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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0日

周舵

誰來重整「七妖」亂舞的世界?

自2008至2016年以來的世界原本已經大亂,現在雪上加霜,又來了一個冠狀病毒疫情全球大爆發,亂上加亂,我們這個地球村已經變成七妖亂舞的世界(本文標題的「七妖」也可以稱為「七仙」或「七魔」,無所謂,價值判斷因人而異)。這七妖是:一、二戰後國際秩序陳舊失效;二、西方民主潛藏的民粹病毒大發作;三、布雷頓森林體系弊病突顯;四、歐洲國家普遍太左;五、美國太右;六、「政治正確」錯誤設置政治議程;七、互聯網和自媒體大大增加國家治理和國際治理的難度。

下面分項簡述,拋磚引玉,以求教於方家。

一、二戰後國際秩序陳舊失效。

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結束歐洲百年宗教戰爭以來,各民族國家之間開始建立起一些約束主權國家之間關係的國際規則,目的是緩和國家之間的大規模戰爭,不用多說自然是沒有多大成效,原因眾多,最根本是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來有效治理國際秩序。康德早就指出了這一關鍵。因此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戰後提議的「國際聯盟」是建立世界政府的第一次嘗試,眾所周知以失敗告終。於是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5大戰勝國主導建立了聯合國,這是建立世界政府的第二次嘗試,可以說是成功了一半,因此得以維持到今天。

現在,這個「半世界政府」眼看是要維持不下去了,同樣原因很多,而要害在於(依我之見),當年羅斯福總統對斯大林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誤以為戰時的聯盟關係可以延續到戰後,他沒有充分理解到,蘇聯的制度價值觀和西方的制度價值觀是根本敵對的,絕無在戰後繼續合作的可能。這個基本認知錯誤導致聯合國制度設計的根本性錯誤,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制。此外,聯合國大會無論國家大小都有一票也嚴重脫離實際,加之沒有軍隊、沒有警察、沒有法庭因此完全沒有強制執行力,聯合國居然能維持到今天已經是奇蹟。

聯合國往何處去?看來只有兩條路:第一,如同1980年代由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主持倡議的《普林斯頓計劃》那樣,建立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的大聯盟取代聯合國;第二,根本改造聯合國,同時在G20的基礎上建立全世界各大區域幾個大國主導的區域秩序(比如亞洲的中國、日本、印度;美洲的美國、加拿大、巴西;歐洲的歐盟加英國等等),聯合國和G20負責總協調。

總而言之,聯合國不根本改革是不可能了。

WTO等經濟組織也類似,制度和價值觀嚴重衝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和政府強力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能否在同一規則約束下自由平等競爭,已經愈來愈成為不可容忍的巨大問題,無法繼續合作下去了。

二、西方民主潛藏的民粹病毒大發作。

所謂「西方民主」是自由民主即自由加民主,自由和民主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是存在永恒矛盾衝突的。大體而言,二戰前的西方民主是自由勝過民主,二戰後的西方民主是反過來,民主愈來愈壓倒自由,亦即西方民主日益民粹化。這是因為西方民主從古希臘城邦誕生起就潛藏着這個「民粹病毒」,中世紀被基督教接過去,法國大革命第一次大爆發,列寧吸納法國大革命和馬克思的「革命精髓」成功創建一系列共產黨國家,極左民粹病毒廣播全球,蘇聯解體後該病毒隱藏了二十多年,到2016年又一次大發作了。西方國家有沒有能力改善民主的質量,遏制民粹、升級民主,目前還看不到希望。這是西方國家國內秩序混亂的總根源。

三、布雷頓森林體系弊病突顯。

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1944年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確立的,當時兩個方案互相競爭:凱恩斯方案和懷特方案。無論是從原則還是從實際後果看,凱恩斯的「一籃子國際貨幣」方案都應該是首選;不幸,實際上是「以美元為錨」的懷特方案勝出。這是根本違背自由憲政原則的:國際貨幣怎麼能由一國決定,哪怕這個國家是天使?何況美國不是天使也絕無可能是天使,沒有一個國家不是以自己國家的私利為優先考慮的,而國家間的利益衝突和個人間一樣是永恒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形同虛設,歐羅的實驗並不成功,創立「亞元」的動議胎死腹中,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義、民族主義立場更讓美元世界貨幣的信譽受損,美元往何處去,國際貨幣體系往何處去?沒人知道。

四、歐洲國家普遍太左。

事實證明,一個良治國家必須保持少數富人──強者和多數窮人──弱者之間的平衡,這就需要讓中右和中左成為兩大主流,互相競合(既競爭又合作),無論過右或過左都會失衡,失衡就是病態。而由於上述「民粹病毒」的作用,西方民主的全民普選多數決制度導致無論右翼還是左翼政黨都必須竭盡全力爭奪多數人的選票,而多數人通常都是跟左派走的,結果很自然地就是西方大多數國家的政治、社會政策愈來愈左,社會福利愈來愈膨脹,只能增加不能縮減。

除了英國的戴卓爾政府和德國的施羅德政府,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福利改革通通失敗,其惡果就是家庭、企業和政府負債纍纍,瀕臨破產。希臘是這個歐洲左禍最突出的病例,沒有德國的救濟,該國立刻財政崩潰。南歐其他3國和法國也好不到哪裏去。德國選民會繼續容忍給它們無盡頭輸血嗎?恐怕歐盟前景不太美妙。

五、美國太右。

美國是西方世界的特權寵兒,是西方國家的特例,例外之一是,美國政壇上從來沒有社會主義政黨。美國民主黨不是社會主義黨,是自由主義左翼,也就是中右。這在普遍富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過去不是問題,如今時代不同了,美國下中產階層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已經成為美國之恥,民主黨向左轉,轉向社會民主主義是美國社會現實的需要(桑德斯是主要代表),而這必然會激發極右民粹群體(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和白人藍領勞工是主力)的反彈,導致美國政治的兩極分裂對立。這個陣痛不是短時期能平復的。

美國的另一個大問題是,美國制憲時是小政府時代,制憲國父們的核心考慮是權力制衡,不是政府效能(那時候不需要政府有高效能),而小政府歷來是右翼的核心主張。現在完全不同了,政府愈來愈大,承擔的責任愈來愈多(想想美國的軍費開支!),美國的總統制已經暴露出許多不如議會制的缺點──制衡過度加兩黨對立導致決策僵局,行政效能低下,總統為推行政策主張愈來愈依靠行政命令,引發反對黨「總統越權、集權、獨裁」的強烈抗議等等。美國的政治制度不改革恐怕也不行了。

六、「政治正確」錯誤設置政治議程。

「政治正確」是六十至七十年代極左思潮和「新社會運動」的延續,用意固然良好,缺失卻也非常明顯。除了其包含的激進左翼內在的反自由主義反市場反「資本主義」傾向之外,還錯誤設置了政治議程,把「進步主義」旗幟下伸張諸多定義不清、隨意擴大的「弱勢群體」的權益(把動物權和環境權都包含在內了)設置為政治議題的焦點、核心,對其傾注了極大熱情,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有意無意地以道德綁架壓制自由辯論和反對意見,既偏離、遮蔽了對主流政治議題的關注(貧富懸殊問題、全民醫保問題、「銹帶」藍領勞工對全球化適應不良問題、非法移民問題等等),又不必要地招致傳統保守選民的惡感和反彈,人為製造了太多的分歧和衝突──極左(雄心勃勃的「進步主義」)激發極右,這幾乎是政治和社會學的普遍規律。

「政治正確」應該降溫,主流議題應該取而代之。

七、互聯網和自媒體大大增加國家治理和國際治理的難度。

曾幾何時,全世界的民粹民主主義者為互聯網和自媒體的蓬勃興起歡呼雀躍,認為「完全徹底」的直接民主、「真正的民主」終於要實現了,他們忽視了「秩序」這件公共品的重要性,不理解秩序乃是文明的基石,更不理解「自由秩序」即法治憲政是一件多麼精妙而又脆弱的高度文明之花,自由主義的自由是法律和道德約束下的自由,是以基督教傳統文化為價值觀基礎的,不是每個人自定標準,隨心所欲想幹什麼幹什麼。如同所有的新科技一樣,互聯網和自媒體在帶來巨大效益的同時也必定有其代價和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國家治理和國際治理的難度大增,更加劇了近年來各個國家國內國際關係的失序和混亂。

結語

以上7項難題沒有一項是容易解決的,除第5和第6兩項之外,其餘都需要全球合作,而誰來主持全球合作又是一個大難題。由此看來,疫情平復後大概率會持續一段全球亂局,然後恐怕就會有眾多能人出頭推動全球秩序重建。

鑑於以G20為平台改造聯合國的方案難度巨大,很難形成共識,協商談判成本極高,看來「普林斯頓計劃」的逐步實施應該會是大概率事件。果真如此的話,中共不推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絕無可能了。

有學者主張的「新冷戰秩序」,即以中、美為首分別組建兩個對立競爭的國家集團是根本沒有可能實現的──中國的所有盟友(包括俄羅斯甚至北韓)和周邊國家都會背叛,發展中國家也都會被西方聯盟拉過去,中國會被徹底孤立和邊緣化。如果西方國家採取「普林斯頓計劃」這樣的迂迴包抄大抄底戰略(班農已經在到處鼓吹),而不是與中共直接對抗,中共勢將毫無還手之力,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徹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和平演變」還能是什麼?不主動選擇和平演變就只有被非和平暴力演變,代價將會極其巨大,難免會血流成河、死人無數,而最危險的恰恰是那個拒絕和平演變的權貴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當中不知多少人會在非和平暴力演變中被暴民吊死在路燈桿子上。所有現在劣跡斑斑的人都將被徹底清算,美國的《馬格尼茨基法案》出台後他們已經無路可逃,沒有哪個國家會接納他們。

為中華民族計,為世界和平計,中國體制內外改革派、各界精英應該盡最大努力避免非和平暴力演變,推動中共徹底清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極左遺毒,回歸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經濟市場化 + 政治法治化」體制內改革派共識的軌道上去,引導中華民族真正融入現代文明主流。這條路是完全可以走通的,中華民族依然會有燦爛輝煌的光明前景。

篇幅所限,只能掛一漏萬,希望本文能引起更多更深層的思考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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