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9日
疫情未見完結跡象,加上限聚令和堂食禁令,大家這大半年有多了外賣和網上購買日用品嗎?筆者外出時都會自備餐具和購物袋,但還是因為希望減少外出,在網上訂購食材,而多消耗了塑膠和紙皮。即便都拿去回收,也是浪費了資源,以及有造成污染的潛在可能。還未算上用了一天便成垃圾的即棄口罩呢。
議題的切割與結合
筆者翻查立法會會議答問紀錄,5月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曾交出一個簡單的口罩耗用估算,他以香港總人口約750萬以及當中勞動人口約400萬推算,全港每日耗用400萬至600萬個口罩,其重量約10至15公噸,佔都市固體廢物在堆填區的棄置量約千分之一,佔廢塑膠的棄置量則約千分之五。聽上去不算多。當然,固體廢物以及污染問題,除了改變個人消費習慣,不得不檢視企業和政府須要負上的責任。而且,「環境問題」有比對抗新型冠狀病毒(以及其引申的政治問題)來得更迫切嗎?難道是想叫人不戴口罩、不減少外出嗎?不,筆者不是這個意思。
筆者想要探討的是,我們將「環境問題」、「公共衞生問題」、以至「政治問題」切割成不同議題的邏輯。面對身處的社會以至整個地球的各種問題時,其中一種邏輯便是切割的邏輯,即我們想像自己在超級市場購物,從中挑選自己關心的議題,有些議題比較多人關注,有些則無人問津。但也有另一種邏輯:結合的邏輯,嘗試指出被切割的議題,不是真的如我們想像中那樣沒有相關之處。筆者沒有想要在切割的邏輯與結合的邏輯兩者之間作優劣之分,而是想指出兩者皆非絕對。
醫療人類學家安瑪莉.摩爾和她在阿姆斯特丹大學人類學的研究團體,今年5月在醫療人類學網站Somatosphere共同發表了一篇文章〈Clean in Times of COVID-19: on Hygiene and Pollution〉。文章嘗試以「潔淨(clean)」的概念串連抗疫和污染問題。文章指出「潔淨」有很多種類,除了現在得到重點關注的「無病毒(virus-free)」,還有其他「非污染(not-polluting)」一類對潔淨的理解。文章進一步提醒讀者,過度投入在維持衞生上的精力所可能產生的各種污染。例如,家居清潔用的漂白劑、通用清潔劑、氨水,若沒能百分百的淨化,排出到河流和湖泊,與其他礦物質發生反應,將形成大量需要多年才可分解的毒素。又例如,即棄包裝和即棄餐具的塑料,無論飄散於大陸或海洋,在堆填區降解,抑或在焚化爐中燃燒,都是以某種方式污染了土壤,水或空氣,然後早晚經由進食的彎路反饋到我們的身體。
不確定性之中的照護
這篇文章沒有提出嚴謹的數據或例證,筆者以為它是一個有待完善但值得參考的思考框架,亦即:「潔淨」有很多維度,眾維度之間存在緊張關係,如防治和清除冠狀病毒的「潔淨」,可以帶來有毒、污染型的「不潔」。筆者再次強調,該文的意思不是要大家放棄防疫。我們難以避免在有限度的技術條件下,以切割的邏輯去決定不同議題的緩急輕重。但是,將議題連結,也可以讓我們感知到非即時的現實:我們自以為離自身較遠較不急切的問題,其實也是十分嚴峻的威脅。
以上也許看起來過於迂迴曲折。但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之中,不同的風險有不同的時間維度,「報應」的時辰有早有遲。新冠肺炎疫情不知道何時告一段落,未來亦可能還會爆發更多的流行病和疫病,同時我們也正持續面對較為無形的「慢暴力(slow violence)」污染問題。風險的顯現形式不盡相同,有如疫病和生態災難等以「哨兵裝置(sentinel devices)」顯現的,其對應的安全機制(security mechanism)為警惕(vigilance);也有納入「保險精算」(actuarial)管理的風險,如包括因污染導致的慢性病、已控制的傳染病等,其安全機制為藉着風險數據,制定針對性的干預措施(見2月26日刊出的〈末世預兆的送信人〉)。
最後,縱然有點跑題,筆者希望以摩爾另一本書《照護的邏輯》作結。她在荷蘭某家醫院診察室中進行田野觀察,並紀錄了有糖尿病的人們的生活遭遇。當中,她一位受訪者說,護士教她使用血糖機時,着她不要刺指尖,因為她日後可能會失明,所以她會想保持指尖的靈敏度。我們以為只要努力就不會失明,但事實是就算多努力還是有失明的機會,雖然扎針取血檢測血糖,可以幫助糖尿病患者維持較為健康的身體,但同時也無法消除掉日後失明的可能性。摩爾指出這既帶着對健康的希望,也包含對疾病的接納。這一包裹絕望的希望實踐,在不確定的時代尤其重要。
作者旅居東京、一橋大學博士課程在讀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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