一個龐大的國家又如何將你的愛反饋在你身上?受國恩惠,是否就等同於接受國之所愛?

由此可見,愛國與愛人雖有異曲同工之處,卻實有天淵之別。

一、誰人有義務愛國?

有的人說,人一出生便擁有既定的國籍,而既定的國籍,驅使人學會愛上自己的國家,是為「愛國」的責任。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國家,對自己國家無私奉獻,更是天經地義。

可是現實上,有些人出生在國與國之間、也有人自一出生便擁有雙重國籍、更有人會自行選擇移民(或,在有得選擇並付諸實行的情況下,肯定會選擇移民)。由此可見,對出生地國家的情懷及關注,並非必然。此外,國家在歷史上的輪替改變、國民身份的易手及變改,這些種種,皆令以上論點的基礎假設存疑。

更甚的是,以上論據實在與事實不符。有些人一出生確實便是某國的合法居民,但這與他的個人思維及取態毫無關係。拿着某國護照,並不代表受到該國居民所接納及包容(就好比拿着BNO護照到英國,以為英國人會對你一視同仁,實為一個浪漫的誤會),也不驅使你對該國產出任何額外的好感。

也許此論據並不是在描述一個應用於每一個人身上的現實,而是一個道德原則。我們有必要愛國,因為我們沒有他選。但這也是一個本末倒置的謬誤。帝國主義下戰亂的受害人沒有不挨餓的選擇,並不代表他們值得或應該挨餓。某國女性沒有選擇配偶的權利,被盲婚啞嫁,並不代表他們應該接受現實,成為父權主義的犧牲品。某公司職員不能選擇因抗疫關係,午餐是否在街上進食、並不代表他們有義務接受無理胡作、脫離民情的防疫安排。

此時有人會反駁,食君之祿,擔君之憂:一國的國民受惠於國家的恩惠下,是否應該回饋為自己無私付出的國家,以愛國方式「報答」政府的措施?但這論據忽略了國策下的受害人或非得益者(看看美國新冠肺炎下的死傷慘重、又看看北韓政權下的無辜老百姓);也同時忽略了,也許這些人,若在某平行時空能生活在另一國的管治下,能夠活出的人生。更甚的是,政策對國民有福有利,國民已經以交稅及奉公守法的形式回報於大眾。撇除我們沒有選擇我們出生地及管轄我們的政治架構之權利等問題來說,似乎以上也仍然不足以論證「愛國」的責任。

我倒覺得愛國義務這碼事,不用那麼糾結。若一個人確實得益於其他愛國者所共同建設的文化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詳見馬克思主義),確實真誠或假意地得益於自己作為「愛國者」此特有身份,那該人因着自己理性自主的決定,必然要負上相當的「回饋責任」。既然自己充分了解到「愛國」此論述結構下他人對自己相當期望、既然自己對此國家確實有強烈的情感歸屬感,那此人必然要為自己的身份認同負上責任,不要「下巴輕輕」地忽悠別人。愛國的義務,應賦予最為得益於及自行選擇擁立國家之人身上。若要將愛國義務者此圈子拓展,必先讓圈外之人看到並接受愛國的論述及道德基礎。

西方哲學裏,選擇乃是責任的先決條件。儒家哲學裏,個人責任看似並非獨立於社會架構。但須知道在儒家思想裏,也只有以仁服人,才能確立根深柢固的君臣義務。

二、何謂愛國?

什麼為之愛國?

是不是每逢節日喜慶才突然翻開關於國情的書本,然後對外展示你的愛國心?

或是事無大小皆以國家名義為主,手握大旗地將敵人肅清,務求表明心跡?

或是以最為膚淺明顯的方式,自認為「忠實愛國」之人,然後將任何批評上綱上線為反對國家?

旗幟鮮明地表明立場、高度讚美國家、參加大大小小的慶典,可說是最為激烈的立場表明。始終要在短時間裏證明你對國家的忠誠度,需要你作出一定的「投名狀」,而最為容易了解及印證的「投名狀」,正正是象徵性為主的行為。固然在一個愛國心強烈的社群當中,象徵性行為往往具備安撫民心的作用,更有推動國家前進的潛能(例子可見:二戰期間英國國民的愛國主義,讓其能夠面對納粹德國而毫無退縮、或中國於2008年的愛國主義,讓四川能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所在愛國心微弱或欠缺之地,這些象徵性行為則可亦可能會淪為表裏不一之人,為了獻媚及仕途進程而做出的自私自利舉動。當愛國淪為一種以口說,而不會以手做的儀式之時,這才是最令人擔心的。

在我心中,真正的愛國是能夠以國家、國民、政府的出發點去思考問題,去反思個人的歷史、理清個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真愛國講究的不是靠一張口,不是透過一味偏激的言論,而是需要真心去感受國與民之間的複雜關係。

愛一個國家,你愛的是她的過去──講究對國情充分的認識,不會胡亂刪改或偏頗地紀錄歷史、不會胡亂為列強入侵或國家歷史過錯添脂抹粉。你恨的,是荼毒或煽動壓榨普羅大眾的歹人、或是將人民生命視為權鬥旗子的力量。你痛的,是歷史上充斥着的不公義及黑暗面。你愛的,是人民的不屈不撓、官員的不蔓不枝。你會努力嘗試記起歷史上前人的過失及醜惡,在冷淡的科學敍述及熱中的史觀評論裏取得平衡,讓你與過去能達致一個共同接受的約定。永不重蹈覆轍。

愛一個國家,你愛的是她的現在,她的人──是她成千上萬跟你一模一樣的同胞、同僚。愛既不是將與你同根生之人胡亂扣上非人化的標籤、也又或是將他們渲染性地神化,將自己城市自貶為一文不值。真正想你的國家好的人,不會每一天都將國家繁榮富強掛在口邊,卻實際上對國家有難見死不救。不會將自己與同胞區分,標榜自己為所謂的「上等人」。愛國,並不代表盲目地愛上每一位國民,而是要求你能夠想像自己為那在深圳經營着地攤的老婆婆、那在靜安區裏勞碌的小販、那站在前海聆聽着晚風的說唱歌手、細味着你跟他們對國家想像的距離及相似,找出自己跟他們在這茫茫長征路上中的走位。永不孤單一個。

愛一個國家,你愛的是她的未來。不會因國家變弱變強而忽然立場180度改變。持平、存真心、說真話,這是愛。奉承、報喜不報憂、只讚不諫,是為害。國家經濟開放改革之時,帶領外國資金進駐經濟特區,是為愛。國家有難之時,帶動外國公司來搶掠國家資源、然後美其名說是符合國情,是為害。看見國家出現貪腐,地方政府作出善意進言,是為愛。看見國家不足、進行無理謾罵、將國民貶的一文不值,是為害。愛與害之間,只有一道細膩之線。不要僭越。永不要忘記。

愛國得要務實、需要實事求是、需要找出問題核心,對症下藥。才對得住國家。

三、國與本土可否並存?

有人說,有了國,就不能有本土。我倒邀請有類似想法的朋友,不妨跟身邊朋友做個實驗。問一個上海出生長大的人是何方人,他大抵會說自己是中國人,亦是上海人。紐約人會說自己是美國人,也是紐約人。巴黎來的人不會接受自己是一名來自魯昂的人,正如一個紐卡素人會對倫敦人的傲慢感到不快,也不會於日常生活強調自己為英國人的身份。

全球化趨勢導致國與國之間的界別愈加模糊,同時衍生了極端右翼的本土主義。從特朗普上位背後的白人至上主義、到法國勒龐的右翼反穆斯林思潮、到荷蘭英國當年反歐盟的本土思潮,種種國粹主義的崛起,似乎反映着全球化及一體化與本土身份的根本衝突。

本土主義所支持的既得利益者,害怕全球化會削弱其對資源及民眾的牢牢控制。同時,有不少全球化的「受害民眾」對其所帶來的外來衝擊感到厭煩,甚至痛恨,導致全球化得益者與「本土至上」之間產生嚴重意見及意識形態分歧,甚至促成種族歧視等現象的出現。

但這絕非必然的。無論是全球一體化的身份構建、或是國家的思想共同體構建,只要掌握到群眾心理,必能迎刃而解。與其將身份認同視為一個零和及排斥性的遊戲,為何不能將其轉化為一個包容及融合的進程?本土主義本身並不可怕。可怕是當其演變成能摧毀一切的極端故步自封主義、成為一股扼殺歷史而抹殺未來(「攬炒」)的政治猛獸,迫使人民必須在本土與國土之間作出抉擇。若國能容有本土、招攬本土為其所用,必然能夠確保民心歸順,對國亦產生應有的歸屬感。

若以一個金字塔的比喻來說,國是金字塔的基,亦是塔的根源所在。沒有國此概念,不可能會有穩定的長期身份框架(所以有不少極端本土主義者才必須產出「自決」或「立國」等著書立說,以維繫自身的所謂道德恰當性)。但一個金字塔沒可能只有基石,而沒有塔身或塔尖。若塔尖為個人的喜好及身份認同(例,我是一名無神論者、他是一名基督徒),那塔身則必然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一層層夾層——當中肯定包括地方本土身份。與其嘗試將本土身份不切實際地扼殺,倒不如將本土融入國土,讓國民能夠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裏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家,看清楚家與國之間的相輔相成。

所以愛國及愛自身的城市,並不是魚與熊掌,兩者絕對可以兼備。國毋須駕馭本土,因為本土可為國所吸收及容納。同時,本土也必然要尊重國之底線,才能在國之下生存。從來這就是國家核心與邊陲之金科定律。

四、我跟國家有何關係?

2008年。看着電視熒光幕上的色彩繽紛,我感到有點不明所以。親戚朋友圍在電視前鼓掌、現場奏起非常動聽但我不大聽得懂的歌曲。多面國旗徐徐升起,原來是奧運開幕禮。那年我11歲。

2012年。那時雙非孕婦鬧得非常沸騰。反國教運動當時徐徐上演。聽着電視上有人說這是「洗腦教育」,也有人說這是國家必然要教授的一門課。當年政治冷感的我只覺得,唔關我事。那年我15歲。

2014年。雨傘運動於中環街頭上展開。有人說這是港人最「光榮的一幕」。有人卻說這是撕裂香港的第一步。不知為何,忽然民主運動裏逐漸出現了一股反對中央、反對內地、反對大陸同仁的次主流。當時並非運動的主流,亦並非受所有支持民主化的議員所鼓吹。支持民主與認同自己是中國香港人,似乎還不是相反的論點。那年我17歲。

2016年本土派於旺角及立法會選舉抬頭。2017年曾俊華選特首,一時香港和風無兩,似乎在大排「大和解」的林鄭月娥及財爺曾俊華之間,香港政局終於出現曙光。卻見2019年的社會運動導致中港關係勢成水火,有一位遠方親戚的內地朋友最終在中環街頭上受困,然後被一群(希望是極少數)的圍觀民眾所指罵,叫他「滾回大陸去」。整個夏天對於我來說是一次沉重打擊。眼看身邊朋友慢慢離我而去,兩邊對立成為定局,自己的聲音成為大風暴當中的一棵小樹。那年我21歲。

2020年初,我在英國火車上遭人白眼,叫我滾回中國去。我對國家的認知及認識,似乎一直都是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幕,與我大大小小達三十多次回國內教辯論、跟年輕人接觸之間所萌芽。我心中的中國,是一個不完美、具有不少缺點、並在不少議題上我很想改善的一個國家。但亦是我的國家。我有義務去繼續發聲、繼續有那一句說那一句、繼續做我應該做的事。因為這是任何國民應盡的義務。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時代雜誌》撰稿者、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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