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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1日

李道

深藍選舉策略可取嗎?

隨着香港疫情緩和,似有餘力將焦點轉至政治工作上。由批評港台世衞專訪違反「一中」原則,到批評郭榮鏗涉嫌違反《基本法》的議員宣誓,以至一日之內拘捕了共15名涉嫌年前非法集結的黃營老大,凡此種種,背後縱有一定法理依據,惟毫無疑問,多起事件接連出現,難免令人質疑箇中政治色彩,尤其立法會選舉逐漸逼近,做點事前部署誠屬必然,不能受累疫情一直繑手不幹。事實上,對於今屆選戰應主打什麼主題,有關方面現正收集意見。問題是,對藍營來說,以上是一個適切的選舉策略嗎?

四宗政治事 一字記曰「緊」

連串事件其實皆可一線牽起,就是中央再次收緊對港政策。不是嗎?15人被捕所涉罪行,既不是同屬同一日,而是分別涉三日,至於郭榮鏗在內委會拉布,亦已拉了十多次;換言之,為何於此時間點上,突然接二連三地出手主攻?(或更準確言,乃因應黃營操作而策動防反襲擊)。

在爭辯郭榮鏗事件時,兩辦還一日之內連發三稿,把討論焦點從「發聲並非干預」的層面,提升到「確立有權干預」的地步--官方演繹,中聯辦並不屬於《基本法》第22條所列「各部門」,故此不受「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事務的規限,進而得出「有權干預」亦即「有監督權」的結論。

對此,早前盧安迪在「思考《基本法》第22條第1款」一文的解釋,正好與筆者想法相合。畢竟,第22條指明「各部門」等均不得干預香港,實不等於其他機構、單位之類就能干預香港,情況如同當日解釋「剩餘權力」時,指出《基本法》並無禁止公民提名,同樣不等於能夠公民提名,兩者邏輯理應一脈相承。否則,中央在港設立「東印度公司」之類的國企、央企,又是否同樣不受第22條規限能夠作為「干預香港」的載體?事實上,「各部門」之謂的籠統性質,已體現「不得干預」的全面性,不存在「巧立名目」的土壤。由於盧文已對此作出上佳回應,下文將進一步聚焦選舉策略上。

除了對於「有權干預」及「有監督權」的政策收緊,特區政府新問責班子的調動,也反映到中央在港用人標準的收緊。早於去年澳門回歸20周年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已清楚言明,「落實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特區機關均以愛國者組成,愛國愛澳力量發展壯大,愛國愛澳力量在澳門居於主導地位。」相對地,習近平雖從未對港要求「香港特區機關均以愛國者組成」,但他對澳門所作喊話,難道並不同時適用於香港嗎?香港新問責班子中,堪稱最「耀眼」或最「礙眼」的,乃是新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日前接受訪問時不知是刻意為之抑或無心疏忽,被拍攝到辦公室當眼處擺有印上習近平肖像的瓷碟--於今公關敏感時代,北京或會受落「表忠」,港人則難免憂心這位主管政制及兩地關係的新局長,恐怕更多順從「一國」而非為「兩制」發聲。除曾國衞的「真愛國」,另外兩名新局長許正宇和徐英偉,亦皆出身藍營民建聯。

短短一個月,香港所發生的4宗帶有政治色彩事件,均一字記之曰「緊」,並拉開了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深藍帷幕。

藍黃齊打「深色牌」 引火自焚

藍營打出藍牌,絕對正常不過,但這張牌應否如斯深色,則作別論。首先,眾所周知,心中深藍者,根本毋須怎樣宣傳調動,本來都會積極主動地出來投票;換言之,深藍牌對深藍人的拉動效益近乎於零。其實,同樣眾所周知,於今高度兩極化的社會裏,由美國到香港,選戰的勝負並不在於死忠粉絲會否出來投票,真正關鍵是刺激較被動、較搖擺的支持者的投票意欲--對香港藍營來說,這包括淺藍絲帶甚而中立綠絲帶。不問可知,深藍牌對淺藍人和綠絲帶來說,絕對不是那杯茶。

藍營跟黃營除了政治意識形態有別,彼此生存態度也大不相同。所指的是,在黃營很大程度壟斷網上網下輿論、並動輒以白色恐怖以至黑色恐怖等恫嚇之下,藍營支持者往往明哲保身,不願高調地向外表態;因此,習慣了收埋自己的他們,必得大力鼓動才可提高積極性。不過,必須強調一點,他們雖認同「一國」之重要性,但就未必認同「一國」之凌駕性,包括可以壓倒「兩制」、對「兩制」搓圓撳扁--這也同樣適用於綠絲帶。所以,深藍牌絕對是趕客多於拉客,不管對淺藍人抑或綠絲帶皆然。以為愈根正苗紅愈有利藍營,份屬錯得交關,這種走向極端的策略只會令藍營的「餅」愈縮愈窄,根本無助把「餅」造大,情況跟藍營批評黃營圍爐取暖實無分別。

遺憾的是,不單藍營打出深色牌,黃營也極之熱中深色牌。查上屆區議會選舉,黃營無疑受惠於深黃牌,因而大大推高了投票率及得勝率;其中,投票意欲從來低企、立場主要偏向黃營的青年,居然一躍成為最高投票率一群,18歲至40歲群組的投票率高達73%,非但較之前區選翻了一番,還首次超越60歲以上長者的67%,而首投族即18歲至20歲的群組,74.5%的投票率更冠絕全港。毋庸置疑,修例風波所涉的抗爭深色牌,乃是黃營去年的大捷憑藉,成功將黃營的「餅」大幅擴張。

可是,時移世易,之前的成功經驗能否複製到9月選舉?最新民調顯示,坊間對特區政府不滿依舊,香港更可謂全球絕無僅有的地方,相對輕微的疫情居然無令執政者得益。然而,不滿政府並不必然與極端抗爭掛鈎,特別是疫情已令香港百業蕭條,試問於此基礎上,昔日的「攬炒」意識形態及破壞操作尚有多少市場呢?深黃牌能否再次激活黃營投票率,黃營本身實也抱持問號;近日試水溫式的商場大合唱,觀其動員能力便已今非昔比。若然深黃牌進一步損及消費、損及就業,黃營又會否引火自焚?

顏色難大變 重在鼓勵投票

於今政治兩極兼高度民粹的環境裏,各營俱迷信「沒有最深色,只有更深色」,這雖可滿足營內死忠死硬者的需要,但就一定無助將自己的「餅」向淺色市民或綠色市民擴張。即如去年修例風波最烈時,民調反映自稱中間派和無政治傾向的市民,其實仍高佔整體合共四成之多,而該數字一直以來均無大變。

始終,不少心理研究已指出,政治傾向可能更多視乎先天人格而非後天環境,更莫說在短時間內,要求民情大規模地「由藍變黃」或「由黃變藍」肯定不切實際;所以,選戰其實重在哪一方成功激活營內投票率,以及成功爭取中間票、游離票。尤其今日香港已夠政治化了,深色政見者已有足夠誘因自行出來投票,再打深色牌的邊際效益既是所餘無幾,更恐適得其反窒礙淺色支持者的投票意欲。

所以,藍營的最佳選舉策略肯定不是深藍牌,而是淺藍牌、或者經濟民生牌。例如,何不重新高舉「國家好,香港更好」的論述,令大家真心實意喜愛「一國」而非懼怕「一國」?

香港疫後已經五癆七傷,正是國家再次如沙士般「送禮」扮演救港角色的良機;想當年,根據港大民調資料,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評分,便自2003年末的7.52分,隨着經濟表現向好而逐步攀升,升勢一直持續到2008年初的8.02分──此後,評分才不斷反覆向下。當然,北京或認為,懷柔之路早已走到盡頭、不再適用;然而,事後回望,難道高壓手段又奏效嗎?求證於去年中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評分,便見直插到3.5分!預料在修例風波後,評分必然更低!由是觀之,與其繼續收緊「兩制」,何不把握疫情契機、重溫昔日美事,將策略轉至放寬「兩制」、送禮「兩制」?

所謂「拉一派,打一派」,誠應「拉大的一派、打小的一派」:對於「港獨」之類「嚴格地打」固然無可厚非,至於「友善地拉」的應包含深藍、淺藍、綠絲帶,以至其他黃絲;只懂擁抱少數港人、不惜損害多數港人的感情與信任,又何來令香港特區長治久安、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高壓管治到底不是攻心上策,任誰都想擁有更多的自由與權利;當中央希望鞏固對港的「全面管治權」,香港何嘗不想捍衞最大程度的「港人治港」自治權?奴才如狗也不想被狗繩束縛,何況是不分黃藍皆熱中自由的港人?

說到底,以為收緊對港政策竟然有利藍營選情,本來已是匪夷所思的想法了;趁9月立法會選舉仍有相當距離,兩辦主任人事調動、特區問責班子調動誠宜一改到底、真正改弦易轍,倘人變心不變、換湯不換藥的話,試問如何扭轉香港政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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