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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9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一國兩制下的新本土主義

最近筆者為《時代》(TIME)雜誌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出版後收到不少迴響,有很多朋友及前輩建議我把文章翻譯成中文。由於《時代》篇幅有限,未能盡抒己見,故下文章將會是基於我在該雜誌發布的文章之基礎上的延伸,並加上更深入分析。筆者在此拋磚引玉,希望讀者們能多多指教。

一、引言

過去一年的示威當中,毋庸置疑存在着一股非常旗幟鮮明的思潮——香港本土思潮。此思潮由一組大致相關但又並非完全重疊的意識形態所支配,當中包括色彩鮮明的反北京/反中共激進主義(anti-CCP)、反內地主義(anti-Mainlander sentiments),以至從極左至極右皆充斥着的「香港人優先」主義。後者當中,包括帶有濃厚「種族色彩」而自認為繼承英國貴族傳統的某些「KOL」,也有一些認為香港應當回歸擁抱大自然及務農為生的「鄉土自決派」。

無可否認的是,這些本土思潮當中蘊含着令人非常不安的強烈排外(xenophobic)論述,而排斥的「外」,在這些人眼中,毫無疑問便是中國大陸所代表並與香港形成強烈對比的「大陸文化」或「大陸人」。在其最醜陋的時刻,本土優先的思維往往導致「類種族歧視」(quasi-racism)(註:筆者在此做出一個很大膽的假設,便是香港與內地的人口組成都大致上以華人為主,所以香港人與內地人並非不同族裔)論述的崛起。

從對武漢病人及醫護人員的幸災樂禍,到「蝗蟲」、「內地雞」、「吃野味的蠻人」等的固定偏見形象(controlling images,詳見Patricia Hill Collins在Black Feminist Thought當中所探討有關黑人女性在白人社會所承受的歧視),以至對英治時期毫無批評思維的眷戀,這些種種因素所反應出的非人化(dehumanisation)及去人性化(anti-humanisation)令人不齒,更令大多數港人蒙羞。

當然,歧視及惡言乃雙向的。與此同時,一河之隔的內地中,只見全國大多數民眾(尤其網民及所謂的「憤青」)對香港的不滿及鄙視。在他們眼中,港人如此傲慢及荒誕的觀點,與所謂的「外國文化洗腦」息息相關,直接印證了他們相信的「外國黑手論」。

但須知道大多數支持本地政治改革及民主進步的港人,其實與這些偏激而惡毒的思維大相逕庭。筆者認識不少「黃絲」,就算他們口中說得如何狠辣,心裏卻很誠實,並非真正地以種族歧視眼光對待內地的同胞。

對於他們來說,本土主義(撇除最為偏激而不切實際的「港獨」論而言)只不過是他們視為抒發對香港特區政府管治失誤及失策的表達工具。

有不少港人視北京的政治取態為「步步進逼」,而另一邊廂,北京卻對香港回歸20年來民心未能回歸祖國所構成的國家安全及底線問題感到不快。雙方在過去十年來的互信及溝通大幅下滑,香港新一代認為北京想把自己的文化及思維強加於他們身上,而北京則覺得任由香港「無為而治」,只會為國家14億人的經濟及政治進程添上不穩定性這個不速之客(unwelcome uncertainties)。雙方死結愈結愈深,令任何對話或改革都變得舉步艱難。香港本土主義往往缺乏一套可行而能夠平衡各方利益的論述,正正因此變成故步自封的消極負面思潮(reactionary ideology)。

但這其實並非一個必然。

二、香港的新本土主義

在香港層面方面,一種另類的本土主義可以同時反映出普世(cosmopolitan)及具關愛(compassionate)的價值,並對「一國兩制」下的內地及香港雙方有利無害。這種本土主義除了能夠重振中港關係,更能鞏固香港對國家作出的貢獻。筆者認為符合這種本土主義論述的管治模式必須具備三大原則性條件:

甲、以本土市民利益為依歸

香港管治者必須對香港絕大多數民眾負責及問責。

這問責要求驅使政府必須摒棄單向性或受官僚主義所限的「少做少錯」思維,集中在大眾實際利益及大眾輿論民情之間作出抉擇及平衡。行政班子沒可能可以讓公務員系統與問責系統之間存在隔膜成為新常態。如果香港官員真正想為國家分憂,真正想在符合國情下「港人治港」,必須首先提升自身管治水平。按着本土文化及特色或優勢而治,是內地大部分一線城市高官的主導思維。

香港政客在掌握及尊重北京底線的同時,必須認清楚及捍衞香港核心的價值、傳統,以至根深柢固的法治精神。在與內地沒有直接利益相抵或衝突的範疇裏,政客有義務及需要摒棄政治正確而無端獻媚的壞習慣,在一個非完美的政治制度下集中服務港人。港人的需要並不止於化解社會經濟的深層次不平等,更包括一個能夠反映他們有關管治或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就算是與內地利益有牴觸的範圍內,當權者起碼需要把港人的底線及隱憂直接向中央反映,堅決不能掩耳盜鈴,欺上瞞下。

乙、以國際社會及視野為標準

對比起其他「國際大都會」,香港的管治思維及模式卻是離奇地落伍。筆者曾經探討過新加坡的成功之處,當中不難發現執政人民行動黨成員除了國際教育背景以外,對環球趨勢及國際關係的認知,幾乎遍及每一個局每一個部門。正正因為當地政客往往來自非政治背景出身,加上頻密經常的輪替制度,故驅使他們必須駕馭獅城周邊重大國家的國策,一邊以此為鑑,另一邊則時刻警惕有可能影響新加坡的威脅。

真正的香港本土主義,應當迎接中西交融的歷史優勢,在國際政治及經濟舞台中尋找香港的獨立地位。無論是向東南亞國家輸出優質管治及制度文化,或是利用國際法律及金融中心的地位構建獨特的香港政治聯盟,從而為港人以及中國內地帶來利潤及盟友,香港人都應該「dream big, think bigger」(敢想敢思)。能讓此城蓬勃的並不是內向而狹隘的「回歸樸實」,而是積極進取的對外發展。香港人要走出去,才能真正的回家。

丙、對國家抱有正面關懷感

港人絕對有必要充分了解國情。「充分了解」在此指的並不是讀完某些具有既定立場的傳媒報道(無論是反中或支持中央也好)便蓋棺論定。「充分了解」更不是按着外國或內地某些網民或「大師」的片言片語,便對一個在70年來令中國大部分地區脫貧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的政治群體(nation)作出陳腔濫調的負面判斷。

港人不應該對內地政府毫無批評,從地方政府至關鍵的「條塊」政治,從核心外圍至中央內圍,14億人口必然樹大有枯枝,而指鹿為馬的拍馬屁到頭來只會害了中國的政治發展。在一種溫和的本土意識下,筆者認為港人可以視國家為在文化及價值觀上有代溝,但仍然值得港人關愛關懷的類重疊思想共同體(quasi-overlapping imagined community)。一個理想的香港本土主義,不會受自卑感所支配,但也不會受矯枉過正的地域優先感(parochialism)所主導。

若要「一國兩制」持續地走下去,內地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必須是雙向性的。為何港人不能投身內地政治,嘗試在現有的框架內外進諫?原因很簡單,因為有不少(當然並非全部)港區政協及人大代表懼怕「講錯嘢」,故偏向以意識形態及政治正確主導言論,而未能發揮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

退一步來說,香港民眾必須了解中央在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國際地位及對外關係等核心利益,從而找出香港對比內地最大的比較優勢及長處。香港培訓出來的領袖有沒有對國情、國家的需要及不足充分掌握,絕對能夠定奪香港未來30年是否淪為國家發展「用完即棄」的工具,或是透過其獨立系統維持對國家的貢獻,這相信是中央最想達到的,但促進這種有機歸屬感,在香港於全球政治格局藕斷絲連的國際社會裏,需要的必然是懷柔而非強硬的手法。港人受軟不受硬。中央需要一群掌握港人脈搏而能夠化解港人與內地矛盾的「真.港人」來治港。

三、應用與實例

新本土主義對國家與香港有何好處?讓我們舉幾個實例來看吧。

先讓我們談一下最近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香港現時公立醫院床位短缺,急診室輪候時間過長,求過於供。公立醫院人手不足,應對傳染病疫情的設備缺乏,高級官員的醫療危機感也嚴重不足。要求政府封關的呼聲當中,自然有一定成分是意圖騎劫此議題去推動激進的本土反中思維。然而,絕大多數香港人要求封關,並不是出於「政治訴求」,而是希望政府能夠及時阻止社區爆發,也同時避免香港墮入恐慌循環。

自1997年回歸以來,儘管香港與內地在經濟及金融上的融合進展頗為迅速,可是有不少香港人,尤其是低下階層,以及表面風光內裏捉襟見肘的「中空」中產階層,並未能在兩地經濟合作下獲得明顯利益。樓價高企、產業過度集中、向上流動停滯不,惟若建制派把香港問題純粹定性為「經濟矛盾」,向中央提交此情報的話,則未免過於膚淺。

自從2008年開始,這些經濟矛盾漸漸演變成港人對香港政治體制,以及「一國兩制」如何處理港人獨特利益及身份認同等更深層次的一種批判。過去一年來的反修例事件和近月爆發的新冠肺炎,政府連番出現公關災難及溝通失敗,導致不少政治冷感或溫和派覺得「與內地加速融合」等同「香港管治下滑」。姑勿論是否如此,如果港人看不到或感受不到「一國兩制」對他們的重視,自然也會對此制度失去信心。

關懷國家但聚焦我城的香港本土主義,不但意指把勞工及貧苦階層利益置於首位,更需要香港的政治領導重新確認及反映出他們對港人自身利益的重視。曾有不少建制及政府中人與筆者交談,抱怨年輕人常常未能了解他們用心良苦。我明白其苦衷及困境,但須知道港人必須看得見「一國兩制」在同一國度下,把他們視為獨立的利益個體(independent interest group),才能對制度恢復信心。相反,繼續以強硬的統戰手法把香港人當做中國人,只會導致矛盾日益加劇。

溫和本土燃點曙光

建制陣營必須能容納反對聲音,甚至是最為激進的「本土主義」。港獨主義及分離主義不會無緣無故突然消失,只有透過積極的內部改革,才能把真正的港獨苗頭——港人對現況(也許非理性、也許是情感主導)的不滿——消滅,從而維持香港繼續融入中國內地的進程。

最近的「功能組別」之爭正好印證此說,大部分港人仍相信在現有選舉系統下可有效選出代議士,若中央及建制派想令「焦土派」或「攬炒派」消失,其實做法很簡單,便是把溫和反對聲音融入建制,讓施政者貼近民情,不再「離地」和孤芳自賞,重新奪回輿論主導權。

最令港人感到自豪的,應是獨一無二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冠絕全球的法治傳統。這些優勢能突顯內地的相對不足,只要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一國兩制」下也能成功反映他們的訴求及期望,並能保存他們最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相信港獨主義自能消退。相反,若香港的領導班子繼續在觀感或現實層面上偏離這些價值,只會導致中港關係更趨惡劣,把內地及香港捲進兩敗俱傷的惡性循環,只有適當的放權於民,放眼本土,才能消滅發芽中的本土主義,令大部分骨子裏依然溫和的港人欣然接納及參與「一國」對香港獨特「制度」的管治當中。

其實本土主義並非異類。內地有不少城市也存在鮮明的本土主義,從上海到成都,由深圳至北京,這些大城市的管治者及政治菁英深諳「貼地」管治的重要性。如果香港政府能夠把本土價值及主義融入管治,相信必能啟發香港在創科、科研、文化產業等未被開發的潛力,讓中國發展如虎添翼。香港的獨特地位暫時難以取代,港人必須把握機會,認清內地並非敵人,在國際博弈之間找出最能夠維持及改善香港現況的出路。攬炒不是一條可行的出路,溫和本土的回歸可為中港困局帶來一點曙光。北京與香港、建制與泛民都應該認清楚這點事實。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香港羅德學人、《時代》雜誌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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