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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1日

黃伯農

國際須合作確保人類基因共存

2月下旬,隨着COVID-19疫情在「歐亞邊陲地帶」(Eurasian rimland)出現,南韓、伊朗和意大利等「一帶一路」重點國家的確診人數不斷上升。意大利疫情致死率則超過6%,多名韓軍和伊朗官員染病,病源跟中國未見關聯。伊朗軍方和宗教領袖指病毒為美國生物武器。由於歐亞不同人種已現相當致病率,世衞將當前疫情界定為「大流行」(Pandemic)。

於美國對過去全球大流行和生物安全的歷史背景下,本文追溯「基因戰爭」的近代起源和發展歷程,提出歐亞須合作去保障全球各人種基因安全。從基因學和生物人類學角度,分析「歐亞心臟地帶」(Eurasian heartland)地緣基因理論對未來人類基因共存的啟示,提出政策建議去建設「人類基因組及疫苗銀行」(Human Genomes and Vaccines Bank)。

三次全球大流行瘟疫史

根據美軍軍醫教材,歐洲3次大流行均與中國有關。第一次在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時期公元後514至542年發生,造成每天超過一萬人死亡,四成為君士坦丁堡人口。疫情間斷持續至八世紀。在德國發掘出來的染病骸骨DNA測試顯示病源可能是中國。

第二次是十四至十八世紀的黑死病。瘟疫桿菌(plague bacillus)一方面可能由土撥鼠(marmot)身上的跳蚤經「絲綢之路」進入歐洲。另一方面,1346年,瘟疫隨元朝蒙古大軍西征,在烏克蘭黑海地區爆發,再經海路傳到歐洲港口,遍及地中海。

1348年,疫症到達英格蘭。1346至1352年間,黑死病殺死了2400萬人。十四世紀前,它使另外24萬人死亡。疫情持續至1750年。

十五至十八世紀,意大利城市熱拿亞、米蘭和威尼斯的30%至60%人口死於黑死病。因為疫情造成國際恐慌,基督徒和穆斯林互相指控散布疫情,也有指控猶太人和女巫等。現時仍未掌握為何這兩次大流行的傳染度和致死率那麼高。

第三次大流行於1894年先於中國滿洲爆發,肺炎疫症造成5萬人死亡。攜帶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的跳蚤隨着土撥鼠乘坐現代交通工具至印度,於往後50年內造成1300萬人死亡。1900年,疫症到達美國三藩市,傳至紐約和華盛頓州。1924至1926年,疫症到達美國南部,但於1925年因各州嚴格執行防疫措施始逐漸消失。

雖然COVID-19致死率跟以上3次大流行不能相比,國際期望中國肩負全球防疫責任乃屬正常,北京須順勢掌握機遇。

近代各國基因武器博弈

俄羅斯相信COVID-19是美國製生物武器,用以圍堵俄中。俄國防部喉舌媒體Zvezda於1月底刊登文章,確認美軍生物實驗室已於周邊國家格魯吉亞、烏克蘭、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和烏茲別克等操作多年。美軍曾被指以美國外(如格魯吉亞)人口試驗生物武器。

其實,基因武器在南半球地區一直存在。早在1947年,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澳洲病毒學家Sir Macfarlane Burnet曾向澳洲國防部秘密建議研發只能在亞熱帶地區傳播的傳染病。

為防止回傳澳洲,病毒不能適應澳洲溫帶氣候。這是要預防東南亞(印尼)日益增長人口會入侵澳洲。他建議澳洲政府支持大學進行與生物武器有關的研究,解密文件顯示Burnet提倡的研究屬進攻型生物武器。

1981至1993年間,南非白人政府被指管有操作生物武器計劃。代號「海岸行動」(Operation Coast),計劃研製炭疽、霍亂、蓖麻毒蛋白(Ricin)、肉毒桿菌毒素(Botulinum toxin)和其他製劑,以及用基因工程研發針對非洲黑人人種的基因武器。

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肯尼亞生態學家Wangari Maathai認為愛滋病是西方科學家製造出來大規模殺傷和控制非洲黑人人口的生物武器。

當時聯合國估計非洲人口佔全球染病率60%。其實在1988年,美國醫生Alan Cantwell已論證愛滋病源自實驗室的可能。

促進基因研究疫苗研發

以上證明基因武器一直得到政權重視,以維持優越地位。這為國際關係帶來革新,讓種族成為自變項去影響後殖民國家形成過程,暴露現代「民族國家」有其「種族國家」底色。

然而,於未來多極世界中,以基因武器去遏制他人掌握命運的作法已不合時宜。這是因為基因學與人類學者共識到:全球人口經過數千年的移民、交流和繁衍,各民族早已進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基因進化過程。雖然每個民族的基因組有獨特形態,但每一民族的基因組成部分都有其他民族的基因組部分。

2001年,歐亞美學者共同發表了「歐亞心臟地帶」地緣基因理論,有兩重點:

一、歐亞各族群已形成「基因組延續體」(Genomic continuum),連結了歐洲M173基因組、俄羅斯M17基因組、中東M89基因組、南亞M45基因組、中朝M9基因組、蒙古M130基因組、日本及東南亞YAP基因組。

二、無獨有偶,集中在中亞的幾個族群: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族已擁有歐亞主要人種的各基因組。中亞於是蘊藏着能通往人類共存未來的Y染色體多樣性(Y-chromosome diversity)。

「一帶一路」為保障歐亞人類生物安全,須防患未然應對基因武器威脅。中國須與美俄歐及各國盡快商討推動以生物技術為投資工具,去促進各種族基因研究和疫苗研發的銀行,才可長遠保障大家基因安全。

法國學者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自由主義為當代「生物政治」(Biopolitics)作意識形態掩護,西方國家如美國於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推動之下,已實施新一輪國家控制的生物技術。一方面管控了境內個人由出生到死亡的生物發展路徑,透過醫學、公共衞生和藥劑等領域的「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專家政權所研發的科學知識,建構了人口對家庭生育、個人衞生和防疫等的認知與習慣。

構想「人類基因共存體」

另一方面,生物政治中的「生物權力」(Bio-power)具現實主義底色。這是因為作為「主權權力」(Sovereign power)的一種,生物權力也操生殺大權。基因武器的殺傷力和防治殺傷力正好反映出生物權力為銅幣兩面。基因武器的雙重性質為未來「一帶一路」建構「人類基因共存體」帶來以下啟示。

一、以中亞「基因心臟地帶」為經,重點與南韓、伊朗和意大利等歐亞邊陲地帶國家合作為緯,強化人類基因多樣性。注資「人類基因組及疫苗銀行」,共同研發新一代生物安全科技。

二、「人類基因組及疫苗銀行」集合了世界專家和藥廠,定時交換生物防務訊息,設立快速反應防疫隊伍並定時輪替,能有效回應大小疫情和擁有即時研發疫苗的資源。

三、需要世衞作為「中央政權」去管控各國的生化防務計劃,讓各國輪替當主席國,於機密但問責的機制下,「人類基因共存體」旨在保存所有人種基因組多樣性的未來,防止任何人口被隱密滅絕。

黃伯農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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