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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7日

鄒崇銘

從武漢疫情反思中港融合

縱使特區政府千萬個不願意封關,但在現實上,中港經貿聯繫仍必然大受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打擊,沒有半年光景時間也不會有明顯改善。除了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資以外,相當部分的經濟活動已跡近停頓。這正是典型的主觀政治意志和客觀市場規律的矛盾,最終政治往往凌駕市場需要,亦是回歸後香港宿命的縮影。

2003年沙士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300名市民的性命白白斷送,當年景象至今仍記憶猶新。隨着當年7月百萬人大遊行,董建華的七年管治走到了盡頭,同時亦象徵着香港歷史的轉捩點。香港面對經濟泡沫爆破和沙士的雙重打擊後,百廢待興。中央政府提供的各項救港措施,遂成為了香港僅存的一根救命稻草。但在十多年後回看,中港融合的嶄新發展策略,代價則是令香港徹底失去經濟自主性。

設想在武漢肺炎過後,現時的中央政府還會打救香港嗎?即使會,經歷了多年中港融合的香港人,未知又會作何感想?

從沙士到大灣區規劃

早前我在本欄引述已故曾澍基教授的研究,指回歸之初的董治時期,曾一度力圖發展高科技和創意文化等產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重建本土優勢。但隨着2003年「本土優勢觀」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尤其是在中央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馬上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註】曾蔭權在2009年提出六大產業──醫療、教育、環保、測檢認證、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儘管看似是董治時代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卻其實悉數依託於2008年出台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到了梁振英上台之後,遂正式構成了現時人們熟悉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早在1990年代初開始,曾澍基已曾針對香港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開展了「曼哈頓化」和「二元經濟」(dual economy)的一系列探討。當時香港失去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愈益向金融地產的第一元傾斜,餘下提供大量職位的基層服務業,則構成了低技術、低增值的第二元經濟。曾澍基在關注香港競爭力下降之餘,更關心產業結構的適當均衡、市民人盡其才的機會及生活質素的整體提升。香港所需的絕非單純經濟數據上的增長,否則就根本不用花時間談第二元經濟。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哲學,全面趨向曾蔭權無為而治的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理念,對「小政府,大市場」的迷信吻合。起碼從表面上來說,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將具體經濟運作、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調節。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無可避免地再迅速形成。

正如曾澍基長期以來一直警告,中港融合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竿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尤其是在沙士、毒奶粉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香港和內地的相對優勢便大大突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問題卻在於,假如特區政府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本土質素優勢,市場難免衍生「劣幣逐良幣」(Gresham's Law)的情況。

政治凌駕市場需要

「資源流動觀」表面上順應市場規律,骨子裏卻是一大政治工程。最具體例證莫過於曾蔭權2007年提出的《十大建設計劃》,其中竟有多達六項──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屯門機場連接路、港深機場合作、共同開發河套區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均與中港融合的大型基建有關。十多年來,不但構成了凱恩斯式的積極經濟策略,為早已過熱的樓市火上加油,同時亦形成尾大不掉的公共財政包袱,在一輪過度投資後無以為繼。

毫無疑問,中港融合在兩地政府的大力補貼下,短期形成了表面上的無限商機,彷彿人流、錢流和貨流再無限制地流動,則一切經濟問題便會迎刃而解。但究其實,這只是個短線的政治投機浪潮,消費我們的經濟、社會和環境資源,盡情「碌爆」子孫後代的信用卡,即時營造出烽烽火火的浮華盛世,如此而已。香港享受了十多年中港融合的短期紅利,現時亦正是「出得嚟行,預咗要還」的時候。

此還未計算香港對內地經濟過度依賴,構成市場欠缺靈活調節的系統性風險。情況就好像侏儸紀時代的恐龍基因,難以適應環境突如其來的轉變,偶發危機的破壞威力便會以倍數放大。毋庸多言,由於資源無阻隔的自由流動,構成了病毒迅速傳播的途徑,較之沙士時期不知高效多少倍,就更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在此毋須再一一細表。

中期經濟前景頗堪憂慮

無論如何,大錯既已鑄成,現時再追悔也沒有什麼用。更大的挑戰卻擺在未來數年,即使武漢肺炎短期內得以控制,但整體經濟前景仍頗堪憂慮。首先是經歷了去年的政治風波和今年的肺炎衝擊,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已路人皆知,表露無遺,以致評級機構亦紛紛調低香港評級,全球投資者對香港制度優勢已信心盡失。要一時三刻化解管治危機對經濟的困擾,實在是談何容易。

其次則是如上所述,香港依賴大型基建投資的積極經濟策略,早已成為強弩之末。在沒有必要大灑金錢之際,已經「先使未來錢」;到了真正需要應急之時,才發現口袋裏已所餘無幾。未來即使堅持毫無經濟效益可言的「明日大嶼」,唯一作用亦只是吸收過剩的產能,卻無助香港重拾長遠競爭力。在原有基建全面嚴重虧蝕、財政壓力與日俱增之下,要讓任何新計劃強行上馬,結果亦只會事倍功半。

最後,過去兩年的中美貿易戰,已對中國經濟構成嚴峻挑戰。短期內全球各國或會聯手抗疫,暫且將眾多政治經濟矛盾放下;但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之後,便難保西方列強不會落井下石,進一步將中國推向深淵之中。尤其是美國大選正在臨近,難保特朗普還會有更加驚人的動作,通過打擊中國增加連任本錢。而香港既然已踏上中港融合的不歸路,苦果自然亦要一併自作自受。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

註:鄒崇銘:〈黃色經濟圈促進產業轉型〉。《信報》,20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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