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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3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改革!(二)──青年政策

上周談到政制改革,今期筆者想探討一下香港青年政策。

作為一座國際大都市,香港的人力資本潛能本來冠絕亞洲,而年輕人作為此都市的未來棟樑,更應該在政策裏佔舉足輕重的地位。最近有不少人正在吹奏「移民風」,令香港似乎添上一層陰霾。但現實是,大部分香港年輕人既是走不了,也是不捨得走。斗膽說句,筆者認為他們不需要走、亦毋須過度渲染或懼怕今時今日的香港。可是說到底,年輕人能夠影響主宰社會體制能力確實有限:從政者及政府有必要讓他們在香港找回自己的「stake」、找回自己應有的定位及機遇。

在寫這篇文章時,有一位長輩跟筆者聊天,也建議我將其故事跟讀者分享:他生於及出身於蘇屋邨,讀完Band 2中學當年的他隻身拿着一萬塊港元,買了一程單程機票到美國,再以半工讀的形式修讀學士學位,最後用了比其他人長兩年的時間修畢學生。時光飛逝,現時他已經是某企業的高管。

但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故事;也不是一個必然的例子。正如皮克提(Thomas Piketty)及杜芙兒 (Esther Duflo)等經濟學家指出,過去幾十年來,全球經濟不平等、貧富懸殊、社會向上流停滯等現象加劇(雖然前者最新的力作裏顯示全球不平等自2012年來有輕微下降的趨勢)。正所謂,今時不同往日。盲目地沉醉於「阿叔當年也XXX,你哋點解唔努力啲」思維,只是不合時宜地將30年前的香港套用在今時今日此城當中。30年前,互聯網還未流通、中至高技能產業仍未機械化、香港人口是今天數字的四分之三。我長輩的成功故事,固然令人勵志,也發人深省:究竟是否每一位港青,都必須如斯刻苦,方能在向上流這方面看到曙光?

說多了,入正題吧。

一、增加年輕人競爭力 促進有機向上流

坊間常常有不少評論表示,青年現今首要難題乃是「上樓」。確實,在一個樓價高企而可以負擔住宅供應有限的大都市裏,「上樓」乃是一大難題。可是30歲前能上樓,未必是一個必然──平心而論,反觀其他國際大城市,除了倫敦城郊價格較為合理以外,紐約、東京等城市的樓價也是難以令人負擔。這些城市的周邊地區固然可為年輕人提供價錢較為便宜的「緩衝區」;但在香港層面來說,若明日大嶼工程遲遲未能展開、而普遍青年人對大灣區居住區又有如斯強烈的反對(須知道,其實一小時生活圈固然並非人人適合,但絕對能為港人提供較為便宜的住宅供應),在種種可觀不利環境下,我們未必能在短期確保如新加坡一樣,絕大部分人在30歲便能自購自住一間屋。

雖然年輕人未必30歲前便能上樓,但他們有着往上流的權利。當然,懶惰者、自身浪費機會者,並不值得社會去同情或協助。但筆者深深認為,無論現實社會是如何「殘酷」,政府及當權者都應當確保有能者、以至有潛能者或願意努力者,能獲得機會去發揮或發展他們所長。大內(William Ouchi)於《M形社會:美國團隊如何奪回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社會收入趨向兩極化,高官厚祿的乃是社會上的一小撮人,過去的收入(包括在金融海嘯下)只有有增無減。而相反,絕大部分「基礎入職者」,包括無論學歷如何地高的年輕人,必須面臨薪金往下調或停滯的現實。如何能夠創造「橋樑」將這兩極打通?這需要的不只是單一性的薪酬津貼及最低工資調升──這些措施乃是一時的止痛藥,止痛而止不了血。

相反,政府必須多管齊下,先在公營機構及公務員系統裏,重新審視其晉升梯隊及途徑、以至在公營機構及合作夥伴機構入手。大企業固然有其自身的升遷軌道及邏輯,但政府也有必要鼓勵及資助中小企提供更有系統性及認受性的在職培訓:一來能夠提升自身競爭力,二來也是確保其僱員能更有效地投身於工作當中。從位置創造來說,政府固然無權監管公司資薪的運作,但應當與企業建立良心夥伴關係,鼓勵他們在中低層「去金字塔化」。

與此同時,單從公司層面入手,也有其不足之處。向上流動其實與「向外流動」息息相關。「香港青年競爭力指標系統」於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期間對青年做出的評核,發現香港青年──尤其對比起內地同僚──在恒常軟實力(67.5)、工作經歷 (61.2)、抗逆能力(62.1)最為欠缺。問題並不純粹在於教育制度的食古不化,更多的是與這些年輕人的生活經驗欠缺相關。香港青年最欠缺的乃是國際、地區性、及國內等「另類體現」──但「出國」歷練,才能浴火重生。

政府有必要加強與東南亞各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全球企業合作關係,讓年輕人能夠在求職方面多一個選擇,幾年後回港,又是一條好漢!

二、拓展現有及新產業 改善營商環境

2020新冠肺炎過後,全球興起一股有關「斜槓族」(Slasher)的討論,指的,乃是一身同時兼有多職的人士,當中尤以年輕人居多(詳見鄺世典Susan Kuang 2017年的《斜槓青年:全球職涯新趨勢》一書)。斜槓工作,除了能為當事人帶來更大的靈活度及多元化生活方式,更有着透過擴展該人的生活社交圈去增加社交資本、改善溝通能力等的額外優勢,既有助年輕人找到自身身份,也能同時確保青年能夠應對其一產業走下坡(downturn)之可能性。當然,斜槓未必是普羅企業短期內能夠接納到的工作方式,如今通常只適用於自由身工作或兼職人士上。

但企業的存在、行業的構成並非一成不變的。政府應考慮資助及發展能夠容納彈性工作安排的產業,當中包括教育科技、金融科技等尖端產業,也同時包括各式各樣的文化創意及媒體(及電子媒體)產業。願意投身這些產業的人士大有其在:當中不少產業更能吸納各式各樣的創投資金及外來專業人士來參與其中,更能增強這些產業的長遠持續性。再工業化需要的不只是資金,更需要靈活而具彈性的人力資源及勞工。人力資源是需要培養的,而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活學活用乃是栽培人才的最佳方法:與其讓港青讀萬卷書,倒不如讓他們親身走萬里路?

說到創科,其實年輕人創業容易、守業困難。由「創」到「守」,當中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安全網支援,更需要強大的資金及資源後援。可是香港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與有意創業的年輕人之間有着頗大的縫隙,資訊欠缺透明流暢度,更令不少有意進行生化科技等高風險創業者或是「北漂」到深圳或內地其他一線城市、或外流至美國矽谷、印度孟買等地發展。願意並能夠留在香港順利發展的創業家,少之又少,也堵塞了本來可以自然培養人才的管道 (pipeline),扼殺創意思維。

科學園現在有不少尖端科技公司,皆因為政府當年放鬆生物股融資條件,而選擇移師至香港。其實電子科技、生化科技、醫療科技,在「香港地」絕對有市場,也絕對有發展空間。這些行業並不涉及敏感政治、也同時能讓香港拓展房地產及金融業以外的「第三產業」,更能從下至上地推進產業多元化。政府與其撥巨額資金於發展新產業,倒不如強化現有有意創業的年輕人與私企、中小企、風險投資、社會影響投資(social impact investment)的聯繫,讓更多的商業人才能在香港看到曙光、希望?

三、創造參政機會 實現社會共治

上一篇文章提到香港政治人才青黃不接的問題,以及地區管治與城市整體管治的息息相關性。筆者認為,無論政見如何、無論你是左中右、自由或保守,你都有權參與管治過程的權利──當然,此乃是建基於尊重底線及政治框架的前提下。有不少年輕人對自己社區抱有一定的歸屬感,也對自己的公民參與感到一定的抱負。可是今時今日香港的怨氣,或多或少皆因他們認為自身聲音未能反映在決策及施政層面上。不是所有年輕人都適合管治,但只要有心有能力,他們都應該獲得在體制內發生的機會。

去年11月區議會變天,選出大批素人區議員,有人認為他們「政治掛帥」、毫無管治的決心;也有人將他們標榜為「抗爭」勇士,期望他們能在議會裏爭取政治目的、表達訴求。但現實是,區議會的本質乃是服務該區市民,在民生、社經、地區政制參與層面上,代表普遍街坊意見及利益,將其轉化為可執行的行動方針。但現在被意識形態及政治約束所壟斷的區議會,根本未能讓年輕人進行真正地區管治,「自己社區,自己救」。有不少優秀的新區議員,在媒體群眾壓力下不得不被迫「表態」、「做政治秀」。如今政府與區議會關係劍拔弩張,勢成水火,自然未能落實區議會本身職務。

所以民間智庫、能夠影響政府施政的倡議團體等,更加應該在此時為有理念的年輕人提供平台及渠道去表達、討論、反省及探索不同的社區管治方案。筆者有位朋友所經營的智庫,正探索着在幾個區議會選區裏推出一個基金,讓有願景及熱忱的年輕人可以申請資金,以推行能夠讓社區得益的翻新或新政策。

政治理論中的「參與性管治」(participatory governance),原意正為此:透過自身感受及經歷地區管治的艱難,年輕人能夠更準確地體現到政府的難處及機會,為香港現實問題進行認真把脈。重新塑造社區裏的「stake」,讓青少年看到在體制裏做出貢獻的渠道及方法,乃讓普遍港人重拾希望的根治辦法。

四、堵塞向下流動:一個都不能少

青年是我們的未來,更是我們社會的縮影。香港社會貧富懸殊,這結構性問題也在青年人身上反映出來。

而英語有個形容詞,將社會的黑暗面形容為「underbelly」(腹底下)。當問題出現時,我們視而不見,將議題掃到地氈下,意圖掩耳盜鈴,希望這樣做便可以防止問題爆發(另可見: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爆發)。但事實是,這些問題堵不了、抹不了。一個真正公平公正社會裏,一個都不能少。現在卻是,除了那一小撮「有」者、那一小群「半有」者,香港大部分年輕人都面臨某程度上「社會向下流」(downward mobility)的危機。

具體點說吧。2017青協對青少年壓力水平的研究指出,超過20%受訪年輕人表示自己承受着極大的壓力及焦慮。筆者與幾位前輩推行的「蛻變計劃」中顯示,有不少年輕人經歷了去年社會事件及衝突的種種打擊後,出現嚴重抑鬱、狂躁、社交障礙。這些問題本來絕對可以避免的,但世事沒有如果。現在我們只能往前看,必須在大學及學校裏確保學生得到應有的精神健康支援和保障。同時,正如一篇去年在Lancet期刊刊登的短文所指出,政府及坊間團體有必要考慮引入電子心理輔導及醫療 (telemedicine),以降低年輕人使用精神輔導服務的困難,以讓他們可以克服困境,生命重上軌道。

五、結語

如何能夠讓年輕人看到希望?

很簡單,便是不要讓他們看到同輩生活時感到絕望。一個社會可以失去10%的總收入,但這個社會不可以失去其年輕人。

為香港下一代努力,為香港未來努力,你我皆有責。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香港羅德學人、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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