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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4日

何喜華

如何應對疫症新常態?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地蔓延至今已數月,超過350萬人確診和逾24萬人死亡,疫情較嚴重地區已由原來的中國內地,轉移至歐美等國家,估計印度及其他經濟落後地區亦是另一疫情重災區。本港方面,自從今年1月開始,全港上下一心抗疫,加上各項防疫措施,在3月上旬疫情稍見紓緩;及後因疫情發展為全球大流行,來自世界各地的香港市民返港,引來不少外地輸入個案,導致本地疫情再度轉趨緊張,公眾再次進入作戰狀態,防範疫情在本地社區爆發。

過去一段日子,特區政府分別實施來港人士入境限制,並在各口岸全面加強檢疫措施,嚴格檢驗抵港人士;在本地方面,當局亦由3月底開始實施「限聚令」,限制人群聚集,飭令病毒傳播風險較高的行業及場所暫停營運。經過多番努力,本地疫情再次受控,絕大部分個案為外地輸入個案,只有零星出現本地社區確診個案,更出現數日零確診的情況,本港抗疫之路漸露曙光。為此,政府日前亦公布調整部分檢疫和防疫措施,包括延長從內地、台灣及澳門入境人士強制檢疫期限,但新增豁免兩類人士(即與教育及經濟活動有關者)毋須接受14日強制檢疫,同時取消大部分公務員在家工作並恢復部分公共服務等;惟新措施未有照顧整體需要,窒礙社會恢復正常運作。

風險可控下放寬措施

無可否認,疫情在全球情況依然嚴峻,當疫情稍見緩和之際,公眾對疫情絕不能掉以輕心。然而,當局在考量和檢視各項防疫措施時,是否需要全面地平衡各項社會因素?作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不能亦不應單純從公共衞生角度考量。

曾經有醫學專家表示,最理想的情況,是當本港連續28天沒有新增確診個案,本地疫情才算受控,防疫措施才可逐步解除。食衞局局長也曾重申,在決定是否放寬限聚規定時,需要考慮三大因素,包括是否連續28天沒有本地個案、醫管局和衞生署的承受能力,以及海外疫情。

從客觀科學數據而言,本港近月病毒即時有效繁殖率持續下跌至低水平,反映疫情已逐漸減退。然而,醫學專家亦坦言有人從外地來港,本港難免出現外地流入確診個案,因此要達致連續28天無新增個案的難度會非常高。

再者,有傳染病專家更指出,社會中有局部小量的感染是不可避免的,最重要是市民做好自我保護及防疫措施,提高警惕以減低傳染機率。因此,要達致百分百「零傳播」、滴水不漏的情況,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假若單純以防疫為由,無視其他社會需要,甚至對基層及弱勢社群造成不成比例的損害,措施只會進退失據,得不償失。既然新冠病毒將與人類長期共存,疫症似乎已成為社會新常態,與之共舞屬無可避免,公眾和執政者須思考是如何在可控風險下,調整各項公共政策。

兩類檢疫豁免不平等

政府放寬防疫措施,最大爭議莫過於決定延長從內地、澳門及台灣三地抵港人士或過去曾於該地逗留人士的強制檢疫,由5月7日延至6月7日。事實上,過去一個多月,以上三地疫情持續改善,確診個案維持極低水平,惟當局仍延長強制檢疫一個月,實在極不合理。

最令人費解的是,當局新增豁免上述兩類人士毋須強制檢疫,明顯未能照顧逗留三地的港人之情況,他們與獲豁免人士的風險程度相若,卻未能一視同仁處理,既不合理,亦不平等。再者,所謂經濟活動人士是指「擁有關乎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作業、業務活動或提供專業服務人士」;定義含糊不清,執行時容易引起混亂。事實上,當局應作全盤考慮,全面放寬出入境限制和防疫措施,令社會盡快恢復正常運作。

有議員批評放寬強制檢疫措施等同「引狼入室」,批評與防疫原則背道而馳,此等言論無疑是在高舉「守護港人健康」旗幟,將境外來港人士妖魔化,原教旨地將防疫措施推向另一極端;此舉一方面忽略當地疫情受控的客觀現實,更無視入境管制措施作為公共政策必須平衡考慮各方因素的重要性。

再者,將容許兩萬多名跨境學童免強制檢疫視為政治考量,又指放寬跨境學童是為商家作掩護,實在無視學童的教育需要及跨境僱員的工作需要。如此無理謾罵,令人憤慨!究竟是誰把市民基本需要政治化?偏頗和民粹的言論或會使部分人受落,卻無助理性討論,情理兼備地調整公共政策應對疫症及其引發的問題。

社會停擺基層打擊大

持續數月的疫情令本港社會全面停擺,學生未能上課、市民未能如常上班工作和外出、經濟活動因而停頓,各大中小企業經濟困難甚或倒閉,累及基層僱員;公共和醫療服務亦同樣受到影響,當中包括:非緊急醫院服務和手術被迫無限期押後或延期、住院病患的親友被禁入院照顧和探訪、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不對外開放、公共文娛藝術康樂設施等均一律關閉。難怪有人認為疫情之下,只有生存,沒有生活。對於胼手胝足的基層勞工及低收入家庭而言,早已沒有生活,生存亦是一大難題。疫情大大打擊家庭收入,不少基層打工仔慘遭裁員或被迫放無薪假,收入大減逾半比比皆是,更要負擔購買防疫物品的額外生活開支,屋漏偏逢連夜雨,可謂雪上加霜。

新冠疫情在本港僅爆發數月,政府單是為應對各行各業的社會停擺,宣布兩輪防疫抗疫措施,包括首輪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財政預算案》宣布推出1200億元紓困措施,以及次輪額外近1400億元的抗疫基金額外開支,涉及財政開支近29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一成,以2019/20年度政府財政儲備達11331億元計算,相當於大幅減少儲備近兩成六。

在抗疫的非常時期,當局推出扶助各行各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屬應有之義,但長期「輸血」而非「造血」難持續存活,如何重振疫後經濟,讓各行業恢復經濟活動,打工仔恢復收入是務必處理的重大議題。

公共政策須全面調整

疫情實際發展尚待觀察,惟特區應在粵港兩地聯防聯控的大前提下,積極與內地共同籌劃配合。譬如內地(如最鄰近的深圳)4月下旬宣布仍向所有入境人士實行強制集中隔離醫學觀察14天,換言之,縱使上述兩類獲豁免人士再進入香港後毋須強制檢疫,在返回深圳後仍須進行隔離醫學觀察,實在難以想像兩地人員往返,反映兩地未有完善配合。

過去數月中港兩地限制出行規定和強制檢疫措施,已大大窒礙兩地居民活動,兩地政府稍後會否及如何逐步放寬港人及內地居民往來兩地的規定呢?

現時內地各省市均按當地的疫情嚴重程度,分不同風險級別,各省市亦有使用電子化的健康碼(紅黃綠3種色),將不同健康類別人士分類,中港兩地又如何做到互聯互通,善用以上措施協助中港居民往來兩地?

在福利服務方面,原有各項非緊急的社會服務,是否能按服務需要緩急程度而盡快恢復(例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庇護工場等)?醫療服務方面,非緊急醫療服務(如手術、診斷、出院後復康安排等)和家屬探訪又能否逐步重開?以上種種不勝枚舉,但都關乎市民基本生活所需,當局應深思熟慮,為應對後疫症時期作充分準備。

何喜華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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