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

2020年5月18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香港的現實

隨着新冠肺炎疫情消退,香港局勢再度升溫。

一系列的因素──包括溝通失誤及情報誤報、懼怕被外界或中央視為「政治不正確」,以至急速惡化的國際政治局勢,皆導致不少立場強硬的中港官員將形勢判斷為港獨主義在香港萌芽。民主派變成了「港獨派」,而泛民及其支持者更被視作意欲分裂香港的激進分子。

負責在中央與港人之間做溝通橋樑的兩辦(港澳辦、中聯辦),近日語調變得嚴厲,直言泛民議員觸碰到國家眼中的底線,明目張膽成為反對勢力。與此同時,香港社會運動的激進派,也就着局勢發展而成為壟斷運動論述的所謂「隱形大台」,並且提出了與國家「攬炒」等「口號」,意圖藉9月立法會選舉跟北京來一次「曬冷」。 一隻手拍不了響,一個人跳不了探戈:「攬炒」思維在香港蓬勃,受害的只是港人。

港獨不是出路 港獨不是選項

任何「分裂主義」的論述,很合理地皆會觸動到北京的神經及政治底線。與此同時,「分裂主義」抬頭,導致建制中的官員視任何向反對聲音讓步的舉動為不可接納的妥協。在他們眼中,妥協也就等同於敗北。中國歷史上經過強權外敵入侵,自然對「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等外國勢力非常敏感。在新冷戰即將展開之際,這很自然導致現時的局勢膠着,也令北京不得不採取強硬的對港立場。另一邊廂,運動當中的一少部分人不顧一切地要求暴力抗爭,打着令人迷茫並痛心的反華旗號,只會令到香港被大部分中國民眾視為異類,成為「港英餘孽論」的鐵證。

筆者今天想發表幾句未必很受歡迎,而卻是我的心底話。

我認為大部分香港人並不希望,也不期盼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就港獨這個問題,我跟很多朋友談過,有罵我的、有問候我家人的。結論大致為:固然真的有人相信「港獨」可行可推,但在不少人眼中,「獨立」只是一種發洩性的借代,借代着不少他們對現況的憤怒及不忿。當然,筆者認為這些人表達有誤,觸碰的底線也有誤,而最大問題的是這根本沒有任何實際證據。所謂的「攬炒」,所謂的「港獨」,是不切實際的夢,卻令不少年輕人墮入狂熱追隨當中。為什麼?

歸根究柢,香港人真正仇視並反對的,是故步自封、霸道的官僚主義及自我膨脹的管治文化。此城的社經不平等、脆弱的經濟基礎,在過去一年社會示威及騷亂,以及疫情下,早已表露無遺。更深層次的是,反對聲音當中的「素人」與普通市民,之所以投身「反政府」,正正因為他們並不認為立法會或行政會議能夠真正地將他們聲音融入管治當中。政府也同時沒有盡其責任,並沒有反思其在了解民意、溝通政策及施政、向害群之馬問責等層面上的失誤。對民意的徹底錯判,除了間接燃點了去年的社會運動,更是引導大部分在區議會選舉裏投票的港人以為問題癥結在於中央。坦白說,我並不認為問題完全出於中央身上,更不認為中央要為香港政府的管治失誤負上責任。掌管香港的特區班子是成年人,不是三歲小孩。

不過話說回來,中港關係從來都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平衡「遊戲」,只有中庸之道才能救港救國。內地與香港在很多方面上都有着鮮明的分別:從社會文化、價值觀、法律制度與政治結構、再到經濟與金融等領域上的分歧。這些分歧雖大,但並不代表不能共融。十年前,香港絕大部分人皆不會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極大多數人心裏根本連「推翻中央」這個念頭都沒有。與此同時,大部分內地人,也對香港回歸及港人民心回歸抱有較大憧憬。

但過去十年,香港的管治班子未能在「政治現實可行」與「理想主義共融」兩者之間取得合理平衡,並令不少港人──甚至或尤其是本來冷感或沒有興趣接觸政治的人──以為香港的管治問題乃由於北京所謂的「干預」。事實並非如此,但中央也在這些論述下不得不視香港為一個有可能威脅到自身政治穩定的計時炸彈。香港回歸了已經23年有多,但香港的政府從來沒有嘗試過真正幫助港人去了解或處理、應對或適應中港融合磨合過程下必然產生的矛盾及深層次矛盾。

與此同時,本地建制及政商圈並沒有好好地跟中港系統裏的官員合作溝通,令系統對香港當時確實日漸激進(但絕非大多數)的本土社會運動判定為「反中亂港」的證據。過去幾屆政府都沒有在此議題上嘗試與北京溝通,反映香港大多數人多元但溫和的訴求及需要。2010年代初,港人對中央在政改問題上的期望無限提升上綱,根本超出了政治現實,然後再對他們眼中的「假兌現」感到不快,從而鬧到一拍兩散。問題本質根本是溝通嚴重失誤失效,從而令中港雙方都構建出部分與現實大相逕庭的期望及錯誤印象。

中間派在壓力下快速消磨

再加上香港是「國際勢力」必經之地,導火線本身有一定成分牽涉到國際利益集團。中央把香港的反對聲音視為外國勢力「侵華」的第一步,而外國也順水推舟,將本來已經存在的火頭「煽風點火」。「港獨論述」的抬頭,只大大地提高了中央的警惕及危機感,對化解中港矛盾於事無補。這也解釋了為何去年反逃犯修例示威的官方回應與民間期望,如斯南轅北轍,也間接反映出為何香港出現如今的僵局。

有不少普遍溫和、原本並非立場或意識形態鮮明的市民,皆認為現有的政制未能容納或接納他們的聲音,並因此改投向明顯支持不可為而不能為目標的激進派,並拒絕與語言早已軍事化的他們「割席」。激進派認為靠「攬炒」威脅便能讓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領導層與其談判(要記住,香港的人口是中國的0.5%,生產總額不超過全國的3%)。兩極皆採用極端而強硬的語言,而所謂的「中間派」在政治壓力下被快速消磨。就算中間充滿着希望能夠在各方當中找出共同點的「有心人」,這些有心人在政治現實下只能被迫歸邊。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港人──不論建制或泛民、進取或保守──皆不會想看見香港自毀長城。最諷刺的是,從香港「攬炒」中獲利最多的,只會是如新加坡或倫敦等,跟香港直接有競爭關係的國際大城市。但這也是為何相信改革,相信化解(而非挑起)仇恨矛盾的改革派,必須在此時站起來,為中港關係及港人利益發聲。制度內的改革──只要是在中央底線內──絕對是有可能發生的事。儘管政治氣氛在短期來說非常不利這種思維,但我深信改革,不是革命,才是香港的出路。

攬炒最大的輸家

改革完成之後,香港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有效問責、充分透明、以民為本的管治,這就是香港大多數人的公因數。這也是能夠協助北京更加有效地以「一國兩制」為方針治港的一個手段。北京需要有能的政治領袖,在不同利益集團及群眾之間周旋,以讓香港能夠維持其穩定及獨有的制度優勢。北京更需要一個有決心應對香港制度性及結構性問題的政府,並與此同時將管治開放化,轉化為能夠與願意理性探討管治的港人公治的一個執行框架。「一國兩制」有其存在的獨特必然性,而雙方皆不應該放棄其最為優越的地方:便是其海納百川,但彰顯中央有容乃大的能力。

香港絕大部分人本質上根本並非激進,也不是意識形態行先的人。北京或本地建制要贏回他們的本心及支持,其實不難,更能為國家在發展大灣區及國家軟硬實力層面上出一分力。惟港人也必須認清楚,國家也有底線,而底線僭越以後是有(反)效果的。

老實說,香港要尊重及符合國家底線這句話,相信大部分人早已聽到膩了(雖然確實是很重要)。須知道底線有二,也其實非常簡單明顯:第一,香港不能搞分裂反中;第二,香港任何的政治改革及民主化必須能夠給予北京安全感,在雙方皆能接受的妥協速度下展開。這兩條底線與以上所談及的改革路線並沒有牴觸。其實絕大部分港人並不想要獨立,他們只想要一個願意聆聽、急市民所急、有為而治的政府。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香港羅德學者、《時代》雜誌撰稿人

以上文章乃是基於筆者今周為《時代》雜誌撰寫的英文文章,以其為基礎而翻譯及修改而成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訂戶登入

回上

信報簡介 | 服務條款 | 私隱條款 | 免責聲明 | 廣告查詢 | 加入信報 | 聯絡信報

股票及指數資料由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期貨指數資料由天滙財經有限公司提供。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

本網站的內容概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網站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網站內容進行投資。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產品的特點、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本網站及其資訊供應商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無誤,資料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You are currently at: www.hkej.com
Skip This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