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4日
「窮則變,變則通」,「變而通之以盡利」,是歷史文化典籍《易經.繫辭》留給後人的「思維遺產」。它讓困境或絕路中的人,思索變危機為契機,激發擺脫「囚徒困境」的動力。
李克強總理說貧困,承諾「放水養魚」,催化地攤經濟的復活,一些城鎮因地攤小檔的興旺,顯現有點喘息之氣。這就是困境中之「變」,「變」中之「通」,「通」中之「利」。
還有六億人 月入僅千元
天天喊「鬥爭論」與瘟疫的肆虐,使整個社會和人際關係繃得很緊,社會底層面對管控軍管化和失業、生活貧窮之困,極盼有讓人「活起來」的人本之政:真正以人為本、體恤民疾、緩解民困的善政。
在5月底的記者會上,李克強不唱「富起來」的高調,卻透露6億人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他說:「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
他又說:「保障困難群眾和受疫情影響的新的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
有6億中低收入者月入千元,佔14億總人口的比例很大。如以就業人口7.7億計算,比例就更大。
這幾年,官方政治宣傳的主旋律,是「兩個維護」、「四個偉大」;有義和團傾向的戰狼,則高喊「中國崛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
李克強卻說出貧困的另一面,頗令民眾驚訝。有外國媒體採訪中國大陸城市居民稱,對於李克強的「公開講真話」頗感意外。
「意外感」關乎多年來「富起來」的政治宣傳,稱全球第二經濟體、第一製造大國、國際旅遊消費大國。新出台的宣傳品《後浪》,強調新一代(九十年代或以後)享受富裕的物質生活,諸如到外國旅遊,他們充滿「幸福感」。網民的留言卻說,「富起來」的只是極少數人,大多數人生活並不富裕,只是剛過溫飽門檻;有的留言謂,豬肉貴至30多元1斤,月入千元者「食無肉」也,僅可吃飽飯。
經濟規模大(GDP總量大),並不等於經濟強國。李克強說,「中國是製造大國,卻非製造強國」,最核心的技術裝備往往依賴外國;他又提到,工匠的缺乏,也是發展工業的短板(大意)。其前任溫家寶曾說,GDP雖然很大,但被分母(總人口)除之數字就很小了。他們都提過「文革教訓」,主張持續深化改革。
有人愛炫富 赤貧六千萬
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數據,2019年的人均GDP(美元),中國大陸首次達1萬(不含港澳台數), 香港4.5萬,台灣超2.4萬,同為華人聚居地的新加坡,則高至5.7萬。華人聚居地經濟體的差距,一直是很大的。
據國務院統計局不久前公布的統計公報,中國大陸也遠非「富得出油」、可以天天炫富。2019年城鎮和農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年),分為5個等次,其中低收入階層7380元,中下階層15777元,中間階層25035元;每月的平均數,分別為615,1314,2086。至於受最低生活保障者(領取赤貧救濟金),城鎮861萬、農村3456萬(出奇的順位數字),另有特困救助者439萬,共接近4800萬。這樣的數據,還能炫富嗎?
李克強說出6億人月入千元的事,關乎復活地攤經濟的「正當性」。
本欄對此的解讀是:既然還有6億人月入千元,僅堪「解決溫飽」,得略鬆動「城管」政策,讓出店前或某些街道的部分地段,給居民擺地攤、有序地謀生,以緩解失業之危。這是危機「疊加期」的權宜之計,為貧困者留一條「自力救濟」的生路。這或可視為1980年代初「胡耀邦經驗」的移植。
1980年代初,大量下鄉知青獲准返城,在國企控制就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返城知青極難就業。改革家胡耀邦等主張開放個體戶(個體勞動者),有限度允許個體經濟(私人商店),即改變單一化的所有制(含國企的公有制和含街道企業的集體所有制)。在第一代老人支持下,個體戶、私人商店的開放,創造了就業空間;天安門廣場的第一個攝影個體戶,就是胡耀邦支持開業的。
李克強一方面主張放寬街頭地攤,另方面有「放水養魚」之舉,如放寬提供微企貸款,增加對失業、赤貧者的保障程度。在記者會上,他宣布對低保、特困救助者的扶持人數,全年將達6000萬,比去年增1200萬,這也是一種「放水」。
暫准擺地攤 應急緩失業
地攤經濟與個體戶的政策不同,後者由權宜轉為常態,地攤經濟的前景則難樂觀。
擺地攤早被嚴加管制或取締。這幾年,有主張「集中統一」者強調,「城管」須集中從嚴取締地攤,並使「城市容貌」統一於整潔和「體面」的標準。在「城中村改造」,有驅趕「低端人口」的強制行動。
各地「城管」特別着力市容統一和「富起來」的「體面」。有地方官逢迎「崛起」和「富起來」之說,把街頭地攤視為旅遊污點,有礙「富起來」、「厲害了,我的國」和「引領全球治理」之「體面」。於是,粗暴執法、毆打小販、掃蕩地攤事件頻生;有些「城管」還與黑幫勾結,敲詐、欺凌地攤個體戶。
在「中國崛起」高調之下、在「城管」勢力強大之下,地攤經濟或只是少數城鎮的權宜「項目」,常態化的阻力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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