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30日
香港素有「遊行之都」的稱號,每年有數以千宗計的大大小小遊行活動在全港各區上演。遊行除了可讓市民合法表達各項訴求外,另一關鍵作用是透過人數多寡,扮演民情「溫度計」的角色。雖說主辦單位經常就參與人數摻雜「水份」,但一場百萬人大遊行,跟寥寥數千人上街相比,所反映的民情差距,連嚴格的民調都難以媲美。
然而,過去幾個月,政府因防疫而發出限聚令,儘管近期放寬在公眾地方最多可以8人聚集,奈何要舉辦大型遊行近乎不可能。過往特區政府多會因應遊行人數來調整政策方向,2003年有50萬人上街,最終擱置《基本法》第23條立法便是最佳例子。可是,有政府中人跟筆者說,最近幾個月香港遊行絕跡,連他們都無從評估民情的高低。
民調滯後非最佳工具
這位添馬中人直言,以今次「香港國安法」為例,民情有多憤怒?主要訴求是哪方面?以往都可以透過上街人數多少,以及展示的標語來窺探一二,「好簡單,如果到夜晚都仲有好多人行緊,咁你知道真係好多人。」目前香港人對「香港國安法」的不滿,會否已屆爆發臨界點,甚至與去年反修例風波相若;抑或完全相反,民間對此事無太大感覺,政府其實沒有一個較為準確的數字可以掌握。
至於委託外間進行民調並非不可行,只是往往滯後,得出結果已事隔若干日,現今政治形勢「一日都嫌長」,當局要即時量度民間反應,民調顯然不是最佳工具。另一政府中人則不諱言,港府不可能撼動中央決定,但跟北大人磋商細節時,遊行人數一定程度是供作參考的重要「籌碼」。倘若有過百萬人上街就「香港國安法」表達不滿,港府便有理由向北京爭取更多空間。
沒有遊行的香港,受害的不只政府,連立法會議員也感不妙。有泛民中人透露,現時不知民間對「香港國安法」的真正憂慮,他們在議會內的行動往往變得進退失據,不知如何是好。
有建制人士則說,例如去年在金鐘舉行撐警集會,出席的人數遠超他們預期,亦可具體反映有不少市民支持建制陣營,而如今只能靠網上收集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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