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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9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肺炎與廢言

有人曾經形容2003年的沙士爆發為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小說作家歐布萊恩(Tim O'Brien)的《負重》(The Things They Carried)一書中,有幾句令我尤為深刻。

「一個真正的戰爭故事當中,永無道義。真正的戰爭故事不會說教,更不會鼓吹美德。不會吹捧所謂的恰當行為,更不會敦促人類遠離自古以來的陋習。如果一個戰爭故事讓你看出人性光輝,不要相信它。」(筆者自譯)"A true war story is never moral. It does not instruct, nor encourage virtue, nor suggest models of proper human behavior, nor restrain men from doing the things men have always done. If a story seems moral, do not believe it."

2003年SARS。2009年甲型流感。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症。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

17年來,我們到底學會了什麼?

也許是諷刺,也許是偶然,普通話裏的「肺炎」與「廢言」乃是同音。看着湖北官員最新的一場記者會,只覺得正確佩戴口罩背後反映的不只是醫療常識,更是一種從政態度。筆者不是一名醫學生,更不是公共醫療專家。但單純以一個受過教育的普通市民來說,最近我看見坊間充斥着不少因應這次肺炎事件而出現的「廢言」,想在此一一作出反駁。

廢言#1︰「香港的醫護人員貪生怕死,絕對被勇敢的武漢醫護人員比下去。」

此句talking point在不少深藍陣營當中盛傳,看來為「反對事事政治化」的人士提供的最為有效政治彈藥。這些論述的格式大致上千篇一律,都是透過表揚及讚揚武漢醫護人員的勇敢,來明顯地貶低本港醫護人員,從而帶出「泛政治化」及「黃屍害港」等的隱形政治化訊息。

我有一位朋友母親是一名醫生,兩天前被抽了生死籤,將會派至工作量龐大、危險性高的「dirty ward」裏應對過去3星期來到香港的肺炎病人。香港醫護人員工時長、薪金肥上瘦下、醫院空間隨着人口增長而日益短缺(先有當年的雙非孕婦,再有人口老化及外地輸入勞工增長等情況)、因為種種政治因素而被推翻的醫療改革,這些都是香港杏林所面對的客觀問題。

在此無可否認的是,武漢醫療人員——尤其是守護着前線的醫生及護士——是非常優秀而值得敬佩的。但正如被委派去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輕人,他們的勞役及犧牲並不應該被我們浪漫化(romanticised)。謝婉雯醫生值得尊重,並不是因為她在2003年犧牲了,而是因為她本着醫者父母心去治療每一位病人的那種敬業樂業態度。死亡不應被澎湃的神聖化,因為有很多沒有失去生命的醫生護士之專業及貢獻,絕對不會比他們不幸的同僚來得少。

因此我並不能容忍任何大部分「抑港揚武」的言詞。個別將罷工與五大訴求綑綁的醫護人員當然另計,但這跟罷工者絕大多數的要求風馬牛不相及。沒錯,醫護人員乃是受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所約束,但此誓言並沒有要求他們將自己置於可以避免可為而不為的極端風險下。任何道德原則乃受合理(reasonableness)所規範。假設武漢人員全都是自願留下,在極其惡劣的情況下服務擠滿急症室而泛濫着街頭上的市民,他們龐大的自我犧牲,絕對是遠遠超出了他們義務所在。這並不代表我們應該譴責任何對自己工作帶有合理訴求及期望並行使着自己應有勞工權益的醫護人員(香港)。正如如果一名救火員跑進火場犧牲自己去救回4條人命,而他的同僚審慎地只救出兩位受輕傷的受災者,這位同僚的作為也許沒有「烈士」的偉大,但卻仍然值得尊敬。為什麼?因為我肯定大多數指指點點而道貌岸然的旁觀者,並沒有足夠的能耐或勇氣去走到最前線,去進行他們自己鼓吹的「高尚情操」。將心比己--ask of others what you would want to be asked。(此乃哲學家史卡倫Thomas Scanlon之認同契約論〔contractualism〕的核心思想)

不要站在道德高地,隔岸觀火。

廢言#2︰「沒有必要做X,因為就算做了都無法解決問題。」

現在網上,無論陣營政見,都有些評論家或KOL走出來指X沒有必要,因為就算做了都沒可能解決問題。從批評武漢政府封城,到維護政府遲遲沒有關閉邊境或確保香港有充裕口罩供應,永遠評論的角度總是,「就算你做咗都無用啦!」

某程度上,這些人也確實說得對。要求抵港病人自我申報病情(所謂的"Honours System"),就好比期望考試肥佬的學生會自行與家長交代成績。試問如果這些病人乃是一心來港求醫,又怎會在邊境乖乖地「話你聽」?封關最佳時機也許已過,封關固然會導致香港蒙受經濟或政治上的損失,但試問一個瘟疫蔓延的香港,經濟又怎會繁華,政壇爭端又怎可能平息?

沒有複雜的問題可以用單一的解決方案(panacea)一次性解決。但這並不代表從政者應抱着「少做少錯,多做多錯」的心理處事。謹慎行事並不代表以慢打快。沒錯,管治比嚷叫口號來得困難,但正所謂「當機立斷」,顧名思義是在果斷行事之時也同時掌握時機及資訊,在聆聽各方意見後,就算並未能提供一個公眾滿意的做法,也應給予他們一個公開透明的說法。

反反覆覆而欠缺危機感的決策,對不起的不只是政府的支持者,更是廣泛市民,更是有負危機感及反應都比香港優勝的澳門以至不少國內一線城市政府。須知道堵路放火固然是違法,但在政府不作為及由民粹主義主導的社會氛圍下,這些另類「私了」行為只會愈演愈烈,危害香港根本法治。

當然,talk is cheap--說比做來得容易。所以在批判政府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事到如今,如果社會輿論繼續聚焦在內地政府在病發當初的不足,又或是無限放大控制疫情的障礙,報憂不報喜,這種最能吸引眼球的歇斯底里論述,也許能令傳媒起死回生,但對民眾意志及冷靜客觀審視情形完全無補於事。消極主義——上至「無為勝有為」,下至「和你攬炒」的恐怖——正正是其對我們信念及行為誤導性,讓我們墮入無可挽救的認知誤區,自甘墮落。

從行政角度來說,批評後知後覺或官僚主義的怠慢絕對有其重要性。須知道遲做比不做為好。正正是這種「做了都無補於事」的態度,才間接助長官僚主義當中的頹廢及故步自封。澳洲山火並不能用幾十噸的水去熄滅,並不代表每一噸水因此不重要。羅馬並不能一日建成,並不代表最當初的你不開始去建。2009年日本出產了一部瘟疫片《感染列島》,當中主角曾經引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一句話勉勵同僚:「即便世界明天就要毀滅,我仍然要種下一棵小蘋果樹」("Even if I knew that tomorrow the world would go to pieces, I would still plant my apple tree")。

香港政府,你會為我們種下蘋果樹嗎?

廢言#3︰「大陸人都是活該的,而中國沉淪,香港必能獲益。」

這句話的前一部分,絕對是一種「錯誤概化」(hasty generalisation)。說的白一點,就是無知的「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拿着幾段影片去抹黑14億人,然後以充斥着歧視性語調評論國情,也許能為你爭取短暫的自我優越感。但現實是,食野味、賣野味的人並不佔武漢人或內地人的大多數。更甚的是,吃有可能是致病原的野味者,更是當中的極少數。

從一個哲學角度來說,君難道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厭惡吃狗及貓的人,但吃羊吃牛吃豬就毫無問題?這些動物不比狗或貓來的愚鈍或低等,可為何我們總是以為這些動物種類或然(arbitrary)區分能夠論證吃其者的道德觀?大家都是肉食者,沒有誰比誰更高尚。

此時你可能會說,問題出於這些動物的衞生及致病能力。首先,假設一天豬肉或牛肉變成某出血熱的致病原,我們又會不會指着非常愛吃豬肉和牛肉的(西方)人,然後說他們是野蠻人或變態?再說,就算吃野味的民眾缺乏常識,缺乏對傳染病的認知,我們應該批評的是當權政府或民間團體沒有做好充分教育;我們應該批評的是後知後覺的野味銷售管治政策,而非無辜的市民。

我曾經跟一位朋友討論過此觀點,他立刻以鄙視的目光回答,指出我是一名「離地大愛左膠」。是左膠又如何?如果左膠思維比「反左膠」更能充分反映我們對他人及人類應有的道德審判態度(accurate reflection of moral judgments),那我寧願做一名理想主義泛濫的左膠,也不要做自私自利的「道德塔利班」。

這並不代表香港需要無條件接受內地輸入的病人。大愛並不等同愚昧。香港今時今日醫療制度已經不勝負荷,根本無法救治源源不絕的內地病人。一艘救生船只能坐500人,強要將4000人「救上」救生船,只會導致大家一起攬炒,不但救不了輸入的病人,更會害死原本頗高生存機會的乘客。任何修讀過簡單政治的人都應該知道,現實與理想有一定距離,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因此放棄理想,放棄原則,而以狹窄的自身利益行頭。

這句話的後一部分,更是完全的無稽之談。中國大陸與香港在經濟、政治、地理等層面上是密不可分。自以為內地崩潰會有助香港所謂的「民主夢」或「自決夢」者,撇除道德冷漠不說,天真程度不比「香港可以考慮務農為生」的部分本土派低。就算是自身經營的「黃色經濟圈」,港人都無法脫離與內地資源及資金千絲萬縷的關係。

中國內地經濟倘敗壞倒退,只會摧毀香港在國際層面上很大部分的競爭力,更會為中港「邊界」構成一個龐大的政治炸彈。

如果香港真的要有一個未來,此未來必然是需要與內地相輔相成。兩者唇寒齒亡。

廢言#4︰「醫療政治兩者應當分開,救人不應談政治。」

無論病人政見或個人觀點為何,醫生都有義務及責任去救他們。這是沒錯的。但如果說醫療與政治兩者不應混為一談,這種說法未免太過天真。醫療制度下的資源分配、因為政制緣故而牽涉到的病人來源及數量、醫生護士的薪酬及工作條件,這些問題全都或多或少牽涉到權力(power)的分配。有權力的地方,有擁有爭取權力之意願(勉強對應着尼采Will to Power這概念,但不盡相同)的人之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是權力的結果,也是權力的驅使者。任何嘗試將充斥權力的地方去政治化的行為(de-politicisation),引用佛爾登(Michael Freeden)或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說法,皆反映出一種粉飾太平的意識形態(status quo-preserving ideology)。

「有無咁誇張呀?」你可能會問。舉幾個實例來說吧:隔離區的成立牽涉到幾個問題,包括有可能(因選址)受傳染的風險應由誰來承擔、隔離區裏面的病人權益為何、隔離與不隔離此決定由誰來主導。這些都是牽涉到權益及利益的政治問題。甚至有人說連戴不戴口罩這個問題,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也成為了眾所矚目的意識形態問題。如果我們繼續掩耳盜鈴地忽視這些問題的政治性,換來的並不是政治中立的專業,而是政治正確的自我調整。

順帶一提,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救人也會變成一個「政治」爭議,但這爭議性並不在於救人的取捨是否應受政見所影響。當然不!而是在面臨着全面擴散的危機下,政府應當如何處理確認、高度懷疑、有合理懷疑、有可能受感染人群?而他們當中的人權又應如何在有效抗疫的前提下受到保障?這些問題牽涉到政治、經濟、民生、道德哲學層面:官員要避,都迴避不過。

結語

說了這麼多,還是想跟大家拜個年。

2020鼠年,只希望香港人平平安安,香港能在這重重困局當中找到出路。

這幾天腦海不斷浮現Simon and Garfunkel的一首斯卡伯倫聚市(Scarborough Fair)之歌詞。據聞此歌最初乃是因應中世紀黑死病所譜寫。當中歌詞淒美但應景,在此與讀者分享一下: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For once sh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黃裕舜  牛津政治周刊總編輯、香港羅德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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