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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3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庚子之災

歲次庚子。過往的三個甲子,中國都出現大動盪。先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有義和團之亂,再後有大飢荒。今年踏入庚子前後,中國同樣面對大災害。在武漢首先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短短兩個多月內肆虐全國,已造成約萬五宗確診感染個案,超過三百人死亡。有專家預計疫情將持續半年,若不作特別控制,最終可能高達數十萬人染病。

香港作為世界運輸中心之一,與中國大陸人員交往頻繁,當然無可幸免,承受傳播風險。回歸以來,1997年的禽流感、2003年的沙士、2009年的H1N1甲型流感(又稱人類豬流感)等嚴重影響公共衞生的傳染病,已令香港巿民及政府知悉傳染病的重大傷害。

十七年前沙士一「疫/役」,政府因缺乏應變措施及指揮架構,造成不少傷亡。檢討過後,政府再因應世界衞生組織就預防流感大流行發出的指引,於2005年制定《流感大爆發應變措施》,設立三級應變系統,分為戒備、嚴重及緊急應變級別。有關措施經多次修訂,最新版本,即《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剛好在今年1月4日公布。政府隨即因應當時武漢不明肺炎,啟動嚴重應變級別,並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於1月6日主持由多個政府部門(不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組成的督導委員會。按計劃,若經評估後判斷公共衞生風險巨大,便會啟動緊急應變級別,由行政長官主持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成員更可加入政府以外的相關專家。

對上一次啟動緊急應變級別,是2009年的人類豬流感疫症。當年4月下旬,疫症開始在墨西哥出現。政府於當年4月26日已啟動嚴重應變級別。至5月1日晚上10時,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宣布,因當晚8時確診由墨西哥經上海來港的首宗輸入個案,已啟動緊急應變級別,並由他主持督導委員會應對疫情,更明言「寧願做得更嚴謹,也較錯過現時可以控制這個病毒在香港擴散的機會好」。

未能及時提升指揮架構

從以上回顧可見,自沙士後,政府對新型傳染病已有一套應變措施,並曾有運作經驗。今次武漢出現首宗不明肺炎的病例是在 2019年12月1日,並在12月下旬開始出現圍繞華南海鮮市場的大量病例。武漢官方是在2019年12月30日確認出現病例,並開始向公眾通報。香港政府是在2020年1月4日啟動嚴重應變級別,及後一直監察情況。其間,政府的措施不斷被批延誤,例如:沒有向武漢發出旅遊警示、沒有及早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沒有呼籲巿民戴口罩、沒有要求內地來港旅客作健康申報等。不過最關鍵的延誤,應該是在首宗確診輸入個案後,未有即時提升應變級別及指揮架構。

2020年1月21日,一名39歲男病人由武漢乘搭高鐵到香港,抵站時被發現發燒,隨即送院治療及隔離。同日,一名56歲本地男病人前往武漢後,第二次到公立醫院求診。1月22日,第一位病人已初步診斷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翌日,該兩名病人更已確診為輸入感染個案。如按照政府處理人類豬流感的經驗,理應即時啟動緊急應變級別,並由行政長官主持督導委員會,全力應對疫情。

不幸的是,當時行政長官正身處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向多國政商界解釋修例風波後本港的經濟狀況,未能回港主持大局,包括:引入政府以外的專家共商對策、指示各部門互相配合、調動資源抗疫及提請中央在出入境政策上作出相應配合等。政府提升級別的反應,要在行政長官回港後,於1月25日(年初一)才進行,當中雖然只相差兩三天,但如能提早推出各項限制入境措施,將可減少往後的輸入個案。

港大袁國勇教授日前正好指出,在疫症初期,政府的措施是走前了三步,但到出現首宗確診個案後,措施便跟不上了。箇中的制度原因,很可能是未能在緊急時提升指揮架構,引致後來的禍亂。另外,政府在1月25日往後的措施,似乎都要在本地疫情發展、專家科學意見、處理新春返港人流、中港兩地必須的人員來往及貨物供應、中央對疫情的決策、世界衞生組織的評估及意見等等各個方面之中取得適當平衡,同時亦需事先衡量措施的可行程度。當政府要顧及方方面面,而有些更不能完全在控制之內,因此推行各項措施時,都予人規行矩步之感,未能走在疫情前掌握先機。當今次疫情過後,政府實應檢視決策過程,如何在按部就班之上加快速度而不至於躐等躁進。

疫症中基層最受影響

近日最困擾巿民的,必定是口罩短缺。基層巿民沒有口罩及消毒液,唯有躲避家中。不過,當必須外出時(如買菜、上班、到醫院覆診等),只能提心吊膽。近日天氣寒冷,有露宿者要入住避寒中心,沒有職員測量體溫下,四五十人聚在一室之內,絕大多數沒有口罩。日前更有劏房居民申訴房間內的水渠爆裂,全屋物品浸濕,觀塘則有舊樓污水渠爆裂,污水滿布走廊及倒灌入屋。猶記得沙士在淘大花園爆發的原因,是源頭病人的排泄物經污水渠播毒引起。劏房居民就算足不出戶,也可能面健康風險。政府短期內應資助社福機構向基層市民派發口罩及消毒液,並在有人流聚集的公共服務單位內提供口罩。長遠而言,政府亦須全面跟進基層市民居住環境的健康風險。

在一「罩」難求下,巿民輪候四五個小時也難以買得一盒口罩。政府近一個月來一直被質問口罩供應情況。沙士初期,醫護人員申訴口罩及個人防護裝備不足,醫管局因此必定備存三個月的用量。不過巿面上的口罩供應情況似乎不在政府重點關注之列。1月下旬的農曆年前後,口罩斷貨更應可以預期。回看來,仍在嚴重應變級別的督導委員會未能及早預視應對,要到農曆年後才由商經局協調全港供應商全球「撲罩」。政府未來實應提早將巿民防疫所需的口罩及消毒物品當作戰略物資般處理,並參考世衞對使用口罩的建議推行相應策略。

全面封關是否合理合度?

疫情中另一熱議問題,是究竟應否封關。支持者稱封關禁止所有內地人入境,從而防止隱形帶病毒者來港。封關看似是最簡單直接的做法,但現實上,封關與否,很難從單一角度決定。只要考慮到回鄉度歲的港人,便已不能完全封關禁止港人入境回港。支持者又解釋,不是不容許港人從國內回港,而是禁止途經中國的旅客來港,甚至是防止感染者專程來港求診,而回港者也應按風險程度採取相應隔離措施。然而,農曆年假以來,每日平均近二十萬總入境人次之中,香港居民佔約八成,那麼支持者期望封關防止病毒隨人流襲港的效果,便已大打折扣。

世衞在2009年人類豬流感全球大流行後,曾研究檢視各國限制旅運措施對圍堵疫情的效用。 研究結論指出,單單限制旅運對圍堵疫症的效用有限,不能阻止流感入侵,只能減慢到境的時間,尤其對傳染性高(即基本繁殖率大於2)的病毒,效用更低。換言之,支持者不應期望現時封關能對控制疫情有即時重大作用。既然如此,支持者仍着力要求封關的理據似乎令人費解。

隨着政府近日採取的多項限制入境措施,包括禁止14日內到訪湖北人士入境、停止簽發個人遊簽注、關閉部分關口以減少過境人流等,已令內地人士難以旅客身份入境。按入境處數字顯示,內地訪客入境人次由1月24日(年三十)的36705減少至2月1日(年初八)的13382,減幅近六成半。有指這減幅並未如政府預計般減少八成內地訪客來港人次。不過每年農曆年黃金周均為內地訪客入境高峰,較去年同期超過140萬人次,今年只有約20萬,已大減八成半。預計限制入境措施更將繼續減少入境旅客人次。不過若全面禁止內地人來港,則會令少數人士因家庭需要而來港的(例如奔喪、照顧在港年幼子女或年長父母等)也被禁。這些少數內地人士並非旅客,而是有實際原因來港,如在入境時為他們進行檢疫,在入境後進行強制隔離措施,也是合理及可接受的。

世界衞生組織為建議各國處理全球公共衞生風險事故,訂立《國際衞生條例》,目的在於「針對公共衞生風險,又同時避免對國際交通和貿易造成不必要干擾的適當方式,預防、抵禦和控制疾病的國際傳播,並提供公共衞生應對措施」。其中第3條指出執行條例的原則時,「應充分尊重人的尊嚴、人權和基本自由」。第43條列明一地政府有權採取措施應對公共衞生風險,但「這些措施對國際交通造成的限制以及對人員的創傷性或侵擾性不應超過能適度保護健康的其他合理的可行措施」。由此可見,就算是世衞也認同要在人人平等的精神下,在公共衞生、交通、貿易等等作出合理平衡。因此,在封關堵截內地旅客來港的防疫效果成疑下而封關,並不符合世衞的原則。須知道防疫是要阻截病毒而並非來自爆發疫症國家中沒有帶病毒的人士。

限制出入境的措施,需因應疫情發展研判。根據港大對武漢人員流動的分析指出,武漢居民離城,大部分到了重慶、北京、上海、廣州,如疫情在這些大城巿或國內其他省巿出現大規模爆發及死亡個案時,政府可即時禁止該省巿居民或曾到訪人士入境。另外,也可參考澳門做法,要求入境者必須出示健康證明書。最新的確診個案顯示本地可能已出現傳染鏈,有必要進一步減少出入境人流。政府也可縮減通關時間,限制不必要的內地人士入境,由此平衡公共衞生及維持關口有限度開放的必要。

政府「不仁」便可「不義」?

公營醫療正在全力戰「疫」,在前線過萬名緊守崗位的醫護人員絕對值得尊敬。然而,亦有醫護人員工會決定今日舉行工業行動,以圖向政府及醫管局施壓,承諾他們的五大訴求。當中最主要的,必定是第一項:「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工會其他的訴求直接與工作有關,提出來與醫管局管理層商討,是應有之義,也相對較易處理。但第一項訴求涉及整個防疫決策,如此,這行動的性質已不單是工業行動、勞資談判了。工會前日要求行政長官出席談判,昨日因被拒而取消與管理層的會議;由今日開始罷工,醫療服務勢必受到影響。

如上述分析,全面封關已失時機,既沒有明顯效果,亦影響有特別需要來港的內地人士(尤其是港人在內地的配偶、父母及子女),還可進行健康檢疫及嚴格強制隔離安排以確定不是隱形病者、其傳播病毒機會與內地返港的港人無異,從理據上說是很難認同的。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最重要的應該是醫護人員堅守崗位,守護病人生命。

罷工者稱他們不怕死,但現時公立醫院再難負荷無數內地病人,更不想為內地病人及為政府作無謂犧牲。無疑,政府早前的緩慢應對,以致現時十四宗確診個案中,大部分來自武漢。然而,隨着實施入境限制、關口檢疫及隔離措施,內地病者將大為減少。同時,現在九成的懷疑個案都是本港居民,而未來的懷疑及確診個案極可能都是本港居民。罷工影響着的,將會是本港而非內地病人。

上星期開始,已有近百名包括在手術室及深切治療部工作的護士集體請病假,明言要求政府及醫管局承諾訴求。他們所服務的崗位,正正是病人賴以求生的醫療服務。未知罷工者及其他支持罷工的市民,事前有否詢問病人是否同意犧牲病人的「小我」、「小義」去成全罷工者的「大我」、「大義」?有說以病人的生死相勸,是對醫護的道德綁架、情緒勒索。但作為醫護人員,從受訓時開始,理應清楚知道專業操守的基礎是普世的人道主義而不是狹隘的本土主義。若以罷工脅迫政府,何嘗不是以病人福祉進行綁架勒索嗎?

當然,醫護人員在海量的工作壓力下,面對捨身救人的危險、對政府無能的不忿、對中國大陸的反感,他們的情緒是可以理解。不過要宣洩情緒,爭取改善工作環境、職業安全,甚至是更佳的防疫策略,也應在不影響服務的情況下施壓。政府及醫管局亦有絕對責任迅速回應醫護人員提出的合理和可行的訴求。希望醫護人員念及病人福祉、客觀審視訴求,盡可能透過罷工以外的方法,與政府及醫管局尋求共識解決問題。相信絕大部分的醫護人員,都是秉持着專業精神,以病人的生命安危為最先考慮。

最後順帶一提,近年社會有些人提倡「你不仁,我不義」的抗爭手法,既然政府不仁,抗爭者便可不顧道義,用盡一切方法迫使政府全盤接納訴求,一步不讓。當中凡涉及中港矛盾的議題,藉着對政府的不信任及對中國內地的敵視,更容易引發同仇敵愾。今次對內地居民全面封關的要求,有不少巿民同意讚好,當中原因,除了因為恐懼疫症、關注醫護承受力外,亦因為有不少人針對內地。為作鼓吹,更有人製造假消息,挑動仇恨情緒及質疑港府動機。由此可見中港矛盾問題積聚太深,一有任何裂縫,便會爆發起來。世衞指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死亡率暫時約2%,低於沙士的10%。不過,當前香港社會的矛盾撕裂狀態,恐怕比疫症更具殺傷力。這場深層次矛盾引發的庚子之災,特區政府當然難辭其咎,她更當帶頭修補裂痕,重建與巿民的互信,同時公民社會也應與政府良性互動,方可令香港跳出塔斯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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