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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香港未來想像(下)

上周專欄主要談到香港與國家及國際社會的互動及將來發展。但政治的本質為人,而從政者從來都有兩個老闆:一個是國家的憲法或根本性原則,另一個則是普羅市民,包括弱勢社群、貧窮人士、遊走在社會邊緣的老百姓。如果施政的對象及幕後搞手停留於政治及經濟權貴的話,政權只會淪為一個盜竊政府(kleptocracy),打着「反民粹、保菁英」的旗號壓榨最為無助無聲的人。

如今香港充斥着的政治二元化,令大部分推動民生改革的政策都無從入手。一方認為政治問題乃是民生議題的根本所在,故把大部分資源及能力投放於推動民主化及政治改革等重要但非能在短期內為市民解困的議題上。另一邊廂的建制,則恃着歷史上在地區政治的優勢(是次選舉明顯推翻這個定局),以退為進地「穩守」現況,正是因為在穩定的政治晉升制度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前者忽略了在既定政治框架下(例如區議會大多數及議會政治框架)可以做的事,而後者更是把「回歸民生」與「短視」兩者混淆;再加上官僚化的政治體制、公務員與問責團隊的貌合神離、問責制度的僵化及模糊不清的職責分配,以至別有用心的政治尋租等……這些都是嚴重阻礙我城與時代接軌的重點難題。

以下這篇文章,希望能夠把筆者多年累積的有關香港本土政策理念展現出來,如有不足,請多多指教。

一、經濟不平等之根源

香港貧富懸殊、堅尼系數高企,這些現象在媒體已有廣泛報道,也不需筆者這類非專家加以詳細複述。須知道,經濟不平等的現象,其實乃是全球在壟斷性寡頭資本主義(oligarchic crony capitalism)架構下的大勢所趨。從脫歐思潮所反映的英國東北部及西部貧窮勞工階層對西敏寺菁英階級的反噬,到特朗普在關鍵州份擊敗希拉莉而贏得白人勞工階層選民的支持,再到香港在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小政府、大市場」思維下構成的民怨沸騰……這些現象出現後,坊間往往出現不少one size fits all的「答案」。有的說問題是大商家的剝削,也有人說是房屋問題,甚至有人歸咎於新移民對香港勞工市場的衝擊。

老實說,解決不平等這個問題,需要的並非單元化的簡單答案。現實與小說有兩個主要分別:第一個就是,再差勁的小說,背後都是有着一隻有形之手在操盤;第二個便是,再迂迴的小說,也往往比現實來得更為簡單直接。香港不平等背後,不但反映出與時代脫節的福利系統,未能在資源充沛的前提下,為最為貧苦的大眾提供一個安全網(safety net);更反映出政策執行者對「自由放任市場」與「壟斷性市場」兩者的概念混淆。

利用自由市場幫助最貧窮的人脫貧,毫無問題是一種做法。前提必須是,貧苦大眾能夠達到一定的基本能力取向(basic capabilities)(詳見律思邦〔Martha Nussbaum﹞及森得﹝Amartya Sen﹞的著作),從而才能接觸及充分利用為他們提供往上流動的資源及機會。一名居無定所、連基本教育或職場競爭力也沒有的青年,試問又如何能夠在毫無規管的後自動化(post-automation)經濟體系中存活?

與此同時,部分左翼福利主義人士則認為,直接派發所有福利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最佳方法。這不但對福利制度構成極大的負擔,更是忽略了香港社經不平等的根源:長年累月依賴金融及地產業維持的經濟增長,令就業機會及種類全都傾斜於一個非常狹窄的領域裏,這非但把不適合白領生涯或所謂的「傳統菁英行業」人士推向經濟階梯的下層,更導致長遠的人力資本封頂(bottleneck),扼殺了另類產業當中的「潛力股」。在電子化及自動化的衝擊下,非白領的服務性行業薪酬持續下行、非投身金融的高學歷人士在職場無從入手;而產業多元化的計劃,在欠缺擁有經驗人才的情況下,只能難產或告吹。若然2008年一樣的金融海嘯再臨,也不知港人應當如何應對。

二、被忽略的另類不平等

可是社經不平等有很多種。貧富懸殊固然是迫切問題,但香港這城市裏還充斥着不少受忽視的另類不平等。管治團隊裏面只有3位局長或以上的女性、女性薪酬比男性為低(尤其以中低端服務性行業為甚),反映的,也許並非香港特有,但香港絕對應當恥與為伍的根深柢固的父權問題。傳統文化框架把女性的事業及教育選擇定性,令不少意欲投身科研界的女性卻步,而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華人家庭觀念對女性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婚姻當中女性逆來順受的隱形剝削等,這些都是香港一半人口長年累月面對的難題。

再說,欠缺政治及本地文化資本的少數族裔,雖然部分有着強勢的族裔組織支援,但絕大多數仍然未能成功融入香港社區。有些人表示,問題所在乃是他們「這些人並不願意融入香港,成為我們一部分」,因此我們必須排斥與我們存在根本文化差異的「非港人」。反種族歧視、反性別傾向、反宗教傾向修例,長年受到壓力團體阻撓,從而故步自封,令不少有意移民香港的外國菁英及翹楚卻步,更令不少對香港擁有歸屬感的居民未能徹底融入本地政治及文化體制裏。損失的不只是他們,更是香港所謂「國際大都會」的名譽。

最後,不得不提到的是,香港年輕人及老年人面對的雙向歧視。在是次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中,不少對運動的標籤及指罵極為低劣,當中蘊含的意味,大抵是說香港的年輕人少不更事、年少無知、對香港毫無貢獻。除了非常危險的去人話語言以外,這種論述反映擁有社經權力的「收成期人士」對青年人根本性的蔑視,自以為因為「吃鹽多過他們吃米」,所以並沒有聆聽他們聲音的義務。

與此同時,青年人把任何來自較為年長人士的批判定性為「廢老」。兩個同溫層之間的世代代溝,反映的不只是政治撕裂的唏噓,更是可能出現的人力資源斷層危機。現在坊間有不少謠言表示,位於香港的大公司在未來數年可能會拒絕聘請「政見不同」的年輕人,如果謠言屬實,相信港人及這些公司同時兩敗俱傷,因為這些年輕人絕對have a stake in香港的將來發展,更絕對可以為其出一分力。

一個真正繁榮的社會,需要的不但是多元的聲音,更是需要一個有承擔的政府,力排眾議地推動能維護弱勢人士最為基本的尊嚴及權利的政策。民意不是一個藉口,不少外國政府皆在推動具爭議性的議題時與民眾舉行積極而公開的辯論,而並非一味在意立法會裏「夠唔夠票」。政客也必須意味到,一成不變的文化保守政綱,也許能為他們換來一時半刻的選舉安穩,但絕不能夠足以吸納極大多數的年輕人選票。價值觀自由化(liberalisation)是國際趨勢,香港必須醒覺並跟上時代的軌跡。

三、開放教育與素質保持的偽兩難

筆者身邊不少年長前輩皆慨嘆,指現在香港的大學學位愈來愈多,故導致學位價值及素質失去保證,更令職場上充斥着擁有大學學歷但毫無競爭力的「裸生」。另一邊廂,有不少年輕學生表示考上心儀大學的難度愈來愈高,更埋怨畢業後找工作的難度愈來愈高,故要求政府降低上大學的門檻。

須知道,兩者的論述皆有其誤。前者倒果為因,誤以為欠缺競爭力的畢業生是「學位開放化」的結果,卻忽視了競爭力倒退,其實乃是中小學教育制度的缺陷所致。後者當然在事實及因果陳述層面上值得商榷,但更為嚴重的問題,則是解決問題的所謂辦法,乃是治標不治本。開放教育(emancipating education),讓教育能夠協助最為欠缺資源的中下階層往上游,乃是一件好事,但是盲目增加學位數量,重質不重量的教育「改革」,對增加人才競爭力根本於事無補。

現代經濟需要的是全人教育。學生除了課本上的知識,更應該在重要的非主流學術技能範疇,如口才社交、科技知識、跳脫性思維等等下工夫,與時並進。可惜教育政策設計者把全面性的人文教育當作一門「專科」來傳授,採用課本及硬性評核主導通識教育,也同時把通識這概念與其他學科切割。

舉例來說,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雖然也有專門設置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一科為獨立科目,但其將「全人發展技能」(包括對時事的敏銳掌握、把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表述出來、對知識來源的質詢及反思)融入科目設計當中,確保學生必須自我發展及強化高層次思維(higher-order thinking)。正因為國際文憑設計者前瞻性思維,才令其在不少西方及發達國家風行。教育開放需要的並不只是,甚至不應是數量上的改變,而是質量上的全面提升。

四、一個人打保齡球 社區的衰落及復興

社會學家畢南(Robert Putnam)在2000年推出的Bowling Alone,以及2016的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兩書當中指出,在電視文化及社經不平等等因素下的不少美國社區,出現令人擔憂的社區分裂(atomisation)。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隨着自己與自己興趣相近的同溫層在現代科技下的興起,變得愈來愈大。本港的人口老化、家庭及倫理關係疏離、精神病成為都市生活的副作用,這些問題或多或少與香港的社區文化(neighbourhood culture)衰落有關。昔日的左鄰右里互相守望相助,如今被針鋒相對的政治撕裂及猜疑所取代。

要重塑一個正面的香港人身份,從而建設一個所有人皆可共享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不應只依賴情感強烈但政治色彩更為激烈的「黃藍經濟圈」文化,更需要一個多元而互動性的身份構建過程。是次區議會選舉之後,政府必須反思如何能夠讓不同政見的青年、中年、老年持份者能夠共同參與構建社區想像。參與性撥款(participatory budgeting)讓市民能夠參與在分配政府資源及資金過程當中,繞過重重的官僚主義,直接地投身於設計自己居住的地區的容貌及配套。與此同時,政府必須把資源投放在本地文化產業當中。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及社經系統連結,只會愈來愈鞏固及深入。但這並不代表香港應該「順應」國情而忘記自己特有的文化。粵語是一個美麗而令我感到自豪的語言,港產片(尤其是糅合中西及本土市場特徵)曾經是也應該是港人引以為榮的國際文化象徵(cultural symbol)。

真正的文化共融,需要的是一種各取所需的思維。單純地為了迎合國內受眾而罔顧香港市場的製片人,也許能夠賺大錢,但也同時失去那種特有的「香港味」,未嘗不令人感到可惜。香港身份認同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之衝擊,正正是在這種「偽零和思維」的兩極化下愈演愈烈。如果港人能夠看到中國人與港人身份兩者未必是二選其一(mutually exclusive)的話,相信對大陸及同胞的厭惡或排斥將會大大減少,有助真正的中港融合。

五、反菁英主義與菁英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

傳統菁英主義現已過時,隨着科技發展及資訊流通,菁英的「高素質知識」的價值相對大大減低。但另一邊廂的反菁英主義背後的情感主導思維,也未嘗不是一種極具隱憂的思潮。西歐、印度、英美等地的民粹主義抬頭,雖然有助顛覆傲慢而有恃無恐的菁英封閉思維,但換取的卻是更為根深柢固的長遠不穩定性。在這兩者之間,香港人必須走出「第三條路」。

這條路,筆者認為可名為解放性管治(emancipatory governance)。當中人人皆可在特定的領域或範疇裏成為「菁英」,實行一個沒有大台的共管性統治。如何能夠把這個概念應用在香港的特定環境裏,而同時迎合中央對香港的期望?這個問題,容我們在下篇再說。在此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黃裕舜  牛津政治周刊總編輯、香港羅德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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