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6日
商業上有一套定位理論,企業的發展是配合產品的核心價值,從思維、生產、銷售、宣傳都有特定準則,才可以建立起品牌。定位不清,或者肩負多重使命,一定影響效率,以至公司的營運,最終失敗收場。管理一個城市、國家,同樣要清晰定位,同一目標,同一方向,事半而功倍。
香港回歸,踏入過渡期,引動香港人思考,在「一國兩制」之下,作為中國一個現代化城市,如何定位?如何配合國家經濟改革?如何確保生活方式50年不變?期間出現不少爭論,最核心的問題是香港要做一個怎麼樣的城市?經濟城市?抑或政治城市?這個定位的爭議,延續了30多年,從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起計,至今36年,似乎仍然未有定論。
歷史上,《南京條約》1842年簽訂,香港自此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管治殖民地當然處處設防,深恐民間不服,緊緊地抓着權力,一點也不放鬆,更不會建立民主制度,推行民主選舉。百多年來,在未出現中國宣布1997年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之前,港英政府牢牢掌握議會,立法機關由港督擔任主席,議員全屬委任,政治是少數人的玩藝,香港人只顧埋首工作,努力生產,一個典型的經濟城市。
回歸後泛政治化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要發展一套民主方式,讓香港人產生自己的政府,參與共同的政治遊戲;瞬間,香港由一個政治冷感的社會,轉變成為凡事政治先行的城市,生活日趨政治化。當然其中有着濃厚的英國非殖民地化的影子,因為英國在撤離每一處殖民地,總是建立一個植根於民的政府,讓英國光榮撤退,並且繼續維繫雙邊利益。
然而,香港回歸中國,有不同的政治考量,燃點民主希望,可能影響香港作為地方城市與中央的關係;因此過渡期間,就如何發展本港的民主制度爭拗不斷,最後演變出今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城市。
作為政治城市,香港缺乏兩個保護罩,一是軍隊,一是政治保安。先說軍隊,任何國家、城市都有軍隊保護,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雖然有解放軍駐守,不到最後一刻,不會出動,連最近的連串騷亂,都是密切監視而已,因為有一種輿論認為,解放軍一出,便會影響「一國兩制」的形象,所以香港平暴,只靠警察,不靠軍隊。
眾所周知,香港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國際城市,同時亦是間諜中心。英國殖民地時代,警方有一個政治部,類近一些國家安全組織,可是隨着九七而離開,香港缺乏這種國家層次的安全機構,當涉及外國介入,或者國際恐怖主義,我們顯然力有不逮,作為政治城市,如何維持下去呢?
現代史中,有兩個片段值得借鑑:一是文革,一是「六四」。文化大革命十年,整個國家投入政治運動,互相批鬥,互相攻擊,破壞秩序,破壞生產,一輩人喪失讀書、學習的機會,國家陷於衰退,這是過度政治化的結果。幸好1976年文革結束,1979年全國實行經濟政革,慢慢走上富強的道路。
1989年六四事件震撼全球,亦傷透不少人的心,可是歷史是現實的,「六四」之後,面對艱難的國際局勢,大部分西方國家聲言杯葛,但是全中國放下政治歧見,以及政治鬥爭,全心全意投入經濟發展,創造出世界經濟史的奇蹟,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國家富強。結論很簡單:經濟城市總比政治城市好。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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