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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3日

李道

各地抗疫模式的先進與落後

中國作為新冠肺炎的發源地,由確診人數到死亡人數很遺憾均一直「領先」全球。然而,隨着疫潮「全球大流行」,同樣遺憾地,許多疫情滯後的地方染病人數持續增加,單論新增個案已反超中國。天災與人禍,往往扣在一起;在應對疫情天災時,究竟牽涉多少人禍?進一步言之,這是人為的錯,還是制度或模式的錯?誰先進、誰落後?

鐵腕封鎖vs人權自由

新冠肺炎之所以爆發,中國無疑是禍首,難辭其咎。姑勿論肺炎病毒是否來自野生動物販賣市場,眾所周知,相關環境乃是傳染病溫床,長期皆未正視解決問題,注定增加人類從野生動物間交叉接觸下惹來新病的風險。另外,在疫情爆發初期,中國的處理亦未如人意,包括存在隱報之嫌;到疫情在湖北武漢廣泛傳播,當局才後知後覺地採取行動,無疑已難扭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亦是促成今日「全球大流行」的底因。觀乎內地官方醫學說法,加上多位官位遭受免職,以至中央公開表揚「吹哨人」,可見北京對過去錯誤直認不諱。於此,「中國模式」的落後難免淪為話柄。

惟疫情來到今天階段,「中國模式」似乎扳回失地,反過來「西方模式」才愈見尷尬。

欺上瞞下的官場文化,在內地似仍揮之不去。當然,是否欺上不得而知,不排除免職官員份屬代罪羔羊;惟無可否認,中央亦很重視民間對官員的意見,人事的任免調動不時大刀闊斧,包括見諸香港修例風波後港澳辦和中聯辦兩位主任的動向。若然情勢洶湧,不論紙包不住火,抑或想瞞也瞞不了,中央也會展現開明、透明的一面;最佳例子,莫如新冠肺炎的傳播率和死亡率,國內數字跟海外數字基本相同,完全粉碎了早前外界質疑造假之說。中國至今肯定難有民主之名,特別是缺乏民主選舉制度,不過,這不代表民意完全不受重視。相對地,由民主產生的總統亦可能自恃皇袍加身,挾政治優勢自重,繼而肆意玩弄手中權力,視真相、法治等於無物。

更重要的是,「中國模式」容許果斷、鐵腕抗疫手段。封關已屬事小,內地的「封閉式管理」大至封城、小至封小區都有,不少居民因而連日甚至連月被困於一處。過去為人詬病的網絡監控在疫情下也大派用場,用來管制檢疫人士的去向,這固然較香港自律為主的居家檢疫有效得多。健康評級的手機應用程式,還會根據民眾的健康狀況和旅行史,分為綠標、黃標和紅標,風險較高者就禁止出城或送往隔離。凡此種種,放諸崇尚人權、自由的「西方模式」,絕對匪夷所思,就連香港也概無可能執行,唯獨「中國模式」行得通。內地疫情卒之大幅紓緩,上述措施無疑應記大功。

此外,強而有力的政治宣傳亦令中央在管理民眾秩序和動員醫護義工等方面更加得心應手。當然,中國地大人多,仍有個別刁民不聽指示,惟他們難免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違例者被毆打、被遊街、被綑綁等片段便在網上瘋傳。毫無疑問,類似罰則並非文明法治的良好示範,但所謂治亂世用重典,這些「人辦」對抗疫工作亦發揮相當作用。除了懲罰,輿論常常歌頌抗疫英雄,做好抗疫感性故事,亦很好正面地激勵人心。來自不同省市的援助人員及捐款物資等,便大批大批地湧到湖北武漢。擔心醫護罷工嗎?中國情況恰好相反。再講,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絕對亦會影響上行下效的抗疫工作。現時疫情形勢較嚴峻的意大利,ISPOS調查指當地僅得60%支持政府的隔離措施,另一慈善組織的調查亦顯示,只有63%意人相信政府的醫療建議,而美國更低至59%。這說明了,即使政府由民主制度產生,也不等於政府獲得選民信賴,包括會遵從政府的抗疫指示。

一般認為,「西方模式」總比「中國模式」先進,但在非常時期須用非常手段,後者的靈活性就較前者為大,雖然相關靈活性不必然朝好的方向。而外界亦大可質疑,中央政府致力抗疫的背後未必全部出於為人民服務考量,只是不想國家經濟發展受阻。

政府生產vs市場主導

走筆至此,也談談疫情下不同模式的經濟優劣。這裏率先釐清,經濟不是純往錢看,更基本乃指生產力──所謂「GDP崇拜」,眾所周知,GDP全寫為「國內生產總值」,故這亦可譯為「生產力崇拜」,即不是「金錢崇拜」。

「中國模式」的資源調配能力,就展示出非常時期的非常效率。短時間內建好火神山醫院,固然令全世界嘖嘖稱奇,並一定程度紓緩了湖北武漢的醫療壓力。然而,當地死亡率仍較其他地方高,相信與醫療服務始終不勝負荷,以致患者無法接受應有治療有關。當然,福建泉州隔離酒店倒塌,再次敲響了坊間對內地施工質量的憂慮;不過,病人是不能等的,救急扶危從來跟時間競賽,故不見得耗之日月地建好醫院,對減低死傷數字會更加理想,時間因素與好壞因素到底需要平衡。

在口罩生產上,「中國模式」的「中國速度」亦很誇張。比較疫情前每日產量僅2000萬個,短短一個月間已翻了五倍至約1.2億個。現時世界各地亦漸鬧出口罩荒,有國家不得不呼籲國民病了才戴口罩,好讓供應緊絀的口罩留予醫護等更有需要人士,所突顯的正是生產力差距。或曰,這到底跟發展程度有關,中國仍屬發展中經濟體,因而容易擴大工業產能;似香港般以第三產業為主,人工等成本高昂得多,口罩生產實難自負盈虧,在機械人科技尚未普及下,其他工資成本包括最低資本比香港高的發達地方,肯定難靠市場力量推動口罩生產。事實上,香港現時湧現的口罩廠,恐怕均非旨在賺錢,除慈善性質外,各自皆有政治或公關目的。

「西方模式」堅持市場主導,除非口罩維持天價,否則商界斷無誘因投資生產。即使「小政府」忽然變「大」,包括以較高價錢來出資採購或提供補貼,在民主制度下亦難逃有人質疑「3元一個收購口罩是否太貴」,以及批評「採購過程沒有依足慣常程序」。此外,美國日前忽然轉軚,豁免從中國進口口罩等抗疫物資的關稅,惟最終又能否如願確保供應?成事與否都要仰人鼻息。畢竟,經濟誘因必能刺激生產,但有無其他更穩妥的辦法?可以說,「西方模式」崇尚資本主義,而同時又被資本主義的籠子罩住;「中國模式」英文譯作「state capitalism」,則見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含資本主義的二元性質。

不是說民主監察一套無用,有些原則誠必須堅守。這裏要強調的是,大家必須明白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許多國家保留頒布戒嚴之類特權,正是為了應對突發特殊情況。始終,政府是人民訴諸最後的稻草,太平盛世下的「大市場」誠有利發展,極端處境下則有賴「大政府」出手打救。由九七金融風暴港府「打大鱷」,到2008金融海嘯美國拯救「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及車廠,都有違傳統資本主義的原則。

非常時期採非常手段

不必諱言,疫情下好些地方已陷入戰時狀態般,大家對相關非常政策感到恐慌,誠可理解,但亦宜抱持務實接受而非一味抗拒,包括有時不得不放棄舊有的生活方式,甚而舊有的意識形態。值此非常時期,正常手段難免不管用,平常心態也應與時並進,亦即轉採非常思維。

所以,隨着疫情進入新階段,抗疫手段同樣需要與時並進。不單「全球大流行」,「全年大流行」可能性已同步升溫,因為在病毒成功入侵南半球的基礎上,指望天氣轉熱令疫情消退已經不切實際,因不排除病毒會隨季節變化而在南北半球交替出現。那麼,是否一日海外及本地尚未「零確診」,由封關到停學停市等都永續下去?學生是否留班重讀,已是家長關注焦點。市場縱有能力撐一兩個月,但幾個月以上則難說了。日後封關與被封關的所涉地方持續增加,也會嚴重窒礙經濟社會發展,包括大型活動如奧運或球賽等,其中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便可能腰斬。難道香港人(及全球所有人)真箇一年不應出遊?

於此新的疫症時代,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手段?毫無疑問,這需要大家解放思維、靈活應對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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